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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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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番胜利得到了明帝国上下的一致好评，戚继光的车营体系得到广泛认可。他先后共装备了七个车营，布置战车1239辆，并建立了相应的防御体系，蓟镇自戚继光改革之后被公认为九边最强大的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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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这么评价戚继光的功绩：“虏数苦蓟北，今修内备，不战而伐其谋，即军政无所课功，其功则上上也。”也就是兵圣孙武所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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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俞龙戚虎”，万历年间其实还有一位值得提及的军事改革者，他的名字叫作叶梦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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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熊，字男兆，归善人，嘉靖四十年进士。他由福清知县调入为户部主事，负责向宁夏转运军粮。后改任御史，因为直言规谏被贬职为郃阳丞，后又经过多次提升，做到赣州知府，并在任上平定了黄乡的贼寇。此后，他被提升为浙江副使，改任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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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任期上，他深受戚继光的影响。在“虏未尝一日忘中国，则中国亦不宜晏然无事，坐待其变矣”的忧虑下，他着手改进蓟镇的战车。首先，他分析了蒙古人的战术，总结出蒙古军队擅长骑射，专精于骑射的特点和原因：“自少而壮止一技耳，千万人亦止一技耳，故箭不虚发，骑追逐如飞，飘风急雨，顷刻蹂躏，势不可当，此其所长也。”然后，他分析出明帝国军事方面的优势在于火器和车营。他强调，蒙古人的弓箭和射术虽然强大，但是骑兵弓射程不远，而且箭矢轨迹可见，也可以躲闪，但火器的弹药是无法闪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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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明军在火器和战车上的优势，叶梦熊设计改良了大将军炮和轻车两件军械。大将军炮铳身原重一百五十明斤（112.5公斤），叶梦熊将其提高到二百五十明斤（187.5公斤），射程可达八百步（1200多米），使得“塞上火器之大者莫过于大将军”。叶梦熊改造后的轻车只需要两人就能推动，四人便可举起，上面放置火器刀枪，提高了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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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有了“俞龙戚虎”，以及曾铣、李侃、张泰、郭登、李进、李贤、叶梦熊等人的不断探索和努力，明帝国才拥有了具有很高“性价比”，能够发挥明军所长，克制蒙古骑兵优势的火器车营战术。而正是这套火器车营战术，让财政捉襟见肘、内部党争不断的明帝国在蒙古部族重新崛起的背景下得以稳定北部边境形势，并连续取得“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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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来自女真八旗的终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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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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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当时间行进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已经相对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明帝国边防线上又有了新的异动。因为就在这一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明军也即将迎来终极敌人——后金八旗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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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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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步兵极精的女真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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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蒙古人的战法。在整个16世纪，蒙古人的战法堪称简陋。比如攻城，缺乏火器部队的蒙古人往往是将耕地的犁绑在长竿上，然后将长竿架在车上，人躲在车下面推车，当犁挂住城垛后，他们再顺着竿子往上爬。甚至有时候，他们不用车推，直接一群人用皮革包住身体，举竿往前冲。后来蒙古人改良过的攻城战术也不过是先用投石机扫荡城墙上的守军，然后蚁附攻城而已。总之，蒙古人极其缺乏火器，就算缴获了一些，也不舍得在攻击普通城塞时使用。野战状态下，蒙古人防御明军火器的手段也很简陋。一开始，他们的战术是看到明军打算开火就往回跑，然后派遣几个骑兵去当诱饵；引诱明军开火后，大队蒙古骑兵才趁着明军装填的空档一拥而上。再后来，蒙古人的战术才勉强改进到用门板充当盾牌，聊胜于无地防御明军的火力攒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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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蒙古人在野战的时候倚重骑射战术。明初马文升便在《抚顺东夷记》里记载，海西、建州女真骑、步皆精通，而朵颜三卫只擅于骑射。而在同样使用弓箭的状态下，骑射面对步射本就处于下风，更不用说面对着拥有战车工事和火器的对手了。因此蒙古人虽然披甲率不低而且甲胄坚固，但在对射的时候往往是吃亏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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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战斗意志上，蒙古人也已经无法与过去那支曾横扫欧亚大陆的无敌军团相提并论了。数千年的游牧秉性——“不羞遁走”又一次占据了草原汉子们的胸膛。明人评价蒙古人最害怕遇到强敌，每次明军只要能斩杀一两个蒙古前锋，就能让上千蒙古人“啮指而遁，如鱼骇鸟惊，不可复聚”。所以明军特别喜欢重金招募精锐勇士，战时负责闯阵杀将，往往能重挫蒙古人的士气，激起明军的胜利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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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地，明军步兵在平原地区根本无法逃脱蒙古骑兵的追杀，只能依托相当于木制城堡的车营来拼死作战。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车营内的明军战斗意志往往很顽强，再辅以坚固的车营庇护、凶猛的投射火力，击败缺乏攻坚手段、战斗意志薄弱的蒙古骑兵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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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之前明军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依托车营取得安银堡大捷等等胜利的原因所在。万历初年明帝国的财政在张居正的改革下趋向好转，以车营为核心的明军边防体系也能够更好地运转，从而给边境地区带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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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于万历四十三年崛起的八旗军队，却与明军以往所面对的敌人完全不同。后金八旗军以女真人为主，他们虽然出身于渔猎民族，但在明末农业化程度已相当高。牛录作为八旗军的基础军事编制，在平时则是基本农业单位。《满文老档》记载“每牛录各出十丁四牛，垦殖荒地，设立谷仓，以备凶歉”。甚至一开始女真政权还基于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资源相对充沛，通过分配土地，吸引了大量汉人流民投效。史书上记载，当时女真政权给投效的汉人每个劳动力用于种粮食的田地三十亩、种棉花的田地六亩。甚至连前来投靠的汉人乞丐以及僧人，都给予田地让其耕种。女真政权早期这种鼓励生产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根据《沈阳状启》记载，老家寨、土已古、王富村、沙河堡等四处农所共有田“六百垧耕”，约合三千六百亩（按每垧地六亩为标准计算）。1642年，四处农所共收获谷物3319.18石，产量即为每亩地0.923石，正好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每亩产量一石左右的水平。因此以每亩一石计，若每丁授田足额，即六垧，除去一垧种棉花，所剩五垧种粮食，每年可以获得谷物30石。若以每牛录300丁计算，可获得谷物9000石。当然，以上仅仅是理论上的数字，不一定每个丁口都能授到田地，很多牛录也是不足额的。但是这些足以说明，入关前的女真政权已经脱离原始渔猎生产方式，开始转向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尔蒙古以养牲，食肉，衣皮为生，而我国则以耕田食谷为生矣。”努尔哈赤对蒙古人所说的不假。农耕对游牧的背后其实是生产力的巨大差距，因为更多的粮食生产意味着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军事装备。另外，八旗军不同于战时为兵、平时耕牧的蒙古人，是一支由“伊尔根”（平民阶层）供养的常备军队。八旗军采取三丁抽一的制度，即一个牛录里的两个男丁供应一个兵丁的粮食和装备。由于此时八旗政权刚刚兴起，供应非常良好，战兵基本都能装备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