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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阵车”以民车为原型，车厢增为重箱，高四尺四寸。战车中装备床子弩一架，每车五人，操弓者二人，操弩者二人，一人擂鼓指挥车辆的进退。车前辕设置蒙幢一张以保护推车者，车的四周覆盖上毡毯以防备矢石。一辆车需配备二十五人，车上五人，前后推车的十四人，执肉搏兵器者六人。这种战车可与步骑相杂，随机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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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固设想的战车偏向于重型野战兵器。它在理论上攻守相宜、武器齐全。所以提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也制作了样车进行试验。但是最后，宋仁宗却并没有让郭固的战车投入到实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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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郭固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却忽略了冷兵器时代战车投入使用的可行性。首先，他的战车过于巨大笨重，一辆战车就要十四人推挽，推车的人数将近车上战斗人数的三倍。一旦和西夏的骑兵展开作战，宋军的非战斗人员数量就十分巨大，这无疑增加了军队的战斗负担。其次，一辆战车上一架床子弩、两弓、两弩的火力密度和杀伤效力根本不足以击退或迟滞敌方的重装骑兵冲击。另外，虽然郭固的奏议中提到了骑兵，但是在宋仁宗时期马政败坏的情况下，宋朝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车战的用马是一个问题。最后，骑兵固然用于追敌，但是一旦战车失去了骑兵的保护，在活动不便、非战斗人员数量巨大的情况下，进行战术移动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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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战术问题，郭固的战车还面临着一个环境不适的问题。宁夏地区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有分布广泛的山地和丘陵，地表形态复杂。根据2004年的数据，宁夏地区丘陵占38％，平原占26.8％，山地占15.8％，台地占17.6％，沙漠占1.8％。可以看出，宋军如若在这样的地形上使用战车，可展开作战的区域十分有限。而骑兵在此地形上作战，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就更突出了战车本身的局限性。可以说，宋仁宗弃战车而不用，实非对军事的轻视，而是看出战车不可用这一点后做出的决定。后来，虽然宋军里陆续有人提出使用战车，但是都因环境问题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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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秦汉以后，战车便通常与大规模骑兵协同作战。唐代以后，随着中原政权马政的败坏以及骑兵战术、装备的崛起，再加上战车本身对于战场环境要求较高的局限性，在冷兵器时代的大环境下，古典型战车被淘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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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俞龙戚虎”的车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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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正 暗夜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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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在明帝国的边防战略因为党争而遭遇挫折的时候，蒙古诸部却通过和明帝国一百余年的战争渐渐成长起来。尤其是在成化末期，达延汗继承汗位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统一了蒙古，让蒙古诸部保持了较长一段稳定时期。在这期间，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达延汗以后，明帝国最强的敌人无疑是达延汗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明人记载“嘉靖中，吉囊（俺答的长兄）、俺答最强，犯我陕西、河东、云中、上谷”。嘉靖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前后，俺答的哥哥吉囊去世，俺答终于获得了独立的机会。他于东面赶走了察哈尔的小王子，于西面威逼河套地区的吉囊诸子。他的人马在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西海（青海迤西），并深入寇犯中原，席卷宣府、大同、山西各边，连年侵寇，逼得明朝为此加紧备边。尤其是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俺答汗入犯，由朔州、雁门侵入，进犯太原以南沁汾、襄垣、长子、祁县，京师为之戒严。曾铣创立车营，不能说没有俺答汗屡次侵略的刺激因素在。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在曾铣被冤杀的两年后，俺答汗更是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举国震惊，史称“庚戌虏变”。其寇边程度不论从规模还是次数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祖父达延汗和更早的瓦剌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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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俺答汗喜欢拉拢并重用从明帝国逃亡到蒙古地区的汉人，这些蒙地的汉人多扮作明朝百姓及僧人为其担任间谍，窥探明帝国边防。明将往往疲于应对，顾此失彼，面对俺答汗的侵袭多不能守。俺答汗每次入边，动辄数万杀戮，有些地方甚至被屠为一片白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边境损失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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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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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俞大猷的大同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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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境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明帝国急需一场和俺答汗野战的大胜来鼓舞九边士气。终于，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左都督、太子少保、太子太傅陆炳秘密用钱财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藩，释放被陷害的抗倭明将俞大猷出狱，到大同戴罪立功。大同巡抚李文进十分欣赏俞大猷的才华，经常与俞大猷筹划军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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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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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不是凭空诞生的，其基础正是当年曾铣的车营之法。不过，当时俞大猷面对的问题是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曾铣那种壮志未酬的大兵团作战更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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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俞大猷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他发现，一直以来大同镇步兵对敌，都是驱马到敌军阵前，然后下马使用单手操作的环刀或骨朵御敌，和蒙古军使用的武器相同。但蒙古军是在马上作战的，所以交战时“彼高我下，万无取胜之理”。于是俞大猷将明军步兵的环刀、骨朵改为钩镰刀、虎叉、龙刀。这些武器长度都在七八尺（2.6米左右），可砍可刺，对付骑兵最为便利。俞大猷还安排士兵在作战时左手持圆牌、右手执环刀滚杀敌马（和戚继光的藤牌手相似）。这些改变让明边军步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提高了步兵对抗骑兵的可能性。但是要在野战的环境下彻底击溃蒙古骑兵，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俞大猷又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这也是大同镇兵车操法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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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龙刀枪的明军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