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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法国及俄国顾问先后在陆大所授者，均以野战用兵及有关课目为主体，虽然对现代战术思想多有启迪，但较为高深的军事理论及战争指导问题，则多未传授，可见一个国家的军事教育，无法完全依赖外国。[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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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国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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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陆大的本国籍教官中，有老教官和新教官之别。老教官是指毕业于北洋时期的陆大，多年担任教官者。[146]老教官中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梅铸、林薰南、谭家骏、宗明等，学识和品德均为人所推崇，被视为是“学校之瑰宝”。第二类如赵秉衡、涂德辚、李赓铿、徐琏等，尚能胜任教官的职务。第三类如黄家濂、游凤池、陈文明、陈星垣、刘育强、胡名扬等，则属滥竽充数，所用教材陈旧，也不知进修，只打算以校养老。[147]一位陆大十期的学员即曾指出，教地形学的教官，不但对地缘学不了解，即使是对过去地形学在军事上的利害分析，也无法贯通，甚至连顾祖禹所写的《读史方舆纪要》均弄不清楚。又如后勤补给在大军作战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后勤教官仍沿用日本教官在陆大初期所用讲义，作为私人密本，长年不变，照本宣科，致使学员对于后勤战术均无法融会贯通，灵活运用。[148]一般说来，老教官的生活每多散漫，思想仍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时代，但是他们对于学校教务及行政各方面，均拥有相当大的力量，颇不利于校务改革的推动。[149]1939年，军令部曾令陆大将不能胜任的教官报部，但是似乎并未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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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官指的则是国民政府时期陆大毕业者。他们和老教官相较之下，多富进取精神，好学不倦，以求对学者有所贡献。[151]如陆大十五期毕业的张纯，1941年冬任陆大十八期战术教官，任教期间，根据他事后的回忆，“教学相长，对余学术增益良多。兼以战战兢兢，努力研究，以期满足学员之求知欲望。”[152]又如陆大十三期第一学期上师战术作业时，教官郭德权（陆大兵学研究院毕业）讲解错误，遭学生提出质疑，郭在羞愧之下，立即请辞。[153]勇于任事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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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陆大的新教官中，有一些系留学归国者。清末民初时期，军事机构派员至他国陆大留学，系由陆大毕业学员中选拔，规定学成返国后，需在陆大任教二年，先后派往日本陆大留学，约有六期。这些学员在出国前，许多职位已高至中、少将，返国后均任要职，如陆军部次长、司长，集团军参谋长、陆大教育长等，因此参谋本部对这些留学生，实无约束力量。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派遣出国者，以留美与意大利为多，返国后抗战军兴，军中正需人才，故各奔前程，规定任教一事，形同虚设。自军令部成立，陆大迁至长沙，德国顾问离华，教官乃感缺乏，军令部遂严令留学返国人员，必须回陆大任教二年。[154]万耀煌至陆大后，更请重申前令，于是留法的傅嘉仁、张少杰，留美的侯腾、杜建时、陈简中，留意的郭琦之、孙信璋、孙乾等先后回校任教。万耀煌为贯彻改进陆大教育的决心，另请陆大毕业留美的郗思绥为教务处长，以期有所作为。不料郗自制纠纷，引起苏联顾问向参谋总长何应钦抗议。又因聘请法国顾问，改以留法的傅嘉仁为教务处长，张少杰为特别班第五期主任。不料傅领导无才，更无计划，徒有虚名，加以傅、张二人不能合作，遇事互相掣肘，自法国战败投降，影响傅的心理，要求辞职。至于留意的几位教官，原非陆大毕业，出国时对意国的语文修养并不好，因此所学有限，至陆大服务后，经一年多准备，仍不敢授课。全校留学归来任教者，仅有留美的侯腾和杜建时二人尚称配合。[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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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均有其独立的教育宗旨和制度，更有其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留学生在国外所学，仅能作为本国军事教育的参考，无法全盘移植国内。况且任何国家对于高级的军事学术（如动员计划和工作），无不特别保守秘密，不许外籍学生学习，[156]因此留学生出国学军事，在先天上即有其限制。留学生返国后，照部令需至陆大任教，但是他们多半心不在此，有的想带兵，有的想做幕僚，随时均有外调的可能，故多不安于位，对于本门课程但求尽责，要想期望他们对教育或研究能有进一步的贡献，殊不可能。[157]此外，万耀煌也指出：“部队留学生品德有问题，志行不坚，所学有限，语文又差，其所以出国者，多半有强硬背景，故在国外乃至返国后与任何人不易合作，如此留学生对国家有何益处！”[158]万的批评虽然过于偏激，但是也透露出部分问题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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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赖留学生之外，陆大也自行培养师资。1915年，陆大即设有兵学研究会；1932年8月，更以兵学研究会为基础，扩展为兵学研究院，成为培养陆大兵学师资的最高机构。[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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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研究院召集的对象和方式，时有变动。战前的研究员分为专任和兼任两种。专任研究员研究期满后，成绩优良者，得由校方呈请参谋本部颁给证书；兼任研究员则不给证书，但研究期间如校方缺乏教官时，可选派兼任教官。研究员无论专任或兼任，均需“确系国内外陆军大学毕业，并服务二年以上，学验优越，成绩卓著，年龄自三十岁至四十五岁者。”[160]至1941年入学的第九期时，则研究员已不再分为专任和兼任二种，而需具备以下各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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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任各部队、机关、学校，中校以上、少将以下资深学优之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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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在国内陆军大学校正则班或特别班毕业者，或国外陆军大学校毕业者（但国内陆军大学校正则班毕业者，限自第十期以后，而出校后曾在部队服务一年以上者；特别班毕业，则限自第二期以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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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教官经验或讲学经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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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想纯正，品行端正、身体强健，确无暗疾嗜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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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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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召集的方式，战前专任研究员入院研究，需经校方慎选具有上述资格，且有兵学教官经验者，将其详细履历呈送参谋本部审核。由部派员组织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以定去取。兼任研究员则由陆大教职员中选拔，但中央各级军事机关职掌国防业务人员，如有上述资格，志愿深造者，亦得遴送一至二名，经审查合格，准其入院研究。[162]至第九期时，召集手续则分为指定召集与保送召集两种。指定召集由军令部依据陆大于历届学员毕业时，呈请保留为研究员中指定召集之。保送召集则由各军事机关、学校、部队选择具备前项所列资格之所属将校，办理保送。[163]但是事实上陆大研究院由于待遇不如部队和机关，学历又对升迁无甚助益，很少有人愿意申请保送，因此大多采用指定召集方式，向陆大各期毕业学员中物色。但是，优秀的校友，或自己不愿前来，或其部队不愿放人，能够应召返校者不多，因此师资状况每况愈下，只得就应届毕业生中选拔留充。[164]研究院结业人员，按规定需留校任教二年，[165]原可应付陆大各班次教学的需求，师资不致有缺乏之虞。但是事实不然，志愿留校任研究员者，常未能达到预定名额，而留任者之中，甚至有少校、上尉者，和原订“中校以上、少将以下”的资格相差甚远。[166]即便是入院后，有的在训练中半途而去，有的在结业后不肯留校，也有的被各部队调走，因此学校师资一直无法达成计划中的要求。[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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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抗战时期陆大教官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是确能胜任者为数不多，[168]有许多部门无人担任，常有缺乏师资之感。[169]推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事制度的不能配合。战时各级军校的教育，本应多取材于部队，以经验与学术并重，学校与部队交流，任教官数年，即按时调任队职，轮番流用，但是国军在铨叙上，过分重视队职而轻视教职，致使部队中优秀的部队长或幕僚，不愿调至学校担任教职；学校原有的教官，也常为部队较高的阶级或待遇所吸引，而见异思迁，不安于本职。学校教育当局，在缺乏外在的诱因之下，甚至往往需要以私人情感去罗致教师。[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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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除了少数是由本校教官讲授外，大多邀请民间的学者兼任。由于陆大为最高军事学府，因此前来兼课的，不乏知名学者，如马寅初、赵兰坪教经济学，萨孟武教政治学，陈大齐教心理学，[171]其中又以中央政治学校教员来校兼课者最多。[172]抗战时期，教育长万耀煌更一度请到章士钊教逻辑学，王宠惠教外交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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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陆大对于这些学科，毕竟视为副科，授课时数甚少，且缺乏师资专业化的观念。如1936年2月，军事委员会以各军事学校对于哲学多不讲求，乃规定增设哲学一门课程，以《大学》《中庸》为范围，由政治教官兼授。而陆大政治教官，系由中央政治学校教员萨孟武兼任，萨担任陆大各期政治学课程，时间已属不少，若再兼授哲学，恐难以兼顾。陆大教育长杨杰乃拟订教授程序，由近代史教官史久光兼授。[174]史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留学德国陆大，民初地位几与蒋百里齐名。[175]不过他并未将所学融会贯通，以至于学员对他讲授的课程虽有兴趣，但是却感觉毫无系统，并无法习得具体心得。[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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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课程之外，陆大的政训处并定期邀请知名人士至校作专题演讲。如第十六期时，即曾邀请浙江大学（校址也在遵义）校长张其昀演讲坚持抗战的前途。由于遵义距陪都重庆太远，不易请到军政要人，故除此之外，再没有名人至陆大演讲。[177]第十七期迁校重庆后，曾来校演讲者则有顾祝同、陈诚、冯玉祥、白崇禧、黄季陆、陈立夫、黄炎培、张治中、何应钦、李济深、罗卓英、张厉生、陈良、孙科、梁寒操、刘士毅等。其中一些演讲，由于内容精彩，令学员留下深刻印象。[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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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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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课程的内容，以研究陆、海、空三军的战术、战略，古今中外的重要战史，大兵团指挥及实施演习等为主，后勤业务、兵器学及兵要地志为辅，另有外国语文、数学、经济学、政治学、中国近代史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均体认到中日必将一战，因此陆大开始将日本作为假想敌，研究如何抗日。由于中国的装备和训练均不如日本，但是人多地大，可作持久战。陆大乃致力研究如何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战略和战术。[179]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为适应需要，乃令陆大变更整个教育计划，将修业时间由三年缩短为二年半，减少次要的课目，加紧赶授重要兵学，尤其对于特种课目如联络参谋业务、节节后退战术、青纱战术、对倭特种战术、夜战夜袭、对毒瓦斯战术，对优势炮兵、空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方法等，注重研究、教授，并将研究所得各种战法，印发各部队采用。[180]以下将陆大主要课程依序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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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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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术是陆大的主要课程，目的在研究用兵原理，运用于陆、海、空军，养成其统帅上所需的素质，兼使具备实际应用的能力，既需精通各种小部队的指挥，更宜了解大军统帅的运用。[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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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的传统的教育方式，乃是一班学员由入学至毕业，均由同一教官教授。但是教官的学识有限，若是步兵出身者，对炮科或其他兵科即不了解，其他各科也多类此，因此各兵科间互不相通。而且教参谋作业的是甲国教官，教后勤补给的则可能是乙国教官，教育即非连贯的。万耀煌担任教育长以后，有鉴于此，乃自十七期（1939年底入学》起实施改革。[182]最初三个月的课程，系讲授各兵科的基本战术原则。由于陆大战术教育是以师战术为核心，师为联合兵科的战略单位，而进陆大的学员则各兵科出身者均有，因此在联合兵种的师战术开讲前，必须先了解本兵科以外各兵种的战术原则，然后可以融会贯通，为未来学习师战术奠下基础。[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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