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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来逐句分析曾铣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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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六万精锐骑兵的问题。这些精锐无疑大多数都要从宁夏和延绥征集。嘉靖二十八年，这两个镇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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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辖下共有官兵44036名，马骡20557匹（头），消耗军费513135两白银，粮料145440石。宁夏镇共有官兵31890名，马骡13343匹（头），消耗军费493866两白银，粮料318661石；甘肃镇共有官兵39882名，马骡18206匹（头），消耗军费517883两白银，粮料218673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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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曾铣所计划的六万骑兵对战马的需求量超过了三镇马匹的总和，更别说三镇的数据还是将骡子与战马合算的。而且这些军士和马匹要分布在三镇一共数千个城、堡、寨中驻防。也就是说，这六万骑兵能从三镇中抽调的马匹少得可怜。九边中其他地区的情况和这三镇相差无几，自然也指望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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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点，就是六万骑兵“五十日搜套行动”的粮饷问题。根据曾铣的说法，“五十日搜套”所用的粮饷一共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加上二三万两的火器费用，达到了四十万两白银之巨，是西北三镇各镇一年所费帑金的大半，而三镇的用帑包括军饷、城堡器械修缮、马匹军需购买等项。综合算来，单单就“五十日搜套”所用的帑金就和三镇中任何一镇一年的军饷持平，“搜套”成本之巨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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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铣的计划里还有一些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漏洞。首先就是“五十日搜套行动”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成化年间，明军大将王越率兵“搜套”，当时明军在套虏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扫除了套部，但是河套地区是否就从此长治久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说，成化“搜套”不久以后，弘治初年，蒙古诸部再次进入河套，并很快形成了套部。弘治年间的两次“搜套”，不仅没有彻底扫除套部，反而遭到了套部的疯狂报复，明帝国九边生灵涂炭，其惨烈之状前所未有。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套患还未成形时，还是在套部站稳脚跟后，明帝国都无法彻底消灭套患。单凭这一次的计划，在广袤的河套地区，能否找到蒙古部族主力并将其彻底扫除，都是未知数。而且就算明军能够消灭河套地区原有的蒙古部族，之后也难保证其他蒙古部族不会再进入河套地区。如上所说，所谓的“套部”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部落，而是指进入河套的部落。也就是说任何蒙古部落，只要进入河套，就可能是新的“套部”。那么，从根本上讲，只要河套地区还有能够放牧的草场，套部就不会消失，河套之患就不会消失。因此明帝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长期保持六万骑兵的编制，其操练、军饷、给养、安置的花费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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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七月，明帝国曾商议囤积大兵，打算一次性“复套”。当时主战派并不在少数，而担任户部主事的余子俊却力排众议，争取到了成化皇帝朱见深的信任，阻止了“复套”的军事行动，并增修了西北地区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成化皇帝为什么会被余子俊说服？余子俊给皇帝算了一笔账：若要复套，参加复套的边军要达到八万以上，马匹需要七万五千余匹。可是以明帝国在成化八年的岁入，只可给饷到第二年的七月。当时正值山西、陕西有很严重的干旱和冰雹等恶劣天气，一钱银子只能买七八升米。如果套部冬天不渡河回到北方，明帝国还要筹措第二年的需费。以八万军队的规模，米豆一年需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每人运米六斗，共需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人。每一束草需银六分，共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草四束，共需二百五十万人，往返两月，每人约需路费二两。加上其他零散费用，共要花费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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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旧有模式下，在河套地区长期驻军的消耗非常惊人。对此，曾铣的解决办法是将这六万骑兵安置到新规划的河套卫所去，以屯田自给，从而减轻明廷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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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在西北屯田是否可行。明帝国建国一百余年来，由于屯田军队的大规模逃亡，全国的屯田面积普遍处于减少状态。嘉靖二十八年前，西北三镇虽然新开辟了一些田地以供军需，但是从数据上看，屯田数和屯粮数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反而大幅减少。要注意的一点是，西北三镇与其他镇屯粮数减少的原因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差别。西北三镇屯田以及粮食产量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当地越来越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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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经过了几百年的气候变化，西北地区已不再是隋唐时期富足的地方，这里沙漠化严重、降雨稀少。西北三镇北面即是直抵长城的沙地，土地非常贫瘠，相关记载在明代沿边记载中屡屡出现：“榆林沙漠不毛，军士寒若至极。”“镇城不产五谷，刍粮皆仰给腹里。馈饷不足。而连年调遣入卫、兵力少弱矣。”“沿边诸处，地多荒漠。”到了万历时期，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已经严重到“亲诣沿边踏勘积沙，形势甚大，逐一丈量。本道所属中路一带，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延绥及周边地区，沙居然已经堆到了边墙之上五七尺甚至一丈（3.1—3.2米）的高度！边墙的作用全无，蒙古诸部入犯内地易如反掌。“沙与城齐”这种情况持续困扰着中后期的明朝。所以，西北三镇因为当地环境过于恶劣，即使开垦了新的军田以备军需，但是情况依然毫不乐观。虽然曾铣有引黄河水灌溉的计划，但能否实行也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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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八年九边屯粮石数的原额与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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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镇 原额 现额 差额 辽东镇 716107 277788 -438319 蓟州镇 不详 149200 — 宣府镇 254340 62302 -192038 大同镇 127000 127721 -721 山西镇 257746 111134 -146612 延绥镇 不详 66135 — 甘肃镇 603188 213380 -389808 宁夏镇 322722 175946 -146776 固原镇 365240 268550 -96690 合计 2646343 1452156 — 最后再来看一下嘉靖二十八年明帝国的财政情况。嘉靖中期，明帝国财政压力持续增大，太仓银库的赤字情况十分严重。当年明帝国太仓的白银收入仅有1106100两（不包括存留银和各地运往九边的折银），却要支付各镇年例银430000两、新增年例银412047两、维修边墙的费用408446两、募军银234748两、防秋银964084两。这仅仅是九边用费，还没有算东南水灾、西北亢旱的用度。可以说，明帝国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曾铣日后庞大的“复套”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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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地理位置图。可见毛乌素沙地直抵明长城，地理环境十分恶劣，而明军进行的“搜套”活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穿越沙漠和后勤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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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废除“开中法”后，日益增长的边境正常花费已经让当时十分低效的明帝国财政系统捉襟见肘，更别说宏大的曾铣“复套”计划的花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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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铣在申报自己计划的时候，玩弄了一下春秋笔法。因为他列举出来作为对比的都是当时明军边防的日常开销，不管他是否“复套”，那些钱都是要花的。而他的“复套”计划则是要另外拿出钱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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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长期在九边领导军事工作，以上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可以想见，曾铣先抛出那个不太可能实行的“六万骑兵复套计划”，再给出《曾铣拟逐套虏阵图》的车营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了解边境的实际情况。既然传统的骑兵“剿巢”作战无法实行，那么不妨采用车营那种全新的作战模式。这也是兵部否决曾铣的提议，边境地方官员也不认可他的计划，只有嘉靖皇帝坚决支持他的原因。嘉靖皇帝认清了边境因为财政和马政的不利因素，已经无法支撑旧有骑兵“剿巢”战术的现况，因此打算以“复套”战略检验曾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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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曾铣的计划，明军水路并进，车营层层进逼，不一定能彻底扫除河套里的蒙古部落。但按照以往的经验，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一场彻底的胜利，保证边境地区十余年的和平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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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嘉靖二十七年，曾铣不幸被卷入了严嵩夏言之争。在严嵩的构陷下，曾铣被下狱处死，史称此案“天下闻而冤之”。曾铣的车营设想就这样出师未捷地消失在了明帝国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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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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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历史上的古典冷兵器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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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战车出土于殷墟，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车辆车厢高度为0.5米，轮径为1.2—1.5米；独辕，有直衡和弯衡两种，在衡两端上缚轭，用来驾马；方形车厢，车厢面积约为1.8平方米，门大多开于车后。另外，车马坑中车队全部为一车两马形制，并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随葬品，如铜质、骨质的戈、刀、镞等。由此可见出土的这些车辆是战车，并且在殷商时代，用于驱动战车的马匹数量为两匹。在殷墟以外，于殷商时期的方国地出土的车马亦皆为一车两马。这说明在殷商晚期，马车已在商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并作为战争工具投入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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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随葬人员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战车作战中，一辆战车的人员配置基本为二人和三人。但是从随葬的兵器数量分析，一驾两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驾三士当为主流。根据随葬兵器的位置，战车上的三人中，居中者为御手；居右者当为持戈的武士，承担肉搏任务；而居左的武士当为射手，持弓，同时配有近战用的戈。根据墓葬考古，商代战车还配备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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