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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杂牌”部队愿意请何成濬为他们牵线，投靠中央后愿意归何指挥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何对收编后的“杂牌”部队从不整训。依何的看法，如要整训“杂牌”部队，即需对这些部队提供军饷、弹药，但是中央既不愿充分提供，且要派黄埔出身的干部进入，因此宁愿让这些部队来去自由，不受控制，也不加以整训。但是何对“杂牌”部队的此种立场，系与蒋的“中央化”政策相违，一旦蒋怀疑何与已收编的地方部队继续维持良好关系，系利用这些部队支撑其个人地位，即将其所指挥的“杂牌”部队陆续抽调，不再赋予重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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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沟通型幕僚虽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于民国政坛扮演重要的角色，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以来，政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所能实际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74]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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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署服从其指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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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只得采取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说服、金钱上的收买，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后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何成濬的例子显示，他的沟通活动，虽然并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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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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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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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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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印铸局，1928，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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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第119—126页；《时报》（上海），192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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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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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实：《和平将军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纪念册》，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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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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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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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相湘：《何成濬善作调人》，《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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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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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学良有鸦片嗜好，生活作息日夜颠倒。麻将通常于晚餐后开始，打打停停，从晚上打到天亮，只打八圈，如此连续打了三个星期。参阅冯志翔：《萧同兹先生经历中的两件事——张岳公秦皇岛忆往》，《传记文学》第25卷第5期，1974年11月，第36—37页；李大超：《铁老一生的几个重要事迹》，《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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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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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3，第631—632页；《蒋中正电靖张群转告王柏龄请其备款卅万赴滇请云南出兵》，1930年3月22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5册，总编号287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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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中央可汇百万元供军需之用》，1930年4月10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6册，总编号293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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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茂盛、雒春普、杨建中：《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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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事略稿本》第8册，第225页；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第263—264页。另有蒋曾付张现金600万元及1000万元两种说法。参阅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413页；Donald G.Gillin,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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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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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305页；苏墱基：《张学良生平年表——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台北：远流出版社，1996，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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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第84页；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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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于学忠：《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战”的解体》，方正、俞兴茂、纪红民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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