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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查勒山口之战似乎还没能让苏联人清醒过来。1980年4月14日，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向苏共中央发来的关于阿富汗国内形势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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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迈勒进入政府执政和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之后，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战线上，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反革命势力已不能再利用原先体制的多次失误和错误让居民去反对中央当局，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使其有利于中央，特别是省一级政权。另一方面，苏联军队是强大的稳定因素，这就打破了反革命分子想获得军事优势的计划，打破了他们在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斗争中直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梦想。在今年2—4月，许多省份的反革命分子在军事上都遭到失败。在库纳尔、拉格曼和捕格哈尔等省有4000—5000人的叛乱集团被粉碎了。同时，在巴格兰、巴达赫尚、巴尔赫、萨曼甘、塔哈尔等省，叛乱分子也受到了强大的警告性打击。仅在4月上旬就有3200名叛乱分子被消灭，840人被俘。大多数居民都特别反对叛乱分子，对强盗们的横行霸道已十分厌恶，都在渴望过和平生活。在政府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影响下，直到目前还没有参加政府军和叛乱集团之间斗争的那一些势力都投向了政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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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这份报告中，阿富汗的形势对于苏联来说，依然是一片大好。但时隔不久，苏军便又遭遇了一次类似查普查勒山口之战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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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2日，苏军侦察到喀布尔北部山区有阿富汗游击队的一个驻地，决定发动袭击将其消灭。就在苏军将要出动之际，游击队也得到了苏军袭击的情报，于是按计划布置了一个陷阱——他们在山谷里点起篝火，升起炊烟，赶来牛羊，制造出一派祥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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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苏军出动数十架米-24武装直升机和大队步兵，向游击队驻地袭来。苏军直升机飞行员远远看到游击队驻地炊烟袅袅，似乎毫无防备，于是立即加大马力，猛扑而来。米-24武装直升机的火箭发射巢和航空机枪喷出火光，成排的火箭和炮弹飞向村庄。在苏军火力的袭击下，宁静的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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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隐蔽在山顶上的游击队发出信号，步枪、机枪、RPG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居高临下一齐开火。苏军直升机正在低空盘旋，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根本无力抵抗，几架直升机瞬间就被击落。未被打中的直升机知道落入陷阱，匆忙丢下剩余挂载的大型高爆炸弹，升空逃走。而负责地面攻击的苏军步兵与直升机通信协调有误，未等武装直升机有效摧毁游击队的防御，便提前进入峡谷。结果苏军直升机扔下的高爆炸弹正好在苏军步兵头顶上爆炸，苏军顿时伤亡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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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游击队又掉转枪口，猛烈袭击苏军步兵。苏军指挥官眼见势头不对，只能赶紧撤退。但由于游击队火力猛烈，苏军已伤亡过半。最后，这次战斗以苏军损失8架直升机、伤亡300多人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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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明白，“部分撤军”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眼下的阿富汗局势，苏军即使想走也走不了。他们已经陷入山地游击战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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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坟场：阿富汗战争全史 3.山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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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发现敌人”成了驻阿富汗苏军的首要任务，调整原有编制和作战方式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7月，苏军从阿富汗撤走了一批多余的部队，其中包括1个坦克团、3个战术导弹营、3个反坦克炮营、1个高射炮兵旅和1个防空导弹旅，留在战区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编制和战术调整，将结构臃肿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为旅，下辖灵活机动并能独立作战的营或战斗群，并以营确定为基本战斗单位。后来的实践证明，一个营基本能完成战场上大部分任务。按照具体情况，一些步兵连或空降兵排也可确定为基本作战单位。为应对突发事件，苏军还将一些加强营改造为作战值班分队，它们装备较多的装甲车辆，以保证人员和武器输送，人员编制也可随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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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措施只是临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富汗游击队还是能一如既往地躲过苏军扫荡。1980年10月，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员在写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报告中说：“（阿富汗）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我认为我军下一步行动应当做出调整，侧重于号召当地人发起打倒‘反革命武装’的群众性运动……”然而，“军人就应当打仗”的思想仍在莫斯科占据上风，他们要求苏军继续用简单粗暴的武力清剿行动解决敌人；这种策略只能使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激烈。苏军驻阿富汗战役集群司令员索科洛夫大将曾向莫斯科保证，在198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对阿富汗“反革命武装”的清剿工作。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苏军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装备上都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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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安排下，白沙瓦的六个逊尼派组织的首领第一次坐在了一起。他们共同谋划联合反苏的策略，决定成立一个同盟组织。但这一设想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伊斯兰党领袖希克马蒂亚尔的强烈反对，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兵力交由他人指挥，其他几个领导人也显得不很情愿。但在最后，由于美巴两国的极力促成，其余五个党的领导人还是勉强联合在一起，共同宣布成立“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并推举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阿卜杜勒·拉斯·萨亚夫教授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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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党的联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各党的领导机构并没有合并成统一的组织，五个党的领导人仍然各自保持独立，不断发生争吵，各自领导着自己的一派人马，不承认萨亚夫的权威地位。虽然这次合作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绩，但毕竟从形式上为反苏的各派组织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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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沙瓦内几个领导人对联合的探索，在阿富汗国内的各个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壮大，到1980年上半年，游击队的兵力已由1979年的4万人发展到了10万人。苏军的侵略和保卫家园的热情使阿富汗人纷纷选择了参加游击队的道路。游击队人数的迅速增加，带动着游击战的战场也在迅速扩大。到1980年中期，阿富汗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都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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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苏军的游击战争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游击队员被称之为“穆贾希丁”，意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外部世界常常将他们意译为——“自由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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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城市建筑众多，街巷复杂，是开展游击战的有利地形。在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地，战斗尤为频繁和激烈，这些地方，黑夜和白天轮流掌握在游击队和苏军的手中。白天，苏军在各大街道上巡逻，阿富汗政府官员们也都沉稳自如地走入自己的工作部门；但是太阳刚一落山，他们无不惊慌地逃入由苏军严密守控的住宅区，尽管那里偶尔也会遭到一阵枪击或是几枚火箭弹的偷袭，但相比较而言，那里仍是最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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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夜晚，城市已成了游击队的天堂。他们成群结队，攻击政府大楼、广播电台，暗杀阿富汗政府官员和苏联军人。而白天一来，他们则不见了，街上走着的仍是阿富汗市民和巡逻的苏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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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城市游击战开展得如此成功，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城市中组织严密的联络网和游击队领导人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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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联络网大部分是由阿富汗政府各部门中同情游击队的公务员组成。他们利用苏联人的信任，建立了苏军绝对不会搜查的武器贮藏处。而那些潜伏在阿富汗政府军中的游击队联络员经常偷偷到郊区去会见游击队的领导人，送去情报，带回信息或补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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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阿富汗政府军身份的潜伏者参与游击战时也要使用游击队提供的武器，并不是他们不愿携带自己的武器，而是因为最适合城市游击战的武器是手枪和炸药。这些东西或者来自于巴基斯坦境内，或者由游击队员自己制造；前一种方式获得的武器往往更为精良，但由于获得有限和运输艰难，游击队员还是经常要靠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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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游击战尽管从外表上看并不太惊人，但游击队的地下组织能力和保密能力却相当强。地下游击队每个小组的成员一般不超过8个人，每个小组至少都有一两个武器贮藏处，即使属于同一个抵抗组织，几个小组的成员也互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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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布尔地区，最有名的城市游击战组织者叫阿卜杜勒·哈克，他属于伊斯兰党哈利斯派，在喀布尔城内外共有200名正规的游击队员服从他的指挥。当时他只有21岁，却指挥着一大批与他父亲同龄的分队领导人。他成功组织了几起在喀布尔影响较大的城市袭击行动，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当一些阿富汗政府军的军官要求公开参加游击战时，他劝告说：那样只会增加伤亡，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参加地下斗争，比公开参加战斗更能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可以提供关于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调动或作战计划最可靠的情报，并能向各地的游击队提供弹药和有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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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人员活动、武器输送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苏军实力的强大，阿富汗城市游击战的难度远远大于发生在广大山区的游击战。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攻击城市目标，城市游击战还采用城外夹攻的方法，即先在城外聚集一批游击队兵力，袭击城市，吸引住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注意力后，城市游击战再展开，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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