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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也先部的南下，明帝国边境形势急转直下。明帝国边境的民堡、军堡接连失守沦陷。也先占领一地后，会在此地驻扎，搬运城中的物资，这从土木堡之变以后瓦剌搬运独石城物资数月之久就可以看出。那么朱冕请造战车，并不是为了野战准备，而是为了在夺回陷落城池的攻城战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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辎重车不适合野战，但是朱冕依然使用辎重车而不是拒马枪，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和蒙古部野战或是进行长途奔袭的追击战。从这两种车辆的建造效能来看，朱冕的第一种车辆的作用是在沿边军堡陷落以后保障步兵在平原机动过程中不被敌方骑兵突然袭击，顺利抵达被陷堡垒。明初北方边界各个城堡的守备设施不完善，城墙低矮的夯土制堡垒比比皆是，瓦剌主要就是向这些堡垒下手的。而正由于城墙低矮，火车正好能焚烧到城墙上的门楼，最终驱逐敌军，完成军事行动。所以，朱冕复兴战车的意图纯粹就是城池之间短距离的救援攻城作战，而拒马枪无法在步兵移动过程中使用，亦不利于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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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朱冕只是想建造用于收复被陷城池的攻城类战车，而在野战战车方面却没有构想。不过，朱冕的奏议中确实提出了在军队行军途中以移动车辆来保证外围步兵安全这一战术思想。虽然起初仅仅是为了满足短距离作战的需要，但是这一构想对明帝国未来的战车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此启发，一些人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将永乐时期的拒马枪战术升级，即由“守”（大部分时候以驻扎时防御为目的）转“攻”（野战和攻城）。因此，不久以后，请求建造战车的提议接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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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八月，出击瓦剌的明帝国亲征军在土木堡遭遇瓦剌大军，明帝国军队溃败，皇帝被瓦剌俘虏北狩，史称“土木堡之变”。几天以后，消息传到京师，京师大震。沮丧之余，京师地方迅速反应起来。其中，户科给事中李侃上疏战守之法，建议以“战车”击敌。李侃所说的战车，并非专门用于作战用途的车辆，而是临时征募京师内外的骡车。另外，根据李侃的奏疏来看，征用的骡车本身也并没有经过相应改造，这和当时的紧张局势有关。按李侃的计划，征募的骡车应列在明军四周作为屏障，车厢用铁索相连，并藏神铳于车内。交战时，车上的刀牌手五人趁空下车击敌，敌退时解开锁链便于骑兵追逐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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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李侃此战术是明成祖时期拒马枪战术的升级版，堪称明代野战类战车战术的雏形。这一战术以战车而不是拒马枪作为步兵外围的防御工事。同时，李侃注意到战车和火器的联系，明确了战车上应配备火器这一基础思想。另外，李侃认为应先用步兵刀牌手与对方骑兵接战，然后再用骑兵进行追击，而不是直接用骑兵驰突，这正是依照北京的地理环境做出的最佳选择。当时京师城外巷陌街道居多，不利于骑兵驰突。在狭窄的范围内，步兵迅速出阵追击，“滚牌而进”，斩断敌方马腿，扰乱敌方骑兵部署，能让明军取得优势地位。然后，熟悉本地建筑规划的明军骑兵可以从战阵的另一侧绕道到敌方骑兵之前，步骑夹击，最终歼灭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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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李侃大胆地放弃了以拒马枪拒敌骑兵的做法，提出了以战车拒敌，车辆载人施放火器，车、步、骑三个兵种相互配合的战术。这一战术思路影响深远，明军后来的野战战车战术基本承袭了李侃的这一思路。可以说，李侃的奏请为明代的战车战术输入了新鲜血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帝国战车战术复兴的标志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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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以后，火器战车在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大放异彩，各式各样的战车先后制造出来并投入使用。不过这也导致明代火器战车走了不少弯路。例如明廷曾建造一批式样统一的战车，该车需要用马七匹，军士数人推挽，这应该是仿造古代战车形式造出的车辆。但是此类战车因循守旧，完全不考虑边境复杂的地理情况，且需要的军马数过多，所以一提出便受到了边将的抵制。其中，宁夏总兵官张泰认为，宁夏地区沟壑众多，使用这种大型战车不利于机动战斗。所以他奏请建造独马双轮小车，内藏兵器，史载该车“人多赖之”，“每试用，众辄称利”。但可惜的是，关于宁夏战车的武器配置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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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正统十四年十二月，顺天府箭匠周四章提出改造宁夏战车和增加装备。他的战车每车安装四个板箱，其中有装填好神机箭的神机枪二十把，备用神机箭共六百支，战时可以直接使用。为了保证灵活性，战车不会太重。铳筒由于要用叉子架住击发，长度也不会太短。这里取李朝所记载的中型单兵铳筒三铳筒的数据来计算，其口径约为1.6厘米，总长度约32.2厘米，射程达到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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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枪即明初的神枪。根据《武备志》和《明史》记载，这种神机枪发射箭矢而不是弹丸，为明初明成祖平安南时所得，大小不等。大型神机枪需要装载在车辆上击发，小型神机枪也需要用枪架或者枪托发射。大型神机枪用于守城，小型神机枪用于野战，是行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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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认为明成祖之前是不存在此类火器的。然而此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在明太祖时期，便已经出现了用于作战的“铳箭”。洪武二十一年云南沐氏对土蛮的战争中，就已经运用到了火器战阵。沐氏以火铳、神机箭为三行排列，对方的大象前进时，明军同时而进，第一排铳箭一齐发射，如果敌军不退则第二排、第三排依次放箭。《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明朝初年规定每三年造“铳箭”九万支，这说明明初用火铳发射的箭型弹——铳箭已经被大量装备和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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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枪到底源自何处，明代亦有不同的记载。《大学衍义补》记载，神机火枪箭矢用铁，点火击发，永乐皇帝平定安南以后，发现安南人制造的神机枪更为巧妙。《明史·张辅传》亦载，张辅和沐晟合攻安南多邦城时曾使用神机火器驱赶越南人的大象，这说明张辅等人在讨伐越南之前就已经装备有神机火器。那么这里的神机火器指的是什么呢？《广东通史》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安南人前来与明军接战时，以大象为前锋，张辅命令画工画狮子披在马上震慑大象，同时神机铳叠发，大象被铳箭打伤，皆退走。毫无疑问，神机铳发射的就是箭型弹铳箭。由此可知，神机枪并非学自安南，平定安南以后只是对神机枪进行了改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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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枪的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曾经向明朝学习过火器技术。神机枪是其学得的火器之一。比如恭愍王五年九月，高丽在南冈施放新制造出的火器，其矢没有箭羽。它发射的就是箭型弹，即为明朝的神机枪。此类火器在明代史料中不载规制，但是在李朝史料中却被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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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实纪》中的偏厢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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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三关志》中的偏厢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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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章的改造，采用了明初沐英所发明的三段射战术。周四章在每一板箱中都放置五个装填完毕的神机枪，御敌时可以直接使用神机枪相继击发。这就类似于“五段射”射法，火力密度和杀伤力都大为提高。所以当时宁夏战车的改制无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明廷也马上同意了对此战车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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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景泰元年八月，大同总兵官郭登估计是受到了张泰的影响，请求建造偏厢车。郭登的战车，车辕长一丈三尺，前后横辕宽九尺，高七尺五寸。厢用薄板制成，各留放置火铳的射击孔。考虑到明代一丈约为3.2米，一尺为0.32米，这应该属于重型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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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登的偏厢车在火器方面的配置也很强大。偏厢车阵形中，每车以二人击发神枪（即神机枪），一人击发铜炮，冷兵器方面还有长枪手二人、强弓一人、牌手二人、长刀手二人，共十人。可见，偏厢车配置的火器人员占到了车上人员总数的30％。偏厢车之外更有大小将军炮二十座，阵容不可谓不华丽。然而，和张泰战车的命运不同，明廷拒绝了郭登的提议。因为郭登修造此战车的目的是用于军民出城樵采。他认为若遭遇蒙古骑兵，可以将偏厢车作为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樵采的军民。但这种战术构想的投入和产出明显不成正比。明廷也认为其战车“可以守，不可以攻”，且阵容过于庞大，劳民伤财，最终没有投入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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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陕西西兰县都指挥佥事李进又提出了一种战车的设计方案。李进认为，宁夏的战车虽好，但是追敌时山路崎岖，很是不便。于是他建议修造更为轻便的独轮小车，每车只用三人，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但这种每车仅有三人的独轮车，在火器配置方面却极为恐怖，共计有碗口铳一门、手把铳四门、神机箭十四杆、枪四杆。由于其为独轮车，推挽人数当为一人或二人，炮口如碗口大的重型碗口铳自然不会装备在车上，因此这种战车装备的碗口铳应该是使用超口径石弹的第一种碗口铳。按照该型战车所装备的火器数量来推测，遇敌时，士兵将用车上已放好火药的大量火器轮番射击，拥有很高的射击频率、强大的火力持续性和极大的杀伤密度。因此李进的战车属于实用性和可靠性都非常高的轻型战车。明廷也立即同意了李进的建言，命令其在本地修造车辆以为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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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登战车议中的大将军炮，根据正德初年的大将军炮数据，其全长81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属于碗口铳类的大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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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边将对战车的重视，明廷中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注意到了战车的重要性。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上奏战车议，对战车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总结出了一套战车的基础理论。李贤认为，军中的拒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却不能拒马，而战车不但能起到避弓马的作用，也往往能够取胜。而战车取胜的原因全在于火器的使用，明帝国的长处就在于火器的大规模使用，其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当步兵手持火器面对豕突而来的敌方骑兵，如果没有车辆的保护，往往手足无措，无法命中目标，所以步兵作战需依托战车。李贤的进言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车以火器”这一战术理论，为明帝国的战车战术提供了正式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一直被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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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李贤也请求明廷修造新式战车。新式战车四围装备箱板，内藏军士，下留铳眼，上开小窗，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后左右横排枪刃，每车前后占地五步。明代一步为五尺，约为1.6米，五步即为8米。李贤的战车“可谓有脚之城”，能让脆弱的步兵安心地在坚固车辆中施放火器，提高命中率和己方生存率。李贤的战车和郭登的相同，明显是大型战车，然而和郭登难产的战车命运完全不同，皇帝命令马上开始修造这种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