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18320 袁世凯在北京所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民国政坛上的第一个大一统政府。不过此一政府虽然名曰“共和”，其实是袁世凯逐步实施独裁统治的机器。不料，袁氏政权仅维持了两年多，即告瓦解。随即而来的北洋时期，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若干派系的结盟，各派系即将自己的幕僚安置于关键的位置，作为协调的工具。如直皖合作时，直系的王克敏、皖系的曾毓雋，即各自代表其派系领袖冯国璋和段祺瑞，先后于内阁中策划，目的在于维护派系在中央的利益，而非中央本身的统一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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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22 至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的巩固，幕僚的协调又逐渐回复至以巩固中央为目的。当时国民政府的体制，和袁世凯时期相较，殊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程度已大为提高。除了党、政、军各部门之间需要协调外，各派系之间的协调，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均十分重要，因此必须仰仗能干的幕僚。例如蒋介石虽然是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但是各个政治分会主席均为各军系的领袖，各自盘踞一方。蒋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回应。对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蒋请出党国元老邵元冲任其分会秘书长；对于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蒋请出吴忠信作为中央与桂系之间的桥梁；对于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和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蒋则让何成濬以总参议的名义居间协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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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24 在政府高层的人事安排上，蒋也十分重视幕僚的运用。以1928年国民政府的组成为例，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为专供摆设之用，副院长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党国元老胡汉民和林森：司法院院长为法界耆宿王宠惠，副院长为革命元勋张继；考试院院长为“理论家”戴季陶，副院长为“太子派”孙科；监察院院长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为CC系的领袖陈果夫。行政院之下的第一部——内政部，由晋军领袖阎锡山出掌，粤系的李济深和桂系的李宗仁，分别担任参谋总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为了使此一由各派系拼凑而成的政府能够顺利运作，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参军长，[3]负责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以古应芬为文官长，负责蒋、胡之间的协调；又以吴铁城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秘书长，负责党内的协调。此外，对于军方内部的协调，则由林蔚、钱大钧、张治中等人负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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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30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沟通型幕僚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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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32 成功的沟通型幕僚，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个人的才干，二是良好的社会关系，三是能够不辞辛劳，在个人才干方面，这批人多有擅于言词和遇事机警的特质，例如张群“极善言辞”，何成濬有“三寸不烂之舌”和“纵横家特长”，[5]吴铁城“平日喜交游，善应对，他那恢宏的气度，磅礴的才气，爽朗的个性和庄谐并发的词令，对任何人都有一份吸引力”。[6]在社会关系方面，这批人多有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例如吴铁城，即有人认为他什么朋友都可以交，什么人才都可以用，无论什么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的交游广阔，无论何种领域、何种阶层，均有广泛的接触。他既是政学系重要成员，又与国民党内元老派、孙科“太子系”、CC系、黄埔系、朱家骅系，甚至海外华侨，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人际关系网络之密，在近代人物中无人可比。[7]何成濬则是“既善与人交，又乐于助人”。[8]他利用江湖义气与一起抽鸦片烟的方式广泛结交青、洪帮分子，通过这些人拉拢一些杂牌部队；又借着与蒋的关系，获得一些杂牌部队的信任。[9]而张群和何成濬的共同特色，是既熟悉南方的军政人物，和北方的军政人物也多有来往，是为蒋策反敌对势力的最佳人选。最后，这批人多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例如张群于中原大战时期奉派赴东北拉拢张学良，他为了达成任务，竟然打破平日的生活规律，陪张学良打了二十一个通宵的麻将，并有意“放水”，使其心情愉快。[10]何成濬拉拢刘湘，也花了极长的时间，他通过友人牵线，与刘湘通信，竟长达10年之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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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34 民国时期，各地军系割据一方，但是均有幕僚在各方奔走协调，合纵连横，何以蒋的幕僚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一般以为，蒋氏幕僚除了上述三项条件之外，尚拥有以下两项优势，系为对手无法相比者。第一，财力雄厚，可以重金收买对方。例如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恐阎锡山与冯玉祥的势力与桂系合流，乃期盼云南的龙云能够出兵，以免腹背受敌。3月，蒋电请张群转告王柏龄赴滇促请龙云出兵，中央可提供30万元“出兵费”，[12]后又陆续追加至100万元，足供滇军三个月之用。[13]此外，各方均急欲争取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均派有说客停留沈阳。最后张学良倒向中央，主要是蒋所能提供的条件最为优厚，张群、吴铁城赴东北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尚可随时自中国银行提款取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高过日本25元的价格，为国府订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给东北250万元。[14]1930年8—9月间，蒋介石连发数电催张出兵，又承诺提供“出兵费”200万元及公债1 000万元。[15]除了张学良本人，张、吴二人对其手下也进行收买。例如吴铁城即曾以山珍海味，遍请张学良总司令部高级人员赴宴，并由其妾周旋其间，负责招待。堂前设有十余桌麻将，宾客就席娱乐者，每人面前抽屉各置大洋20 000元，胜者可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均与吴成为好友。同一时间，阎锡山与冯玉祥也派代表贾景德与薛笃弼在沈阳进行游说工作，不过由于所带经费有限，与吴铁城等相较，在相形见绌，即送礼3 000元也需要去电请示。[16]据一项资料显示，张、吴二人所用交际费，共计在100万以上，而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贾景德，每月所花交际费仅有5 000元，因此在争取张学良时，即居于不利地位。又如何成濬为了收买东北军于学忠的重要干部马廷福，甚至通过旧部陶敦礼许以300万现洋[17]（另一说为200万），[18]并先汇至沈阳中国银行100万元作为订金，争取马投蒋。[19]第二，拥有封官授爵的权力。北伐期间，蒋介石为了拉拢地方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曾委任新投靠中央的地方军人军长名义，达数十人之多。[20]中原大战期间，蒋为了争取张学良，先于6月12日电告吴铁城，表示将北方政治委托张学良，并促张尽速出兵。[21]9天后正式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22]并派张群与胡若愚（张学良代表），携陆海空军副司令派令及印信赴东北与张学良洽商。[23]蒋又曾先后请张学良对赴俄代表，外交部次长，青岛、北平、天津三市市长，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24]等重要职位，推荐人选；而阎方代表贾景德等向张游说时，仅允诺将来组织政府时，由张方罗文干任司法部部长，王荫泰或莫德惠任外交部部长。[25]又如1933年中央争取川系将领刘湘时，任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亦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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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40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沟通型幕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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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42 何成濬为蒋阵营中长期担任沟通工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生于1882年，与黄兴为两湖书院同学。1907年，赴日学习，从黄兴建议，入振武学校习陆军。次年，经黄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返国后，仍追随黄参加革命。[26]1917年，随孙文赴粤，参加护法军政府。孙命何负责联络长江各省军队，并以湖北位控长江上、下游，地位重要，嘱特别注意。其时湖北革命武力中硕果仅存者，为驻荊沙的石星川。何乃潜往沙市，策动石部独立。[27]1920年10月，又以孙文代表的名义驻长沙，与湘省都督谭延闿商洽，希出兵讨伐据粤的桂系，并兼负联络川、鄂两省责任。[28]1922年3月，奉孙文之命前往云南，游说滇督唐继尧出兵支持军政府护法，盼以唐抑制广东的陈炯明。何于昆明盘桓三月之久，因唐缺乏诚意，不能寄以希望，乃返上海，而陈炯明叛变之传言也已成为事实。旋又奉孙文之命赴福建，联络延平镇守使王永泉，使其与许崇智的北伐军合作驱走闽督李厚基。[29]1924年，率部至粤，驻扎粤汉路整理，改称鄂军，任总指挥；10月，大元帅孙文督师北伐，鄂军改称建国军，何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谭延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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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44 1926年，北伐军兴，何担任驻沪总代表，主持与各方联络之责，并以孙传芳为主要联络的对象。何、孙两人虽属旧交，为日本士官同学，但向少过从。何提议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为东南五省领袖，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31]成功则“孙取北京，蒋收武汉，平分天下”。[32]但是孙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企图利用北伐军与吴佩孚交战，坐收渔人之利，保持甚至扩大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势力，[33]不肯与蒋合作，何的沟通工作因而失败。1927年3月，蒋介石派何成濬与张学良在彰德会晤，何劝张参加国民革命，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答应劝说其父张作霖罢兵言和。但张作霖此时决心与革命军一争高下，张学良不得不衔命作战。[34]革命军克复徐州后，何奉命赴山西游说阎锡山，获阎同意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强化了北伐的阵营。同时，他又策反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北洋军队，参加北伐军。[35]1928年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值得注意的是，四个集团军的四位参谋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濬、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第三集团军参谋处长辜仁发、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36]均为湖北人，且均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原因在于冯、阎、李均想运用此管道加强与蒋的联系，并便于了解蒋的动态；蒋则力图利用何成濬与其他三位参谋长的同乡、同学关系，拉拢他们，从而取得情报，防止冯、阎、李联合反蒋。虽然三位参谋长各为其主，未必即就其钓饵，但是从此种人事安排仍足以显示何成濬居有重要地位。[37]蒋介石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发动进攻时，何成濬兼任徐州行营主任，当时津浦线上敌对的孙传芳、张宗昌诸部，多为何的旧交，何对他们一面联络，一面作战，进展甚为顺利。[38]他又由海道起天津、北京，与奉军及阎锡山代表协商，使奉军撤回东北。7月，与杨杰被蒋任命为与奉方商洽代表，[39]与张学良协商东三省易帜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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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46 北伐完成后，中国仅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各地军系依然割据四方。1929年2月，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武力改组湖南省政府，白崇禧也率驻滦东部队南下响应。当时桂系的势力范围，除了华南和华中外，尚包括华北的冀东地区，该区军队如沿津浦铁路南下，即将危及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乃于3月7日派其代表邵力子、马福祥至河南百泉，争取冯玉祥，避免其与桂系合作。[41]另派参军长何成濬赴香港联系当时仍被国府通缉的唐生智，由唐派龚浩以150万元运动驻唐山的桂系李品仙部。[42]何成濬于3月9日抵北平，组织行营，部署一切。[43]甫上任，即接蒋介石两通电报指示尽速密查白崇禧的行踪、往来电报及所用密码后并请阎锡山下令，凡经过石家庄、保定与天津车辆，均须检查，以防疏虞。[44]何一方面设法说服桂系的魏益三及刘春荣两师长，使其拥护中央，另一方面以北平行营任命状，用蒋总司令名义委派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接收湘籍部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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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48 4月4日，蒋介石电何成濬，表示将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何成濬与李品仙为第九、八军军长，方振武为第六路总指挥兼津浦路北段警备司令，在北平各军统归阎锡山节制指挥。以上命令“是否即发，抑或缓发，请商百川（阎锡山）兄，并以现在武汉近情代达，不另致。以后时局应如何处置，请与其详商速复，并请其即日到平镇摄。”[46]5月何又受蒋之命联络唐生智，请其于参谋总长与军事参议院院长二职中择一就任。[47]充分展现了何成濬整合“杂牌”部队的具体成果，以及他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唐生智之间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对于远在东北的张学良，何成濬也有所联系。张同意提供山炮及迫击炮若干门，[48]并且张学良复暗中助何，令于学忠部移动，威胁白崇禧在滦东的部队，[49]如此内外夹击下，白只得退出华北，成为桂系失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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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50 由于联系各方有功，何成濬1929年4月获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仍需衔命奔走四方，鄂政由方本仁代理，次年2月返武昌主持鄂政，复兼武汉行营主任，事业达到高峰，就任前蒋甚至电令讨逆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时兼任武汉地区卫戍事宜）等武汉地区重要将领，予以优礼对待，并另电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嘱往埠欢迎，对鄂事项需尊重何意，并从旁辅佐。[50]何成濬获蒋宠信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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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52 中原大战期间，主要战场在津浦、陇海两线。蒋介石中央军的力量，远比不上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蒋遂将中央军置于津浦线北段和陇海线东段，并由其亲自指挥，以应付阎、冯的部队，另以地方“杂牌”部队阻挡冯玉祥沿平汉线南下之师。他以“两何”配合统筹平汉线及湘桂战局——何应钦任武汉行营主任，坐镇武昌；何成濬则前进至河南驻马店，指挥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夏斗寅等人的部队，何与这些地方部队均有情谊，足以维系。因此，何在此次大战中虽无显赫之功，但是如果没有他从中联系，平汉铁路两侧河南境内一些地方部队如倒戈，襄阳、樊城及武汉三镇恐早已变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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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54 自1933年起，何成濬又致力于四川和湖南两省的联系工作。事实上，何成濬拉拢四川的刘湘，极早即已开始。两人通信往来，长达十年之久。[52]刘湘虽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对于国民政府处理川局的态度，并不满意。幸有何从中沟通，化解双方误会。学者认为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即是在何成濬的沟通协调下，才得以将刘湘稳住。[53]1930年8月，广东发生陈济棠之变，中央将湖北“剿共”的部队抽调入福建，盼四川能出兵30 000填防鄂西，由中央月拨刘军饷300 000元，另由湖北省政府月拨100 000元，共400 000元。[54]在何成濬奔走下，获刘湘同意抽调4团兵力，移驻鄂西，协“剿共”产党军队。[55]1933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何奉命前往监誓[56]；1935年，蒋飞渝督“剿共”产党军队，何也随往襄助，均在使刘湘了解国策，增加对中央的信赖。何对湖南军政领袖何键，也多有影响，沟通湘省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例如1932年春，湖南政坛谣传中央将改组湘府，以贺耀组或覃振任主席。蒋获悉后，即命何转告，此必有人从中挑拨，勿为动摇。[57]1936年6月，赖琏就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特派委员，即由何前往监誓。[58]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四川、湖南与中央协同一致，与何成濬多年的经营与奔走，应有若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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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60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运用成败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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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62 何成濬的沟通联系工作做得虽然成功，不过有时在未得到蒋的授权下贸然行事，不免引起蒋的疑惧。如1932年1月，何成濬拟发起湘鄂陕甘豫皖赣江浙九省联剿办事处的组织，经人向蒋检举，[59]而遭蒋责斥。[60]加上何主持鄂政，政绩甚差，不得人心，[61]最后遭蒋撤换。[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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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64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成濬曾致电张学良严加指责，责成张尽速保护蒋的安全，送返南京，以免自取灭亡。张复电表示蒋在西安一切均好，请来一看便知，并借以面商一切。何接电后颇有去意。绥靖总署参谋长杨揆一则力劝何应小心行事，认为张系翻脸不认人的角色，以杨宇霆和张的交情，尚被杀害，因此不可不慎。[63]何考虑多时后，托词自己威望不足，并且武汉地位重要，在局势动荡时刻不宜轻易离开，选择不去西安，[64]而于12月24日与川鄂湘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至南京，一方面条陈营救蒋委员长办法，并报告武汉治安情形，[65]另一方面则奔走各方，为徐运动湖北省主席职位。[66]次日，蒋自西安飞抵洛阳，平安脱困。自此何与蒋的关系乃更形疏远，[67]蒋将驻鄂绥靖主任公署撤销，另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以何为主任，陈诚为副主任，又派陈的心腹郭忏为参谋长，[68]以架空何成濬。陈诚由于得蒋宠信，最后取代何的湖北省主席及湖北全省保安司令职位。而何则被打入冷宫，抗战时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军法总监职务。[69]抗战期间，蒋乘机将一些地方部队消灭，胜利后各地方军系领袖一律退役，已无须再作联系地方军队的工作；因此何成濬也已无继续存在的空间，只能退伍离开军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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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66 相对于中央军，地方“杂牌”部队的装备较差、待遇较低，作战经验较多。虽然也是“国军”的一部分，但是对蒋介石的效忠程度不如中央军；有时应付不好，甚至会倒戈相向。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杂牌”部队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战局，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71]何成濬之所以能长期在中央与“杂牌”部队中间，成功地扮演沟通者的角色，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深厚，得到蒋的信任。第二，具备交际专长。一位出身“杂牌”部队的军界人士，即曾对何成濬所具有的独特条件，做过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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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368 首先，他既是老同盟会员和早期士官学生，而且在辛亥革命时就已露过头角，那么他就有资格掮着“老革命”、“军事家”的招牌先声夺人，呼应一切，而使杂牌小军阀头目不得不“肃然起敬”了。其次，他不但能够滔滔不绝地纵谈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以至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而且因为他走秀才出身，对于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周旋应对也极其娴熟。这一点也足使那些老粗军人们为之倾倒，而自惭形秽。可是又由于他在上海滩上长期生活的丰富经验，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可以说是行行精通、样样出色。这又使那些沉溺于腐化糜烂生活的杂牌军队的头目们不仅引为同道，而且视为老手，于肃然起敬之余，转而乐于相亲，相忘于放浪形骸之中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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