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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应接不暇的频繁袭击下，明朝边镇人员、财物损失惨重，可谓满目疮痍。严峻的边关局势也迫使明军进行战术战略上的革新，即由旧有的专守防御，迈向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明朝一贯重视陕西诸镇的防务，而陕西边防又是西北最关键的地方，所以陕西地区成为明军实践这种“攻势防御”的优先战略方向，其六千多里边防线上的“套患”自然也成了明军“攻势防御”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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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景泰年间，陕西三边官军就已经开始尝试小规模的“搜套”活动了。天顺八年，延绥都指挥同知房能更是在奏疏中为河套一带军务提了三条建议，除修建城堡、制造兵器以外，还主动请缨领兵“搜套”。房能的“搜套”提议无疑是明军“攻势防御”战略的开始。房能计划以张泰、王清总制西北三边，以徐廷章管理军务，足见整项行动的规格远超以往。原先有小警则各自为战，大警则不相救援的陕西诸镇也罕见地进行了统筹调度。这项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在初春草木还没有生长茂盛，蒙古部落粮草不济之时，派遣宁夏镇和偏头关的兵马分头过河进剿，同时房能率领延绥镇下辖边堡内的精锐日夜兼行，齐头并举，“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最后达成驱除随时可能寇边的贼寇，肃靖边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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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同时集中西三边精锐守备力量的作战计划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将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另外，明军的战线长度达到七百里，其风险大大超越了兵部所能承受的底线，加之房能本身才能有限，该提案最终未能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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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成化初年，毛里孩攻杀孛罗忽，称霸漠北。在他将触角伸向东方的兀良哈三卫，企图率部分军队入犯辽东的同时，本部也与其辖下的小王子（摩伦汗）、阿罗出等部侵吞河套，窥探边墙内的大明疆土。蒙古诸部在套内地区的大规模集结再次令明廷惶惶不安。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面对当时河套近边烽火不绝的紧张形势，于成化二年再度提议“搜套”、“捣剿”。他在关于此次“搜套”计划的奏疏中，归纳了明朝河套地区边防策略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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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虏之众不过中国一大郡，而连年被其侵扰，往往得利而去者，以我兵威之未振也。且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胡虏巢穴，往年虽有残贼数千，然不为大害。今虏酋毛里孩大势人马俱处其中，伺间乘隙出没不常，固尝出兵剿之，然我兵方集而被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惟劳师费财，而边民亦不得按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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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积极的防御思想下，他为此次“搜套”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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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兵部会官慱议预积粮草于陕西塞下，及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处守臣选练骑步精兵，整搠器械什物及预造战车拒马之类。期以明春或今秋进兵搜剿，务在尽绝。其总制将官与凡出兵事宜，俱预请处画。又秋禾方熟，虏骑必复入抄而延绥鄜庆环县一带，须用兵驻札，以保居民。亦宜推选武将一人，统步骑精兵万人，往守诸处庶，几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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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采纳了李贤的提议，于是兵部开始着手准备“大举搜套”。经过讨论，兵部决定让杨信领兵征剿。杨信是镇朔大将军杨洪之子，自正统初年镇守北边以来功勋卓著。他在对抗兀良哈三卫、也先的一系列战争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时人评价其“为将勇而有谋，号令严明。行兵不泥古法，而设奇制胜，出人意表。临阵不惧，虽左右死伤而神色自若。尤能教养士卒，激劝有方，明于知人，而用其所长，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成功，未尝剉衄”。除此之外，杨信还是镇守延绥的老将，深知延绥地理，因而他绝对是此次明朝“搜套”计划的不二人选。随着“搜套”计划的逐步展开，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的镇、巡诸官也开始整饬兵备、筹办粮草，等候至期调发。同时明军也按照李贤的嘱托，提防北虏在“秋禾方熟”之时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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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秋熟时节未到，毛里孩太师就于成化三年五月挥师南下，自延绥镇红山儿墩入境。明朝只得将原用于“搜套”的“京营兵万人、马万二千五百匹、神炮百、神枪千、大同骑步兵五千、宣府骑兵三千、宁夏骑兵二千”派往延绥，会同镇守总兵等官饬兵剿寇。六月，毛里孩转攻宁夏庄凉一带，围困各堡寨数日不退。宁夏副总兵仇廉领军驰援，在从兰县过河与庄浪卫官军合兵时，被蒙古军截断后路击败，史载仇廉“丧师数万”。当然，这里记录的明军人员损失数字可能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误。因为宁夏镇终明一朝额设兵力也仅在四万上下，而且一年后，明朝统计宁夏镇实际仍有三万余兵员。另外，庄浪卫在明朝初年设兵八千人，到了成化年间守备人数也已大幅缩水。依据嘉靖年间的统计，庄浪卫额设在城官军6749人，然而其中因疾病、事故、逃亡等原因造成的缺额竟有4242人之多。就算庄浪卫在岗的官兵全军覆没也损失不了多少人，更何况仇廉败得也没有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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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丧师数万”的情况并不属实，但随着宁夏援军自兰县败走，蒙古铁骑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抵甘州、凉州和古浪城下也是事实。各地守军纷纷选择闭城自保，蒙古人的铁蹄得以肆无忌惮地踏遍边地，最后在剽掠数日之后从容出塞。接着毛里孩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延绥。明军分守参将汤胤绩战败身亡，延绥镇也遭到了蒙古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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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里孩与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瓦剌哈剌辉特部的癿加思兰太师和科尔沁部阿罗出少师发生内斗，其本人又向明朝“三乞通贡”，针对陕西三边的频繁侵掠才逐渐停歇下来。但在这数月间，蒙古人对陕西边地的破坏使得本已饱受多年水灾之苦的边镇处境更为艰难，千疮百孔的陕西一时难以供给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粮草，征缴官军也不得不留守各城，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军。因此，明廷原先策划的“搜套”方案，就这样随着边镇不期而至的兵祸而无限期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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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成化四年，蒙古诸酋间混战不止，无暇南略，一时间明朝失去了“搜套”的迫切需求。同时，前文讲述的固原土达之乱爆发了。在明军围攻土达据点石城近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各镇前后又调动了多达数万名官军，更无力实现“搜套”之举。总之，当时陕西诸镇满目疮痍的窘况在史料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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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岁歉，兵兴转输不已，陕西之民尤为困惫。盖自毛里孩、满四相继寇乱，岁复饥馑供亿之费母虑数百万计，民已不胜其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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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辽东方向上，明朝也刚刚结束了讨伐建州女真的丁亥之役。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同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吏部左给事中程万里重新提出出塞捣剿的建议时，遭到了兵部尚书王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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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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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帝国对待“搜套”问题的瞻前顾后，除了保守的固有观念作祟，另一限制因素主要是成本问题。嘉靖年间力主“搜套”、“复套”的三边总督曾铣曾经估算过一次征讨的开销：“共该行粮四万五千石。共料九万石。共该用银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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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潘潢《查核边镇主兵钱粮实数疏》中所记录的嘉靖二十八年屯粮石数，仅六万马军在为期五十天的征战中所需的“四万五千石”粮草，其实就占到了当时延绥镇屯粮现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成化年间旷日持久的战乱，以及蒙古人对陕西三边造成的经济破坏，延绥镇不得不几度从外地转运粮饷。因此，受后勤条件所限，客观来说，成化年间大规模实施“搜套”战略还是存在着较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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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名将崛起：明朝西北边防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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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此后有一位杰出的明军将领继承了明朝未尽的“搜套”、“捣剿”大业，并在其之上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功绩。他就是明朝著名将领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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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将似乎自幼就与抗击蒙古有着不解之缘。《王襄敏公集》曾写王越“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经过多年苦读，他在景泰二年中进士及第，做到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所谓无巧不成书，当年与王越同批登榜的进士中还有三位后来也曾镇守北边，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余子俊、马文升和秦纮。这四位同科进士后来一并成为明中期抗击北虏的赫赫功臣，并且都为明朝西北的边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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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入仕后曾受召奏对，因其姿表奇迈，聪慧绝人，引起了英宗注目。天顺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因故调京，英宗苦于寻找一个“得似韩雍人品”的替代人选。吏部向英宗推荐了时为山东按察使的王越，王越因此出任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弃文从戎后的王越，其人生、事业都与明蒙战事紧密联结，边墙内外的广袤土地也成为他展现军事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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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初到大同赴任，便着手完善大同镇的边防事务。他整军经武，修城筑堡，鼓励农商。王越在大同边防的建设成果，不过数年就在抗击毛里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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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到杨信“搜套”计划随毛里孩请求封贡而终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毛里孩太师的缓兵之计，而且这一番掩人耳目的表演多半是其在内战中实力大减后，用来转嫁矛盾的阴谋。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在奏报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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