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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战史的课程，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如陆大第十期（1935年毕业）时，中国战史尚无人教，只是由教育长杨杰讲了几次。[199]第十一期时，也未见有中国战史的课程；[200]但是自第十二期起，开始设有中国战史的课程，由龚浩担任；[201]至十五期时，和中国有关的战史课程，已有三种，兹将名称及讲授大纲列举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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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命军战史：①战争之动机；②动员及军队编成；③作战计划；④各会战经过之概况；⑤军内师或独立旅在各种情况及地形上攻防、遭遇、持久战之显明战例，并基此课以问题；⑥敌我胜负之所见；⑦在装备、素质及精神上对外作战应行改良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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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日战史：①甲午战役之研究；②庚子战役之研究；③一·二八沪战之研究；④冀东热河作战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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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战史：①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海战之经过；②欧战前海军之战略及战时各次海战经过；③各次海战之批评及其所得之教训。[202]不过，以上三门课程授课时数的总和，仅占战史总授课时数的约百分之十，其重要性仍无法和西洋战史课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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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课程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以讲授为主，但是也有作业和讨论，即将历史上重要战役的各种资料做成想定推演，让学生针对教官所提供的资料，下决心，作部署，并各自申述其理由，相互辩论，最后由教官讲述当时指挥官实际上所做的处置，供学员对照。如此一来，将战史和战术两门课程结合，可加深学员对战术理论的修养。除了课堂讲授外，有时更实施战史旅行，如第十期即曾至青岛，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日两国在青岛的攻防战。[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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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谋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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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要务是陆大第三门要课，以养成平时和战时参谋勤务上所需要的智能为目的，所包括的课程主要计有输送学（含铁道、船舶、汽车、航空输送）、筑城学（含野战筑演学和永久筑城学）、辎重勤务、兵要地理（含陆军、海军兵要地理及各国兵要地理）、各国兵备、兵站勤务、兵器学、参谋业务、军队机械化、经理学、交通学、军队动员等。[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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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术和战史是陆大最注重的学科，一般教官和教员对于这些学科也最感兴趣，最喜欢研究。事实上，参谋要务所讨论的军制学和后方勤务，也极为重要。但是，一般军事学校和陆大却不重视，教的人既没有详细讲解、切实指导，学的人也就以此为枯燥无味，随便忽视过去。委员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陆大学员的演讲中，指出这项缺点，认为如此当然不能养成健全的指挥官和幕僚人员。[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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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军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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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课程中，授课时数最多者为外国语文，陆大自南京时期起，即开设有英、日、德、法、俄五种语文，学员可任选一种。抗战爆发后，军令部为适应情势的需要，命陆大增加学习日、俄两国语文的人数。[206]抗战期间，学员每天均需上外国语文课一小时，可见对外文的重视。陆大对于外文课程的要求为“须使能直接听讲及口译笔述”。[207]学员中有多少人能够达此要求，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有一部分人的外文程度，经过两年的磨炼后，颇为可观。如十三期的尹国祥，早年曾在教会中学读过法文，入陆大后乃请求校方增设法文班，校方从善如流，立即增设。当时，有德国顾问多人在校任教，尹为听讲便利起见，另至德文班修习德文。两年后，图上战术作业时，已可用德文译答，并获德国顾问的当面嘉许。[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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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国语文，陆大还广泛地开设了各种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课程，如第十五期即开设有国际公法（三十小时）、外交史（三十小时）、党义（二十五小时）、政治学（二十小时）、国法学（二十小时）、经济学（二十小时）、国际政治（二十小时）、社会学（十六小时）、各国革命史（十四小时）、最近世界史（十小时）、战时财政学（十小时）、哲学（十小时）、统计学（十小时）、宣传学（六小时）、心理学（六小时）、新闻学（六小时）等十六门。[209]新课程的增设，大多是出自上级的命令，如战前军事委员会的下令增设哲学课程（如前所述），以及1942年军令部的下令增设统计学课程，[210]而甚少是出于陆大本身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党义一门仅占二十五小时，尚不及国际公法和外交史的时数多，显示陆大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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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陆大还开了骑术和汽车驾驶两门实用技术的课程，除了演习、休假等日数外，每周各有三小时。[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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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的人文及社会科学课程外，陆大偶尔并于学员毕业前，实施补充教育。如1940年4月，特别班第四期和将官补习班即共同接受为期半个月的补充教育，正则班十七期也参加听课。主讲者包括政府文武高级首长，所授课目，举凡抗战建国纲领、宪法、经济、战时经济政策、西南政策、外交政策、敌情分析、走私贩毒对法币信用的破坏、日军经济封锁政策、军事上战略战术检讨、人事制度的现状，以及各部门业务报告，无不详细介绍，使学理与实际相结合，对于学员日后带兵、作战及治事，均有益处，因此听者“孜孜不倦”。[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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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陆大的各项课程中，最精彩的部分乃在于应用战术的演练，可谓是精益求精。战术教官对于《战斗纲要》一书的研究，均相当透彻，其淬炼的判断与构想的深入，令人不能不承认陆大此项传统教育方式，实为最大成就。[213]陆大由于修业时间较长，学员经过密集的战术磨炼，才逐渐对军事战略和用兵作战有比较完整的概念，[214]有些陆大校友甚至认为“在抗战中较诸敌人，我们武器装备落后，火力比不上敌人，但在战术运用方面，我同学决不逊于日军之同级军官。证以中印公路之作战，打通印缅路时，一往直前，毫无困难。嗣又在湘西芷江作战时，彻底粉碎敌之战略攻势，致日寇不敢再侥幸冒险。因该时国军已获得美方新式武器装备，可与敌一较长短。”[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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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陆大课程的缺点，根据军界人士及外国顾问的观察，计有以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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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过多。陆大正则班每期所开设的课程，共有六十余种，博而不精，[216]学生负担沉重，加以作业多，“几乎每天都要作到深夜才入睡”，[217]致使许多内容均来不及好好消化，加以离校后又无暇温习，学习效果自然受到影响。[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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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偏重外国材料。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先后受到日、德、美等列强的影响，始终未能培养本土的军事思想。战前即已有人批评陆大的学员们，提起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史列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西洋战史时，如数家珍，但是对于如何动员农民抗日的问题，所花的时间却甚少。[219]如陆大的战史课程，即侧重于外国战史的讲授。如前所述，本国战史的授课时数，仅占战史总授课时数的约百分之十，实为本末倒置。直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陆大的此项缺点仍未能改进，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军事评论家，仍有以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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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陆军大学的教官，他能很详细地告诉你日俄战史、拿破仑战史、菲特列大王战史、坦能堡战史、世界大战史、德黑兰海战史等等，但是如果你问他江西剿匪战史、二万五千里追击共匪战史、东北剿匪战史、华中剿匪战史，甚至沂蒙山区剿匪战史，以及共匪战略、战术特质的研究等等，他将无法详答，甚至瞠目不知所对。[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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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言论，虽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认的，仍然透露出部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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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忽略实作。虽然陆大每期均实施现地战术、高司演习、参谋旅行，以磨炼战术，但是根据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Falkenhausen）的观察，陆大的课程仍有理论时数过多，实作时间太少的弊病。[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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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军校课程缺乏联系。陆大教育和军校基础教育各自为政，不相联系，不但在精神上漠不相关，即所学课程也各不相同，难期一贯。[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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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高等军事教育，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从师资和课程两方面，将近代中国的高等军事教育和德、美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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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一般被视为是1845—1945年之间最好的军事深造教育机构，而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对象。普鲁士的战争学院和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军中及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声望甚至高于一般民间的大学，因此不但能够吸引军中的精英前来投考，同时也能吸引一流人才至校任教。对于一个普鲁士军人来说，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不会妨碍在军中的发展，反而拥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待遇优厚，另一方面也被视为是升迁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战争学院任教，不仅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为大家所企盼的工作。在课程方面，战术为普鲁士战争学院唯一重要的课目，在三年的修业期限中，各种战术课程即占了总授课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鲁士战争学院的修业年限，被迫由三年缩短为六个月至一年，1943年起固定为十八个月。修业年限虽然缩短，但是战时指挥官的素质并未严重下降，其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战争学院本身采取了一些调整，有朝向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趋势，并且为未曾受过战争学院完整训练的新任师长以上人员，开设短期课程。第二，战争学院毕业后，需先经过见习阶段，始派任参谋职务。第三，战时许多高级职位仍为战争学院毕业生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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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培育参谋军官和用兵人才（experts the operational art of war）的机构而言，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但是，在培育高级指挥人才方面，普鲁士的战争学院似乎仍然有所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普鲁士的军队和整个社会对于战争的界定方式，相对地不重视军事以外的因素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归诸军官的声望过高，以至于他们很少被要求应精于他们专业以外的学科。战争学院的课程中，虽然也有关于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的科目，但是重要性并不能和军事课程，甚至外国语文的课程相比。同时，战争学院也并未试图开设对于近代战争极为重要的科技课程。简单地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战争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只是单纯的军人。这项缺点，最后为希特勒所利用。从这方面看，战争学院一方面是德军成功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它最后失败的原因。[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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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的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在成立之初，原希望能够成为具有崇高声望的教育机构，以吸引军中最优秀的人才。当首任校长布里斯（Tasker Bliss）后来成为参谋长（chief staff）后，此项政策得以实施。但是以后的历任校长，均无法再有他那样的成绩，校长一职的重要性遂逐渐下降，而成为退伍前的酬庸职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经多次改组，课程的重点也屡次改变，忽而强调参谋作业，忽而强调指挥艺术，忽而强调通识教育、军事史，或是兵棋演习（war games）。同一时期，外宾演讲的次数却日益增加（创校之初，曾将其控制至最少），直至每年不少于一百三十次，使得学员没有时间从事独立作业（independent work）。1936至1937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首度试图颁发大学文凭给毕业生，但未获成功，或许即和此有关。在师资方面，大多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教师，不是在军中事业已到顶点无法再有所作为的军官，即是无法在民间学术市场找到工作的文人。因此，学员在战争学院中要想学到一些东西，极为困难。无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集团军（army group）以下的指挥官，素质大多不如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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