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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数越级指挥的手令，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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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越级指挥作战的手令，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蒋介石有时以手令干预机微，使得下层机关缺乏主动精神，凡事均仰赖蒋的裁示。此种习性一旦养成，对于党政军一般事务的影响尚小，如遇战事，则影响甚大。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57]如果每派一兵、移一步均需听命于千里外的统帅，未有不违时失机自取溃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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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亲自指挥破坏体制。蒋介石所采取的集权式部队指挥模式，使得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于接到上级函电时，先看公文末端，如有“中正手启”字样，即需特别注意；如为“中正侍参”（即由侍从室主办），也还重视，但是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即需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因此，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此种以个人权威取代机构权威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其效果，但是无法持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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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即靠下达手令维持其统治的威信。1947年夏季以后，蒋在军事上居于守势，但他依然依赖手令，并责成军务局对手令加强检查催办的制度，每隔数日即向受令者（单位）发出通知书，查询办理情况。[59]但是，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他的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1948年12月，第十二兵团的一位军长杨伯涛对于该兵团官兵接到蒋手令后的反应，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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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了十几天之后，官兵极度疲惫，对解放军的夜间攻击非常恐惧。各个阵地守军与友好通电话时，互相道别，未卜明朝能否相见。当晨星荧荧、东方放明的时候，我们都两眼望天，看天气好不好，期盼从天上掉下粮食和弹药来。但是这天南京飞机投下的粮弹微不足道，却投下一袋文件，其中是蒋委员长给黄维和各军军长的亲笔信，另外从飞机上洒下一张张传单，是蒋委员长对第十二兵团全体官兵所颁发的嘉慰令。亲笔信和嘉慰令的内容，无非是为国民党军官兵打气，说这次战役官兵如何英勇，解放军已遭到严重打击，伤亡惨重，崩溃在即，只要再坚持下去，就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对官兵的忠勇表示无比的欣慰关怀，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等。这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的激起了所有官兵对蒋介石的怨愤，大家要的就是粮食、弹药、援军，开空头支票抵什么用，实际是一道催命符。大家意识到催命符一到我们就快完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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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文字系完成于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此对于蒋介石和该军长所在第十二兵团的官兵情绪的描述或有欠客观，不过仍可从中看出手令效力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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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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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蒋介石所颁手令，如依种类区分，以军事类为最多，政治类次之，党务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上观察，显示出蒋介石治理的幅度极广，与传统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并无太大的不同；他重视宣传，也与北洋时期的统治者类似；不过蒋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与过去的统治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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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蒋介石所颁布的手令虽多，但是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是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一些越级指挥的手令，大多限于作战指挥方面，在一般有关党政事务的手令中，越级指挥者极为罕见，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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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蒋于指挥作战时，好发手令越级指挥，一方面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蒋个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有关，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存在于当时军事将领之中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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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蒋好发手令，也是长官笼络部属的一种手段。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困，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长官越级笼络部属，在当时实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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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蒋好以手令越级指挥作战，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级指挥，每多采取各种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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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蒋所颁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与鼓舞士气的效果，不过同时也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及破坏体制等负面影响。国共内战后期，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其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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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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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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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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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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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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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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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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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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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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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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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1991年第36辑，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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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11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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