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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秋熟时节未到，毛里孩太师就于成化三年五月挥师南下，自延绥镇红山儿墩入境。明朝只得将原用于“搜套”的“京营兵万人、马万二千五百匹、神炮百、神枪千、大同骑步兵五千、宣府骑兵三千、宁夏骑兵二千”派往延绥，会同镇守总兵等官饬兵剿寇。六月，毛里孩转攻宁夏庄凉一带，围困各堡寨数日不退。宁夏副总兵仇廉领军驰援，在从兰县过河与庄浪卫官军合兵时，被蒙古军截断后路击败，史载仇廉“丧师数万”。当然，这里记录的明军人员损失数字可能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误。因为宁夏镇终明一朝额设兵力也仅在四万上下，而且一年后，明朝统计宁夏镇实际仍有三万余兵员。另外，庄浪卫在明朝初年设兵八千人，到了成化年间守备人数也已大幅缩水。依据嘉靖年间的统计，庄浪卫额设在城官军6749人，然而其中因疾病、事故、逃亡等原因造成的缺额竟有4242人之多。就算庄浪卫在岗的官兵全军覆没也损失不了多少人，更何况仇廉败得也没有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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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丧师数万”的情况并不属实，但随着宁夏援军自兰县败走，蒙古铁骑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抵甘州、凉州和古浪城下也是事实。各地守军纷纷选择闭城自保，蒙古人的铁蹄得以肆无忌惮地踏遍边地，最后在剽掠数日之后从容出塞。接着毛里孩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延绥。明军分守参将汤胤绩战败身亡，延绥镇也遭到了蒙古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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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里孩与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瓦剌哈剌辉特部的癿加思兰太师和科尔沁部阿罗出少师发生内斗，其本人又向明朝“三乞通贡”，针对陕西三边的频繁侵掠才逐渐停歇下来。但在这数月间，蒙古人对陕西边地的破坏使得本已饱受多年水灾之苦的边镇处境更为艰难，千疮百孔的陕西一时难以供给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粮草，征缴官军也不得不留守各城，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军。因此，明廷原先策划的“搜套”方案，就这样随着边镇不期而至的兵祸而无限期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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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成化四年，蒙古诸酋间混战不止，无暇南略，一时间明朝失去了“搜套”的迫切需求。同时，前文讲述的固原土达之乱爆发了。在明军围攻土达据点石城近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各镇前后又调动了多达数万名官军，更无力实现“搜套”之举。总之，当时陕西诸镇满目疮痍的窘况在史料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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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岁歉，兵兴转输不已，陕西之民尤为困惫。盖自毛里孩、满四相继寇乱，岁复饥馑供亿之费母虑数百万计，民已不胜其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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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辽东方向上，明朝也刚刚结束了讨伐建州女真的丁亥之役。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同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吏部左给事中程万里重新提出出塞捣剿的建议时，遭到了兵部尚书王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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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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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帝国对待“搜套”问题的瞻前顾后，除了保守的固有观念作祟，另一限制因素主要是成本问题。嘉靖年间力主“搜套”、“复套”的三边总督曾铣曾经估算过一次征讨的开销：“共该行粮四万五千石。共料九万石。共该用银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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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潘潢《查核边镇主兵钱粮实数疏》中所记录的嘉靖二十八年屯粮石数，仅六万马军在为期五十天的征战中所需的“四万五千石”粮草，其实就占到了当时延绥镇屯粮现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成化年间旷日持久的战乱，以及蒙古人对陕西三边造成的经济破坏，延绥镇不得不几度从外地转运粮饷。因此，受后勤条件所限，客观来说，成化年间大规模实施“搜套”战略还是存在着较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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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名将崛起：明朝西北边防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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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此后有一位杰出的明军将领继承了明朝未尽的“搜套”、“捣剿”大业，并在其之上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功绩。他就是明朝著名将领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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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将似乎自幼就与抗击蒙古有着不解之缘。《王襄敏公集》曾写王越“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经过多年苦读，他在景泰二年中进士及第，做到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所谓无巧不成书，当年与王越同批登榜的进士中还有三位后来也曾镇守北边，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余子俊、马文升和秦纮。这四位同科进士后来一并成为明中期抗击北虏的赫赫功臣，并且都为明朝西北的边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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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入仕后曾受召奏对，因其姿表奇迈，聪慧绝人，引起了英宗注目。天顺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因故调京，英宗苦于寻找一个“得似韩雍人品”的替代人选。吏部向英宗推荐了时为山东按察使的王越，王越因此出任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弃文从戎后的王越，其人生、事业都与明蒙战事紧密联结，边墙内外的广袤土地也成为他展现军事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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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初到大同赴任，便着手完善大同镇的边防事务。他整军经武，修城筑堡，鼓励农商。王越在大同边防的建设成果，不过数年就在抗击毛里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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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到杨信“搜套”计划随毛里孩请求封贡而终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毛里孩太师的缓兵之计，而且这一番掩人耳目的表演多半是其在内战中实力大减后，用来转嫁矛盾的阴谋。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在奏报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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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酋毛里孩久住河套，近于大同西路一带屯住，欲称入贡踪迹诡秘莫测。其奸传闻其与阿罗出、阿失帖木儿自相讐敌，所以不敢北还沙漠。欲东入大同复惧我加兵，佯为款塞，或言其欲肆陆梁而未得其便。假好辞以缓我，俟得衅而长驱二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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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孩太师慑于明朝集结在边墙下的搜剿大军，寄希望于通过自己对明朝示弱服软，让明军将征讨的目标转移到与其敌对的阿罗出与阿失帖木儿身上，所以他才三次致书明朝，乞贡互市。明宪宗拒绝了毛里孩心怀鬼胎的请求，于是毛里孩太师在大同一带寻事生非，虚张声势。巡抚大同的王越恰在这场风波中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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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一千人巡边，与大股蒙古军队相遇。朱永一时不知所措，急忙对王越说：“且走！”结果王越厉声回绝道：“勿复言。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接着王越让士兵上山列阵严守。敌人见明军阵容齐整，始终不敢轻易出击。两军对峙到黄昏，蒙古人逐渐松懈下来。这时王越命令全军下马，马衔枚，军队保持阵形，悄无声息地鱼贯而行。王越自己亲率三百名骁勇殿后，其余士兵在朱永带领下在前行进。王越还规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者，即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殉”。就这样，明军最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从容撤走。明军到达五十里外的明军堡寨下，清点人数未损失一人。事后，王越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地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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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表现出的机智果敢赢得了世人的诸多赞誉，譬如冯梦龙在其所著的《智囊全集》里将此事与李广智退匈奴一事相提并论。王越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出巡中所展现出的临阵不乱的指挥才能与注重纪律的治军风格，也是他日后比肩古代名将伟大业绩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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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四年，毛里孩弑杀鞑靼大汗摩伦汗后，开始向东扩展势力，致使其部与蒙古诸势力反目。最终，毛里孩在阿罗出与自吐鲁番而来的癿加思兰等部的合击下战败身亡。随着一代枭雄的终结，东蒙古的统治权过渡到阿罗出、癿加思兰与出身黄金家族的满都鲁、孛罗忽所结成的松散联盟上。并且这几位强酋继承了毛里孩太师的丰厚遗产，即其麾下的六万旧部。蒙古诸势力的重新洗牌，也令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于河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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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五年冬，阿罗出这位在《蒙古源流》中被冠以“巴图尔”（即勇士）之称的猛将，率部自漠北南下，越过冰封的黄河重新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套患”的序幕。十一月，他的军队进犯榆林，被明朝击败。十二月，有万余蒙古骑兵逼近延绥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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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五年十二月，延绥告急。当时“虏寇入寨剽掠边民，守平夷堡指挥刘胜等遇之于鹰窝梁，千户瞿清百户曹义战没”。接着，蒙古军队“入延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士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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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虏入寇延绥的塘报一时间如雪片般飞来。延绥依据粮运、分巡需要所划分出的三片防区，即靖边、榆林、神木三路，几乎同时传来了敌军入侵的消息。兵部急调大同镇守总兵杨信与巡抚王越领兵驰援延绥，迎击边境上“四散出没”的虏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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