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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一车四马战车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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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战术方面的劣势。由于战车本身相对于普通步兵价格昂贵，驾车者也以贵族居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作战不利，指挥官必须做出选择，即保车弃卒，所谓“殿其卒而退”。这一做法无疑会扰乱原有阵形，只能让大败变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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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种种劣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先进的兵种投入使用，战车无疑会以蓬勃的生命力继续存在下去。不幸的是，这样的先进兵种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它很快对战车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让战车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改变了未来中国近两千年的军事格局——它就是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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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甲骨文研究和墓葬发掘，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便已经有骑兵出现。但是当时骑兵数量过少，装备和战术过于原始，战场效果并不为诸国所认可。中原地区骑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10年）春正月，武灵王面对心腹肥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当时赵国虽然强大，但是四周强敌环绕，“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一兵之救”。武灵王甚至预言如果不尽早加以处理，“是亡社稷”。因此，雄才大略的武灵王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胡服骑射，将骑兵确立为正式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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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兴的兵种进入军队序列后不久就改变了诸国传统的作战方式。骑兵的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用途广，各方面皆优于车兵。“急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是对骑兵作战最好的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完善战车性能，骑兵取代战车统治战场也是不可逆的潮流，战车就这样在更加先进的骑兵面前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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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随着高桥马鞍和硬质马镫的出现，骑兵更是迸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而战车却逐渐成为骑兵的从属。在后来的车战中，战车队基本都以车骑相混的方式出现，如西晋时期马隆创偏厢车击败鲜卑、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动用战车十五万辆、唐代马燧利用战车大败安史叛军等。可以看出，历史的车轮越是向前走，战场上的战车规模就越小，战车的辅助倾向就越明显。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骑兵战术的成熟，冷兵器时代的古典型战车已经被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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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的古典型战车最终消失于热兵器开始出现的宋代。相对于北方的辽与西夏，宋朝的马政长期处于劣势，战场上能够使用的战马数量极少。由于北方防线缺少马匹，步兵野外对抗骑兵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高，战术限制条件也多。作为主力的宋军步兵的训练情况也十分令人担忧，欧阳修就曾犀利地指出当时的边军将士“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尽管这一指责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当时步兵素质的低下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宋仁宗时期，战车作为一种战略构想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对抗西夏政权，汾州团练推官郭固上疏请用战车，并提出了“陷阵车”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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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重装骑兵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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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阵车”以民车为原型，车厢增为重箱，高四尺四寸。战车中装备床子弩一架，每车五人，操弓者二人，操弩者二人，一人擂鼓指挥车辆的进退。车前辕设置蒙幢一张以保护推车者，车的四周覆盖上毡毯以防备矢石。一辆车需配备二十五人，车上五人，前后推车的十四人，执肉搏兵器者六人。这种战车可与步骑相杂，随机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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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固设想的战车偏向于重型野战兵器。它在理论上攻守相宜、武器齐全。所以提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也制作了样车进行试验。但是最后，宋仁宗却并没有让郭固的战车投入到实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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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郭固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却忽略了冷兵器时代战车投入使用的可行性。首先，他的战车过于巨大笨重，一辆战车就要十四人推挽，推车的人数将近车上战斗人数的三倍。一旦和西夏的骑兵展开作战，宋军的非战斗人员数量就十分巨大，这无疑增加了军队的战斗负担。其次，一辆战车上一架床子弩、两弓、两弩的火力密度和杀伤效力根本不足以击退或迟滞敌方的重装骑兵冲击。另外，虽然郭固的奏议中提到了骑兵，但是在宋仁宗时期马政败坏的情况下，宋朝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车战的用马是一个问题。最后，骑兵固然用于追敌，但是一旦战车失去了骑兵的保护，在活动不便、非战斗人员数量巨大的情况下，进行战术移动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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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战术问题，郭固的战车还面临着一个环境不适的问题。宁夏地区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有分布广泛的山地和丘陵，地表形态复杂。根据2004年的数据，宁夏地区丘陵占38％，平原占26.8％，山地占15.8％，台地占17.6％，沙漠占1.8％。可以看出，宋军如若在这样的地形上使用战车，可展开作战的区域十分有限。而骑兵在此地形上作战，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就更突出了战车本身的局限性。可以说，宋仁宗弃战车而不用，实非对军事的轻视，而是看出战车不可用这一点后做出的决定。后来，虽然宋军里陆续有人提出使用战车，但是都因环境问题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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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秦汉以后，战车便通常与大规模骑兵协同作战。唐代以后，随着中原政权马政的败坏以及骑兵战术、装备的崛起，再加上战车本身对于战场环境要求较高的局限性，在冷兵器时代的大环境下，古典型战车被淘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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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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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俞龙戚虎”的车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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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正 暗夜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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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在明帝国的边防战略因为党争而遭遇挫折的时候，蒙古诸部却通过和明帝国一百余年的战争渐渐成长起来。尤其是在成化末期，达延汗继承汗位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统一了蒙古，让蒙古诸部保持了较长一段稳定时期。在这期间，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达延汗以后，明帝国最强的敌人无疑是达延汗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明人记载“嘉靖中，吉囊（俺答的长兄）、俺答最强，犯我陕西、河东、云中、上谷”。嘉靖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前后，俺答的哥哥吉囊去世，俺答终于获得了独立的机会。他于东面赶走了察哈尔的小王子，于西面威逼河套地区的吉囊诸子。他的人马在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西海（青海迤西），并深入寇犯中原，席卷宣府、大同、山西各边，连年侵寇，逼得明朝为此加紧备边。尤其是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俺答汗入犯，由朔州、雁门侵入，进犯太原以南沁汾、襄垣、长子、祁县，京师为之戒严。曾铣创立车营，不能说没有俺答汗屡次侵略的刺激因素在。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在曾铣被冤杀的两年后，俺答汗更是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举国震惊，史称“庚戌虏变”。其寇边程度不论从规模还是次数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祖父达延汗和更早的瓦剌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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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俺答汗喜欢拉拢并重用从明帝国逃亡到蒙古地区的汉人，这些蒙地的汉人多扮作明朝百姓及僧人为其担任间谍，窥探明帝国边防。明将往往疲于应对，顾此失彼，面对俺答汗的侵袭多不能守。俺答汗每次入边，动辄数万杀戮，有些地方甚至被屠为一片白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边境损失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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