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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驻滇巡回教育班：1940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新编制装备的部队，教育地点为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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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种兵也有巡回教育的设施，于督训制度实施后，即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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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训团（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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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部队干部素质，1940年春各战区奉令成立干部训练团，每军或师成立干部训练班，将步兵学校召集教育三个月以内的教育班次，及战区部队本身所要设立的教育单位，分别由干训团、班主办，就近召训所属各部队各级军官、军士。各团、班既先后成立，其以步校毕业学员为师资者，不啻广设步校分校，几与步校召集教育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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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又为借助盟军的教育经验，在滇、桂分设干训团，采用美方新式武器、器材，施行美式战时教育，又曾选拔将级军官，先后约五百员，校、尉级军官千余人，至印度蓝伽美国各种驻印军事学校，研习美军的教育方法。[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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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部队干部教育的性质和召集教育类似，故在此不再加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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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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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和训练，计有以下成就：（一）养成大量官兵，供应战场的需要。（二）完成各军、分校教育的标准化；至于教育和训练的中央化，也有若干程度的进展。（三）部分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能在高度艰苦的物质环境下，从事精实的教育与训练，提升战力，创造光荣战绩，实属难能可贵。虽然如此，抗战爆发后，国军基于血的教训，对编制逐渐改善，装备更加充实，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无大错，但是八年抗战中大、小会战的胜利，多属于敌人，间或有属于国军者，而所获战果也总逊于预期，推究其原因，训练不足实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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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个国家军事教育的发达，有其各种的先决条件，例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抗战时期的国军，不但本身尚未“现代化”，就是以上各项条件，竟然也无一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部队的编制、装备均不一致；教育计划多系临时性、枝节性的制订，缺乏全盘的计划；教育训练由于和考核无关联，以致不受重视，学校和部队的人事和经验也无法交流；军事学术不发达，缺乏独立的战术原则，以致向外国学习，仅得皮毛，而无战术思想；后勤补给制度不良，官兵平日忙于杂务，每星期难得有三天的训练时间；士兵文盲普遍，体格孱弱，逃兵风气普遍，无法实施有系统的教育。简单地说，军队此一机构，以及外在的社会，直至抗战时期，均尚未“现代化”，加以战时人力、物力、经费的短绌，因此教育和训练品质的低下，是极其自然的事。即使是当时已“现代化”的日军，战时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按照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时，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到七分之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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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抗战时国军教育训练品质的低下，固然主要是由于物质环境的恶劣，和内、外条件的欠缺，但是主其事者是否即全无责任？他们当时有无其他选择可作？答案应是肯定的。如想脱离恶劣物质环境的困境，当时军界即已有人建议，可将部队裁减一两个师，以其武器、装备、经费，分配各军事学校，使之能达成教育任务，对于作战及建军，必有极大助益。而全国少两三个师，对战局则毫无影响。[125]或是从两三个师中，挑出一个师的精悍士兵，以两三个师的经费，提供一师，并提高官兵的待遇。待遇提高后，可以吸收优秀的人才，减少官兵的流失，于是得以实施长期的训练，以增进其技能。此外由于待遇良好，营养良好，体力也可增强。如此练一师是一师，练一军是一军，战斗力必定坚强。[126]又如当时的共军，在训练上所面临的困难和国军类似，但是共军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个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恶劣的影响得以减小。[127]当时国军的主其事者对此虽然也曾有所努力，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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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试将战时陆军的教育训练，和民间的高等教育作一比较。两者在战时同是基于政策的需要，而作大幅度的扩充，但是由于扩张过度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致使教育品质低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战争后期，国军鉴于兵员需求降低，乃缩减教育训练机构，不但减少资源浪费，教育品质或许也有所提升。至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却未观察社会上人力资源供需状况，而加以调整，以致毕业生失业情况严重，造成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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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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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附录 陆军大学的师资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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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培养高级指挥及幕僚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继续办理。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接管陆军大学，将其隶属于军令部，招考国军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入学。北伐以后陆大的历任校长为蒋介石、杨杰、蒋介石、蒋方震（代）、蒋介石、陈仪（代）等人。北伐前校址设于北京，统一后迁往南京；抗战军兴后，先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最后迁四川重庆。抗战期间的陆大校务，主要是由万耀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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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陆大，设有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参谋补习班等班次，并设有兵学研究院培育师资。至抗战胜利时，陆大毕业生在军中虽然仅有二千余人，但是多担任重要职务，军以上参谋长，多曾接受陆大教育，国军部队倚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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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重要机构，不论海峡两岸，或是美、日学界，至今均未见有学术性的研究。[129]笔者拟根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军档案、陆大师生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及日记，以及其他史料，对陆大于抗战期间的发展史实，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借以弥补此一空白。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正则班的师资和课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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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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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于清末民初时期，总教官及兵学教官均聘日本将校担任，一切章制、教育计划、教材、教法，均仿自日本陆大。[130]胡龙骧任校长后，认为最高军事学府的教育权不应操之于外籍教官之手，乃请参谋本部和日本重订聘约，解除总教官职，改以教育长负教育全责，由国人充任，另聘日籍教官担任主要课目，并且自民国三年第四期学员入学起，教育计划改由国人主持；同时于前三期毕业学员中，选拔学识优良者入兵学研究会，由日籍教官指导，研究半年后充任兵学助教，[131]试任半年，始任兵学教官，是为日籍教官与本国教官并用之始。[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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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成功后，陆大开始聘德籍顾问辅助施教。于是德、日两国教官无形中产生了相互竞争的现象。一般认为，日本教官研究学术颇有层次，循序不乱，是其长处；加以清末留日习军事者最多，故所译军事词汇早已深入中国军人脑中，易于领悟；而为德国教官翻译者则多不谙军语，教官所授者经口译后，学生常无法立即领会其意。不过，德国教官所讲大体真实，无多保留，并且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是其长处。[133]九一八事变后，陆大日籍教授，全行辞退。直至抗战爆发前，陆大师资大多为出身日本陆大的本国教官，和少数德籍和白俄教官。[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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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陆大的师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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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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