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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战车车阵，用马上步兵十人，骑兵二十人，战车一辆，步兵十人，一共四十人为一队。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战车车式为独轮，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遇坑数人即可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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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俞大猷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干脆放开手脚，创造了全新的战车及兵车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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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约1.5米），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约3.8米），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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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一车式图，车前装大枪头四件，大佛郎机一件，小佛郎机二件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二车式图，车前安皮牌二面，布幔一幅，月旗二面，每旁四人推挽，共八人，车后一人把舵，为管队官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三车式图，车辆两边各有四人推车，每旁执大旗一人，执挨牌二人，用虎叉一人，钩镰刀一人，拨刀二人，执神枪二人，鸟铳二人，车后把舵一人，骑兵十人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明代所说的神枪有两种，一种为前文提到的击发木矢的铳筒，另一种即为此神枪手所用神枪，枪管长一尺，木柄长三尺五寸，全长四尺五寸，约144厘米，重量达到十二斤多，用细铅子打散弹，一次击发二十余粒，枪长接近人的身高，且枪管细长，握法和鸟铳一样右手靠前），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所有的车营官军都必须佩带一把环刀，以作近战之用。此外还有十名骑兵，另有八人专门管理三十二个步兵的八匹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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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鸟铳的明军甲士 ◎大同镇车兵小营操练阵图 ◎明军所用神枪 最后再来说一下阵形问题。俞大猷以十三队为一个小营，共十三辆车，六百五十人。其中一队为中军，其他的十二队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队。每小营设千总官一员，把总官二员。把总官一个要督促冲锋官兵破阵，另一个要督兵守车。十三小营为一大营，共八千四百五十人，其中一小营为中军，其他十二小营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小营。每大营设参将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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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兵车操法走的是人少而精的精兵路线。要求所有的作战单位都能用环刀近战，火器兵能熟练地击发火器，近战单位也要能够施放弓矢，让兵车的军士能适应各种突发环境下的作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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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认为，若要破敌，必率战车三百辆，约用步卒万人，另用骑兵一万人藏于车营中，再有骑兵两万人布埋伏于四方要路。兵车的作用是依托火器和战车截断并冲散敌军骑兵，然后明军骑兵从车营和埋伏地出击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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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俞大猷的车营更接近传统，因为作为伏兵的骑兵和车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车议里骑兵的数量甚至达到步兵的三倍。如果单有战车，而没有埋伏的骑兵和车内骑兵的话，俞大猷的战车阵营就是不完整的。这么看来，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其实很符合当时明帝国边境情况和财政的双重要求，不用重新征募新兵，只需抽调边军训练即可；也不用大兵团作战，只需注重冷热兵器的相互配合；更不用和曾铣一样需要大量的火药等军用物资。因此，此战阵无疑给已经十万火急的明帝国边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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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俞大猷车营效果的战斗马上就打响了。在俞大猷积极训练车营以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总督李文进率领训练有素的战车百辆、步骑三千（明史里此段记载有误，按一辆车五十人计算，百辆战车应有步骑五千余人），大败数万蒙古军于安银堡，追奔蒙古军数百里。此战直接证明了俞大猷战车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也为在各边作战不利的明军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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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明末清初大量记载明军战绩的塘报被损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次大胜的具体细节了。但仅凭五千车营，没有动用附属骑兵，就大败数万蒙古军，足可见俞大猷车营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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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大同总兵官刘汉在出塞焚毁蒙古“版升”（即固定房屋，指蒙古诸部定居的城池）的战役中，也听取了俞大猷的建议。李文进乘势将俞大猷战车式上表于朝，明廷对该战车议亦赞许有加，并下令在九边、京营成立兵车营。可以说，京营有车营即自俞大猷始，而俞大猷的战车也影响了明军后来的战车编制，大同兵车操法成为嘉靖时期战车战法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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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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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戚继光的蓟镇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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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镇是明代为防御蒙古部族进犯、保卫京师而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一个军事区域。因其地在蓟州、永平、山海一带，故以“蓟”为该区之名，称作蓟镇。蓟镇是明帝国京师的北大门。俗话说“门户固，堂室安”，只有蓟镇防卫稳固，北京才会安全。所以就重要性来讲，蓟镇居九边之首，明嘉靖之后尤其如此。因此，每次蒙古部族破边而入，就有一帮边防大员要掉脑袋。比如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从古北口西黄渝关入，进犯北京，大掠而去，兵部尚书丁汝夔等因之被朝廷斩首。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蒙古把都辛爱部从潘家口入，进三屯营，掠遵化、迁安等地，总督王伃也因此被杀。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蒙古骑兵入墙子岭，大掠顺义、三河，总督杨选亦被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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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连串地砍边防大员的脑袋，并不能减轻蒙古部族对蓟镇所形成的军事压力。于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给事中吴世来建议调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到北方训练蓟门士兵。最后，明廷决定只调派戚继光前往蓟门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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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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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阵 ◎戚继光的偏厢车与轻车 要说明代哪个将领对后世影响最大，那就非戚继光莫属了。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的两本著名兵书——《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主要记载了戚继光在南方抗倭时的战略战法和军事经验，以及他流芳百世的鸳鸯阵法。《练兵实纪》记述的是戚继光在蓟镇的练兵心得，改进的车营战术和其在明帝国边防体系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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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到达蓟镇后，立刻就发现了蓟镇和其他各镇的不同。蓟镇背后是京师近畿，在战略上就不能像其他各镇那样进行防守反击，必须把威胁阻挡在边墙之外，使京畿重地不受骚扰。另外，绵延两千余里的防线也使得明军通常只能以劣势兵力对战全力破关的蒙古主力。可见，蓟镇明军的战术需求首先是防御，而最具防御力的武器莫过于战车了。于是，戚继光找到了俞大猷，并在其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车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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