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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点方面,美国或许是世界各国中,最早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未来战争影响的国家。早在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美国的国防部长巴克(N.D.Barker)即已体认到,在战争时期,一个现代的军官对于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机构——不论是政府机构或是工业机构,均应有充分的了解。这种看法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首任校长麦克安德鲁(James McAndrew)采行。在实施时,虽然经常由于缺乏适当的师资而受阻,但是战争学院的课程仍然显示出外交政策、国家的战争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 in war)、武力与经济力量的协同使用(the coordinated use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以及舆论的角色,逐渐地受到重视。这些因素或许有助于解释,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最杰出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在轴心国中均无法找到类似的人物;或许也可以作为部分原因,解释何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制定极佳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并且执行得很好,使得在只丧失三十万人的情况下,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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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新式军事教育,自清末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一直落后于先进国家,如1925年,学者丁文江即曾对当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作了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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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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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抗战时期,陆大外籍教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本国教官的素质,仍然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其原因在于中国的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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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方面,陆大自清末以来,似乎也未能与时俱进,万耀煌甚至认为“从北京到遵义,陆大的教材与教育内容都毫无进步,只有在战术、战略方面略有改革”。[226]直至抗战后期,才有较多新课程的开设。和德国战争学院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和德、美战争学院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介绍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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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中国陆大在师资和课程上的这些缺陷,有许多并非仅为陆大一校所独有,而是近代中国各高等教育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227]因此,战时陆大的发展经验,不仅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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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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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应钦:《军队教育的目的和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8页。原文成于193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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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六)》,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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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明凯:《抗战中的军事训练》,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913—970页;林德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之整军舆备战》,台北:学生书局,199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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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鼎英:《本校拟移南京办法呈请校长辞职情形》,《方教育长言论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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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宣传部裁兵建国宣传大纲》,首都各界庆祝纪念暨全国统一大会编《裁兵与建国》,编者印行,192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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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台北:四川文献杂志社,1978,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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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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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崇禧:《白部长训词(二)》,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军事教育会议纪录》,编者印行,1939,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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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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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崇禧:《陆军军事教育现况与最近军队教育之改进》,《军事杂志》第153期,1943年12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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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荣鸿胪、李正兴:《太原解放前山西历届军事学校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五辑,1963年11月,第124—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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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帆:《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是怎样产生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2年12月,第134—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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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果达、余锁顺:《近代在华外国军事顾问》,《军事史林》1987年第二期,第33页。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对中国的影响,可参阅陈存恭:《蒋公与俄德籍军事顾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下册,台北:编者印行,1986,第363—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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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防部”史政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事合作纪要》,台北:编者印行,1962,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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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世勋:《对西南干训团美军教育之心得》,《军事杂志》第164期,1945年3月,第46—47页;戴坚:《战阵新法——为纪念本师成立三周年而作》,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荣誉第二师政治部,1946,第43页;唐书新:《美国军事教育之剖视》,《兵略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51年9月,第67—70页;杨鹤立:《昆明虎帐夜谈兵——杂记中美训练团人和事》,侯文经编《行健八十年》上册,台北:海外华侨文化服务中心,1982,第159—160页;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第537—538页;黄杰:《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工作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4,第10、22、46—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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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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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俊:《国军教育讲演词》,《军事杂志》第47期,1932年11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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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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