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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过多。陆大正则班每期所开设的课程，共有六十余种，博而不精，[216]学生负担沉重，加以作业多，“几乎每天都要作到深夜才入睡”，[217]致使许多内容均来不及好好消化，加以离校后又无暇温习，学习效果自然受到影响。[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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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偏重外国材料。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先后受到日、德、美等列强的影响，始终未能培养本土的军事思想。战前即已有人批评陆大的学员们，提起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史列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西洋战史时，如数家珍，但是对于如何动员农民抗日的问题，所花的时间却甚少。[219]如陆大的战史课程，即侧重于外国战史的讲授。如前所述，本国战史的授课时数，仅占战史总授课时数的约百分之十，实为本末倒置。直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陆大的此项缺点仍未能改进，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军事评论家，仍有以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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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陆军大学的教官，他能很详细地告诉你日俄战史、拿破仑战史、菲特列大王战史、坦能堡战史、世界大战史、德黑兰海战史等等，但是如果你问他江西剿匪战史、二万五千里追击共匪战史、东北剿匪战史、华中剿匪战史，甚至沂蒙山区剿匪战史，以及共匪战略、战术特质的研究等等，他将无法详答，甚至瞠目不知所对。[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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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言论，虽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认的，仍然透露出部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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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忽略实作。虽然陆大每期均实施现地战术、高司演习、参谋旅行，以磨炼战术，但是根据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Falkenhausen）的观察，陆大的课程仍有理论时数过多，实作时间太少的弊病。[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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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军校课程缺乏联系。陆大教育和军校基础教育各自为政，不相联系，不但在精神上漠不相关，即所学课程也各不相同，难期一贯。[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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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高等军事教育，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从师资和课程两方面，将近代中国的高等军事教育和德、美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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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一般被视为是1845—1945年之间最好的军事深造教育机构，而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对象。普鲁士的战争学院和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军中及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声望甚至高于一般民间的大学，因此不但能够吸引军中的精英前来投考，同时也能吸引一流人才至校任教。对于一个普鲁士军人来说，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不会妨碍在军中的发展，反而拥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待遇优厚，另一方面也被视为是升迁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为大家所企盼的工作。在课程方面，战术为普鲁士战争学院唯一重要的课目，在三年的修业期限中，各种战术课程即占了总授课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鲁士战争学院的修业年限，被迫由三年缩短为六个月至一年，1943年起固定为十八个月。修业年限虽然缩短，但是战时指挥官的素质并未严重下降，其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战争学院本身采取了一些调整，有朝向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趋势，并且为未曾受过战争学院完整训练的新任师长以上人员，开设短期课程。第二，战争学院毕业后，需先经过见习阶段，始派任参谋职务。第三，战时许多高级职位仍为战争学院毕业生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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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培育参谋军官和用兵人才（experts the operational art of war）的机构而言，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但是，在培育高级指挥人才方面，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似乎仍然有所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普鲁士的军队和整个社会对于战争的界定方式，相对地不重视军事以外的因素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归诸军官的声望过高，以至于他们很少被要求应精于他们专业以外的学科。战争学院的课程中，虽然也有关于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的科目，但是重要性并不能和军事课程，甚至外国语文的课程相比。同时，战争学院也并未试图开设对于近代战争极为重要的科技课程。简单地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战争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只是单纯的军人。这项缺点，最后为希特勒所利用。从这方面看，战争学院一方面是德军成功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它最后失败的原因。[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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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的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在成立之初，原希望能够成为具有崇高声望的教育机构，以吸引军中最优秀的人才。当首任校长布里斯（Tasker Bliss）后来成为参谋长（chief staff）后，此项政策得以实施。但是以后的历任校长，均无法再有他那样的成绩，校长一职的重要性遂逐渐下降，而成为退伍前的酬庸职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经多次改组，课程的重点也屡次改变，忽而强调参谋作业，忽而强调指挥艺术，忽而强调通识教育、军事史，或是兵棋演习（war games）。同一时期，外宾演讲的次数却日益增加（创校之初，曾将其控制至最少），直至每年不少于一百三十次，使得学员没有时间从事独立作业（independent work）。1936至1937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首度试图颁发大学文凭给毕业生，但未获成功，或许即和此有关。在师资方面，大多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教师，不是在军中事业已到顶点无法再有所作为的军官，即是无法在民间学术市场找到工作的文人。因此，学员在战争学院中要想学到一些东西，极为困难。无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集团军（army group）以下的指挥官，素质大多不如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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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点方面，美国或许是世界各国中，最早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未来战争影响的国家。早在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美国的国防部长巴克（N.D.Barker）即已体认到，在战争时期，一个现代的军官对于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机构——不论是政府机构或是工业机构，均应有充分的了解。这种看法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首任校长麦克安德鲁（James McAndrew）采行。在实施时，虽然经常由于缺乏适当的师资而受阻，但是战争学院的课程仍然显示出外交政策、国家的战争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 in war）、武力与经济力量的协同使用（the coordinated use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以及舆论的角色，逐渐地受到重视。这些因素或许有助于解释，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最杰出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在轴心国中均无法找到类似的人物；或许也可以作为部分原因，解释何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制定极佳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并且执行得很好，使得在只丧失三十万人的情况下，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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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新式军事教育，自清末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一直落后于先进国家，如1925年，学者丁文江即曾对当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作了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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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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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抗战时期，陆大外籍教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本国教官的素质，仍然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其原因在于中国的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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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方面，陆大自清末以来，似乎也未能与时俱进，万耀煌甚至认为“从北京到遵义，陆大的教材与教育内容都毫无进步，只有在战术、战略方面略有改革”。[226]直至抗战后期，才有较多新课程的开设。和德国战争学院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和德、美战争学院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介绍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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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中国陆大在师资和课程上的这些缺陷，有许多并非仅为陆大一校所独有，而是近代中国各高等教育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227]因此，战时陆大的发展经验，不仅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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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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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应钦：《军队教育的目的和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8页。原文成于193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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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六）》，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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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明凯：《抗战中的军事训练》，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913—970页；林德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之整军舆备战》，台北：学生书局，199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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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鼎英：《本校拟移南京办法呈请校长辞职情形》，《方教育长言论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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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宣传部裁兵建国宣传大纲》，首都各界庆祝纪念暨全国统一大会编《裁兵与建国》，编者印行，192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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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台北：四川文献杂志社，1978，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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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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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崇禧：《白部长训词（二）》，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军事教育会议纪录》，编者印行，1939，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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