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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就受到了乌斯季诺夫的训斥。乌斯季诺夫严厉地告诫他们：苏军开不开进阿富汗，这属于外交范畴，“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决定过外交政策？”乌斯季诺夫命令他们立即停止任何讨论，马上准备第二阶段军事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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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勃列日涅夫的估计实在是过于乐观了。这场战争实际上此时刚刚开始，它不但没有在三到四周内结束，而且一打就是九年。勃列日涅夫只看到了苏军的入侵，却没有看到苏军的凯旋；不仅勃列日涅夫没有看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没有看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后，正当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装抵抗组织仍在不断壮大时，“苏联”这个词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充满怀旧色彩的历史名词，永久退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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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西方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帝国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帝国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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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下旬，苏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除了留下一部分兵力防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外，其余的大部分兵力向未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抵抗力量发起了全面进攻。第二阶段的战斗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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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苏军的打击力度，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苏军首先将主要的兵力集结在几个大城市中，各自组成一个拥有数百辆装甲车和卡车的大部队，然后再分头沿着重要交通干线或朝着反抗活动频繁的地区迅速推进。一般情况下，这些部队前方有已归顺卡尔迈勒的阿富汗政府军开道引路，空中有苏军武装直升机的保护。他们一路包围搜查每一个村庄，逮捕任何可疑的阿富汗人，以大城市或交通干线为中心，成扩散状向阿富汗农村挺进。由于苏军动用的武装力量极其强大，基本上无人可抵挡其攻势，就像是一记重拳狠狠地砸过每一个所经之处，所以苏军自己骄傲地将这种进攻方式称为“拳头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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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有抵抗者出来迎战，或者苏军受到任何形式的袭扰，苏军就会毫不客气地派出武装直升机先对该地进行一番火力急袭，然后再出动大批装甲车将该地牢牢包围，最后地面步兵或者由直升机直接空降的突击队员才正式参加战斗，一举将该地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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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征服每一个地区后，便会进驻一批军队，构建哨所，建立由当地人组成的阿富汗民兵武装，请回从前的地方官员，签署和平协议，并一改此前在该地区实行的恐怖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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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的这种战术在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马扎尔和加德兹等地郊区大显威力。正如勃列日涅夫所预料的，抵抗者不堪一击，例如在1980年3月，苏军只发动一次进攻就收复了阿斯马尔和库纳尔公路干线。局势让勃列日涅夫越来越自信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私人酒会上，他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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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胜利没有像勃列日涅夫所预测的那样在三至四周内到来，但战场上的局面使苏联确信，胜利只是早晚的事。既然军事胜利指日可待，下一步就该是在阿富汗巩固和加强苏联的影响了，这原本就是对阿富汗发动入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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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初，勃列日涅夫在制定对阿富汗国内局势的策略时，就已经把宣传教化的作用放在了与军事进攻相同的地位上。1980年1月6日，在苏共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发布的《对阿富汗党今后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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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认为，苏联能够满足阿富汗不止一次提出的、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给予多方面（包括军事）援助的请求，以同叛乱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像从前那样。但是把反革命匪帮从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赶走，并不能被称作是积极的军事斗争。应当采取最果断的军事行动去反对那些坚决拒绝进行谈判的人。而且，同匪帮进行积极斗争不应仅局限于用武装的方法。一些叛乱分子是不妥协的阶级敌人，还有一些是受了骗后被迫去的劳动人民。因此，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的武装斗争应该和宣传党的政策、政府公布确保劳动公民生活条件的一些法令结合起来，使他们能自愿地带着武器向政府军投降，同时还应该结合各种宣传鼓动形式，广泛利用固定和流动的无线电广播手段以及其他信息手段进行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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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下了这样的结论——“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依靠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政权就能够巩固，而只依靠军队的政权，则孕育着变革。”换言之，苏联要在阿富汗大力宣传“苏阿友好”，大力推行同化政策，这是苏联在阿富汗能够牢固立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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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军的具体任务不是占领整个国家，也不是全面出击，打垮和消灭反政府武装，而是尽可能地不让他们扰乱同化计划的执行。执行具体的同化政策，需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阿富汗政府军、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苏联军事和文职顾问等的共同协作。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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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苏联制定了一整套总战略。在总战略指导下，苏联人有着明确的分工。外交和宣传方面，要孤立阿富汗抵抗运动，不使它在国外成立机构，尽可能阻止阿富汗抵抗运动得到外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苏军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必不可少的地区，把阿富汗抵抗运动紧紧阻隔在山地和目前无关大局的地区。这样做为的是争取时间，迫使反苏游击队只能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每当一个抵抗运动的根据地构成威胁并使战争升级时，设法消灭那里的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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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战略同时规定，有些事情是苏军必须尽量避免做的：比如要避免过分扩大战斗，以防苏军陷得太深不能自拔，除非阿富汗抵抗运动有所发展；不要介入到阿富汗居民中去，苏军生怕自己的士兵被“感化”过去，也担心这样反而会使抵抗运动加强对阿富汗人的思想工作；而且，要避免让苏军时时冲在前头，加强对阿富汗政府军战斗力的提升，这样可以使苏军免遭过分惨重的损失，也可以使战争最终实现“阿富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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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上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坚信苏联已经胜利在握的勃列日涅夫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上为苏联争取更多战略优势。于是，勃列日涅夫脑中关于部分撤军的念头再次出现。当然，撤军之前要先与巴基斯坦、伊朗甚至美国等国家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为苏联赢得战略优势后，再实施撤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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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了通气。1980年3月，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表示古巴愿意以不结盟运动代表的身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间斡旋，组织它们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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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谈判，苏联完全以一个胜利者自居；勃列日涅夫不允许其他国家对他扶植起来的卡尔迈勒政府有任何意见。勃列日涅夫的目标是，用阿富汗部分撤军，换取美国的力量退出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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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底到4月初，古巴外交部长伊希多罗·马尔米耶卡·佩奥里带着勃列日涅夫的使命在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之间多次奔走，以促使双方展开会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只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只有苏联撤出留在阿富汗的全部军队，会谈才能举行，巴基斯坦随时恭候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与阿富汗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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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让勃列日涅夫的打算全部落空。他这才明白，想以苏联撤出阿富汗为条件在国际上捞取到好处，基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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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此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开始悄然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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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2日上午10时，苏军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从萨曼甘向达拉苏夫进发，打算消灭这里的反苏游击队。这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有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而阿富汗游击队仅有少量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力相差悬殊，这一战本不该有太多悬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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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游击队得到情报后，认定苏军要去达拉苏夫山区，必定要经过狭窄的查普查勒山口。这个山口地势险峻，谷深坡陡，公路两边陡峭的石壁耸入云端，装甲车辆目标大、易受攻击的弱点在这里暴露无遗。这里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地点，游击队决定在查普查勒山口狠狠伏击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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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高坡陡，苏军的坦克、装甲车从萨曼甘出发后，只能排着纵队，沿一条公路向达拉苏夫山区进发。由于苏军急于赶去围剿达拉苏夫地区的反苏游击队，只要求行军速度而忽略了其他，在无任何反伏击措施的情况下，以一字队形通过查普查勒山口。按照反伏击作战原则，苏军在通过查普查勒山口时，应首先派兵控制山口两侧的制高点，至少应出动直升机对可能有伏兵的两侧制高点进行细致侦察后方可通过。但是，轻敌的苏军什么也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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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苏军坦克、装甲车进入查普查勒山口。阿富汗游击队马上点燃预先埋设的炸药。顷刻间山崩地裂，大量的巨石滚入峡谷，犹如日坠天倾，当先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被巨石压成一堆堆“铁饼”。接着，埋伏在山顶的游击队员用步枪、反坦克手榴弹、苏制RPG火箭筒、土制炸药包向苏军发动猛烈攻击。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苏军不少坦克、装甲车被击毁，伤亡500多人。为避免全军覆没，15时30分，苏军指挥官下令撤退。剩余的坦克、装甲车载着残兵败将夺路而逃。由于苏军队形较长，不便于组织指挥，加上败退时慌不择路，游击队在追击中又击毙几十名苏军，还生擒了40多名苏军士兵。至此，查普查勒山口之战以苏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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