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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过多。陆大正则班每期所开设的课程,共有六十余种,博而不精,[216]学生负担沉重,加以作业多,“几乎每天都要作到深夜才入睡”,[217]致使许多内容均来不及好好消化,加以离校后又无暇温习,学习效果自然受到影响。[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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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偏重外国材料。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先后受到日、德、美等列强的影响,始终未能培养本土的军事思想。战前即已有人批评陆大的学员们,提起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史列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西洋战史时,如数家珍,但是对于如何动员农民抗日的问题,所花的时间却甚少。[219]如陆大的战史课程,即侧重于外国战史的讲授。如前所述,本国战史的授课时数,仅占战史总授课时数的约百分之十,实为本末倒置。直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陆大的此项缺点仍未能改进,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军事评论家,仍有以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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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陆军大学的教官,他能很详细地告诉你日俄战史、拿破仑战史、菲特列大王战史、坦能堡战史、世界大战史、德黑兰海战史等等,但是如果你问他江西剿匪战史、二万五千里追击共匪战史、东北剿匪战史、华中剿匪战史,甚至沂蒙山区剿匪战史,以及共匪战略、战术特质的研究等等,他将无法详答,甚至瞠目不知所对。[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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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言论,虽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认的,仍然透露出部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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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忽略实作。虽然陆大每期均实施现地战术、高司演习、参谋旅行,以磨炼战术,但是根据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Falkenhausen)的观察,陆大的课程仍有理论时数过多,实作时间太少的弊病。[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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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军校课程缺乏联系。陆大教育和军校基础教育各自为政,不相联系,不但在精神上漠不相关,即所学课程也各不相同,难期一贯。[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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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高等军事教育,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从师资和课程两方面,将近代中国的高等军事教育和德、美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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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一般被视为是1845—1945年之间最好的军事深造教育机构,而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对象。普鲁士的战争学院和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军中及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声望甚至高于一般民间的大学,因此不但能够吸引军中的精英前来投考,同时也能吸引一流人才至校任教。对于一个普鲁士军人来说,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不会妨碍在军中的发展,反而拥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待遇优厚,另一方面也被视为是升迁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为大家所企盼的工作。在课程方面,战术为普鲁士战争学院唯一重要的课目,在三年的修业期限中,各种战术课程即占了总授课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鲁士战争学院的修业年限,被迫由三年缩短为六个月至一年,1943年起固定为十八个月。修业年限虽然缩短,但是战时指挥官的素质并未严重下降,其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战争学院本身采取了一些调整,有朝向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趋势,并且为未曾受过战争学院完整训练的新任师长以上人员,开设短期课程。第二,战争学院毕业后,需先经过见习阶段,始派任参谋职务。第三,战时许多高级职位仍为战争学院毕业生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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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培育参谋军官和用兵人才(experts the operational art of war)的机构而言,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但是,在培育高级指挥人才方面,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似乎仍然有所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普鲁士的军队和整个社会对于战争的界定方式,相对地不重视军事以外的因素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归诸军官的声望过高,以至于他们很少被要求应精于他们专业以外的学科。战争学院的课程中,虽然也有关于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的科目,但是重要性并不能和军事课程,甚至外国语文的课程相比。同时,战争学院也并未试图开设对于近代战争极为重要的科技课程。简单地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战争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只是单纯的军人。这项缺点,最后为希特勒所利用。从这方面看,战争学院一方面是德军成功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它最后失败的原因。[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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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的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在成立之初,原希望能够成为具有崇高声望的教育机构,以吸引军中最优秀的人才。当首任校长布里斯(Tasker Bliss)后来成为参谋长(chief staff)后,此项政策得以实施。但是以后的历任校长,均无法再有他那样的成绩,校长一职的重要性遂逐渐下降,而成为退伍前的酬庸职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经多次改组,课程的重点也屡次改变,忽而强调参谋作业,忽而强调指挥艺术,忽而强调通识教育、军事史,或是兵棋演习(war games)。同一时期,外宾演讲的次数却日益增加(创校之初,曾将其控制至最少),直至每年不少于一百三十次,使得学员没有时间从事独立作业(independent work)。1936至1937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首度试图颁发大学文凭给毕业生,但未获成功,或许即和此有关。在师资方面,大多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教师,不是在军中事业已到顶点无法再有所作为的军官,即是无法在民间学术市场找到工作的文人。因此,学员在战争学院中要想学到一些东西,极为困难。无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集团军(army group)以下的指挥官,素质大多不如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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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点方面,美国或许是世界各国中,最早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未来战争影响的国家。早在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美国的国防部长巴克(N.D.Barker)即已体认到,在战争时期,一个现代的军官对于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机构——不论是政府机构或是工业机构,均应有充分的了解。这种看法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首任校长麦克安德鲁(James McAndrew)采行。在实施时,虽然经常由于缺乏适当的师资而受阻,但是战争学院的课程仍然显示出外交政策、国家的战争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 in war)、武力与经济力量的协同使用(the coordinated use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以及舆论的角色,逐渐地受到重视。这些因素或许有助于解释,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最杰出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在轴心国中均无法找到类似的人物;或许也可以作为部分原因,解释何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制定极佳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并且执行得很好,使得在只丧失三十万人的情况下,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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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新式军事教育,自清末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一直落后于先进国家,如1925年,学者丁文江即曾对当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作了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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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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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抗战时期,陆大外籍教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本国教官的素质,仍然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其原因在于中国的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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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方面,陆大自清末以来,似乎也未能与时俱进,万耀煌甚至认为“从北京到遵义,陆大的教材与教育内容都毫无进步,只有在战术、战略方面略有改革”。[226]直至抗战后期,才有较多新课程的开设。和德国战争学院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和德、美战争学院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介绍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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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中国陆大在师资和课程上的这些缺陷,有许多并非仅为陆大一校所独有,而是近代中国各高等教育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227]因此,战时陆大的发展经验,不仅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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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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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应钦:《军队教育的目的和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8页。原文成于193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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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六)》,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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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明凯:《抗战中的军事训练》,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913—970页;林德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之整军舆备战》,台北:学生书局,199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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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鼎英:《本校拟移南京办法呈请校长辞职情形》,《方教育长言论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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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宣传部裁兵建国宣传大纲》,首都各界庆祝纪念暨全国统一大会编《裁兵与建国》,编者印行,192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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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台北:四川文献杂志社,1978,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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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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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崇禧:《白部长训词(二)》,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军事教育会议纪录》,编者印行,1939,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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