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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酋毛里孩久住河套，近于大同西路一带屯住，欲称入贡踪迹诡秘莫测。其奸传闻其与阿罗出、阿失帖木儿自相讐敌，所以不敢北还沙漠。欲东入大同复惧我加兵，佯为款塞，或言其欲肆陆梁而未得其便。假好辞以缓我，俟得衅而长驱二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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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孩太师慑于明朝集结在边墙下的搜剿大军，寄希望于通过自己对明朝示弱服软，让明军将征讨的目标转移到与其敌对的阿罗出与阿失帖木儿身上，所以他才三次致书明朝，乞贡互市。明宪宗拒绝了毛里孩心怀鬼胎的请求，于是毛里孩太师在大同一带寻事生非，虚张声势。巡抚大同的王越恰在这场风波中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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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一千人巡边，与大股蒙古军队相遇。朱永一时不知所措，急忙对王越说：“且走！”结果王越厉声回绝道：“勿复言。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接着王越让士兵上山列阵严守。敌人见明军阵容齐整，始终不敢轻易出击。两军对峙到黄昏，蒙古人逐渐松懈下来。这时王越命令全军下马，马衔枚，军队保持阵形，悄无声息地鱼贯而行。王越自己亲率三百名骁勇殿后，其余士兵在朱永带领下在前行进。王越还规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者，即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殉”。就这样，明军最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从容撤走。明军到达五十里外的明军堡寨下，清点人数未损失一人。事后，王越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地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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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表现出的机智果敢赢得了世人的诸多赞誉，譬如冯梦龙在其所著的《智囊全集》里将此事与李广智退匈奴一事相提并论。王越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出巡中所展现出的临阵不乱的指挥才能与注重纪律的治军风格，也是他日后比肩古代名将伟大业绩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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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四年，毛里孩弑杀鞑靼大汗摩伦汗后，开始向东扩展势力，致使其部与蒙古诸势力反目。最终，毛里孩在阿罗出与自吐鲁番而来的癿加思兰等部的合击下战败身亡。随着一代枭雄的终结，东蒙古的统治权过渡到阿罗出、癿加思兰与出身黄金家族的满都鲁、孛罗忽所结成的松散联盟上。并且这几位强酋继承了毛里孩太师的丰厚遗产，即其麾下的六万旧部。蒙古诸势力的重新洗牌，也令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于河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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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五年冬，阿罗出这位在《蒙古源流》中被冠以“巴图尔”（即勇士）之称的猛将，率部自漠北南下，越过冰封的黄河重新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套患”的序幕。十一月，他的军队进犯榆林，被明朝击败。十二月，有万余蒙古骑兵逼近延绥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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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五年十二月，延绥告急。当时“虏寇入寨剽掠边民，守平夷堡指挥刘胜等遇之于鹰窝梁，千户瞿清百户曹义战没”。接着，蒙古军队“入延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士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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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虏入寇延绥的塘报一时间如雪片般飞来。延绥依据粮运、分巡需要所划分出的三片防区，即靖边、榆林、神木三路，几乎同时传来了敌军入侵的消息。兵部急调大同镇守总兵杨信与巡抚王越领兵驰援延绥，迎击边境上“四散出没”的虏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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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六年正月，王越赶到镇城榆林。他作出部署，明将许宁与范瑾分别领兵由西路的龙州、镇靖与东路的神木出发，王越自己亲率骑兵由中路的榆林进发，为两路援应。激战首先在东路的厓窰川爆发。在两路明军的夹击下，敌军败退，明军乘胜追击至沙峰子等处。西路许宁于梨家涧与敌军相遇，明军“转战三十余合皆捷”，残余敌军一路溃逃至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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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明代锁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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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信决定借此机会扩大战果。他选取官军五万，分作三营，“深入虏境，伺便征剿”。然而，就在计划实施的前夕，又有五千蒙古骑兵南侵。杨信还师延绥，在胡柴沟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军击溃。蒙古的残兵败卒再次聚拢，但在杨信“身先众卒”的突击下再次大败。明朝一战缴获敌军战马五百匹，盔甲弓矢四千余件，牛羊二千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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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捷报频传，警报解除。但是王越考虑到延绥难以供给外镇援军的粮草，于是擅自回师偏头关。结果延绥马莲岘一带又传出了敌情。这引起了兵部的不满，欲追究他“擅回之罪”。最后王越得到了宪宗的赦免，并获命屯兵于延绥镇附近，伺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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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阿罗出的大军卷土重来。成化六年七月初六，阿罗出率领着万余骑兵，分道五路，自双山堡深入明朝边境，沿途烧杀掳掠。王越、朱永与房能将延绥本镇与宣大京营士兵分作诸哨，把守各路。七月初七，明朝一名把总带领的队伍首先与两千敌骑在开荒川（今榆林安崖乡）相遇。紧接着，其余各路蒙古军队一同涌向这片河滩，很快就汇聚起数倍于前的兵力。据记载，当时近万名蒙古骑兵紧随在一名身着耀甲的酋长身后，径直向明军战阵发起冲锋。这支寥寥数百人的明军与赶来支援的右哨立即下马结成紧密的阵列。在顽强地承受了敌军数十次冲击后，明军终于等来了主力。随着前哨、右哨以及王越、朱永麾下的官军陆续进入战场，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了明军一侧。阿罗出带领全军撤退，登上四口川的高地，凭借有利地势据守。然而这道败卒构筑出的防线在士气大涨的明军面前就像一层纸般脆弱，蒙古人的防御被明朝赶来的追兵轻而易举地撕破。蒙古军队再度落荒而逃，遗弃的盔甲马匹以及掠夺的牛羊器物掩丘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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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罗出并未善罢甘休，他收拢残众继续西进，行至牛家寨一地时，与都指挥吴瓒一路明军小分队相遇。阿罗出见明军人数占劣势，试图从三面包抄。但几路明军很快赶到战场，蒙古军队在西南两面明军夹攻下逐渐不支，纷纷向北逃窜。而阿罗出也身中流矢，侥幸从明军的层层围堵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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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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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大搜河套：红盐池之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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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罗出一部在开荒川的战斗中受挫，但河套之患并未就此平息。很快癿加思兰太师就为争夺河套的控制权而与阿罗出交恶，最终后者被击败。同时，癿加思兰太师控制着黄金家族出身、鞑靼汗位正统继承人满都鲁与孛罗忽。这就意味着癿加思兰太师也成了明朝北方的首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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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癿加思兰为首的套虏频繁的扰边行为也在一次次触碰着明廷的底线。成化七年，兵部尚书白圭再次“议大举搜河套”。他上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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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势深入，顷已敕吏部右侍郎叶盛亲诣陕西、延绥、宁夏会议边务。然臣等切虑虏性桀点，苟知我内地空虚，未免复肆剿掠。宜如臣等所会议，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调甘、凉、庄浪、兰县官军防守要害。又今河冰既开，虏无遁意，计其秋高马肥，必复入寇。在边并见调官军仅足捍御，未可穷追，若明春复然，则边患何时可息？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请先调军夫五万摆堡运粮，计可足半年之费，然后选集精兵十万，简命文武重臣各一员充总督，总兵二员充副、参将官，每兵一万，坐营、统领者各一人，所须出战驮马、鹿角、战车、军器之类，俱宜预备，期以十二月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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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成化八年四月，明廷令武靖侯赵辅挂平虔将军印，充总兵官，王越也辞去大同巡抚一职，改任总督军务，陕西巡抚马文升、延缓巡抚余子俊、宁夏巡抚徐廷章以及各边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官，悉听其节制。明军再次大举“搜套”。然而未等搜套部队在延绥集结完毕，供给粮饷的各州府就已经民怨沸腾。赵辅与王越认为，要想彻底扫清两千余里的河套地区的十万多敌寇，必须要调遣十五万军队分道并行。当时两者手下军队只有两万，而且“士卒衣装尽坏”，难以胜任“搜套”的任务。另外，当时边境战事的发展也大大超出了明朝的设想。癿加思兰“六月入平凉、巩昌、临挑，杀掠人畜，迫七月而纵横庆阳境内”。同时，赵辅与王越的客兵按兵不动，不但引起了白圭的不满，也让陕西当地的守军关系出现了裂痕。延绥兵屡屡向兵部派往延绥咨访军情的官员抱怨“搜套”客兵贻误战机，致使敌寇肆虐内地；陕西巡抚马文升也对赵辅的客兵作壁上观而怨言满腹。很快赵辅与王越就以“玩寇殃民”的罪名受到了弹劾。但这场政治风波同“搜套”计划一起，随着赵辅因病被召回京师而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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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搜套”并未重现成化三年无果而终的结局，因为王越为明朝河套地区乃至整个西北的军事格局创造了一次罕有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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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十三日，王越接到情报，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率部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今定西市）、秦州（今天水市）一带州县逼近。节制诸镇的王越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明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这时候，王越意识到，如果按部就班地领兵支援，当地占地狭小、粮草不足的屯堡将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到达当地要经过上千里的跋涉，军队疲惫不堪，同样不利于战局。另外，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十年来明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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