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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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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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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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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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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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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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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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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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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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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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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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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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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参加战争，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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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来的仇恨？很简单，一个战友被打死，当时你和他在一起，两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么都明白了，这时的你会疯狂地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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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习惯考虑大问题，如：“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责任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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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喜欢讲的笑话。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什么是政治？”亚美尼亚电台回答说：“您听见过蚊子的叫声吗？那么政治——比它的叫声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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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从事政治吧，人们在此地见到的是血，人变野蛮了……人们看到烧焦的人皮怎样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纶长袜……枪杀动物时的场景惨不忍睹……向驮运队开枪，因为他们在运武器。人单独处决，骡子也单独处决。他们都默不作声，等待死亡。受伤的骡子嚎叫起来，活像用尖锐的铁器在铁板上划拉，十分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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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零星的故事和讲述。比如一名苏联军事顾问说：“一天，人们从丛林中抬回一名没有胳膊、没有腿并被阉割了的中尉。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小伙子们怎么样？’他们全都付出了代价。”一名通信兵失去了一只手，他疼得要死，要求一枪结果了他。他回忆道：“其中一个人马上闪开了，另一个则缓慢地给他的冲锋枪装上了子弹。然而，当他上子弹时，子弹大概卡壳了，这时，他把他的冲锋枪丢给我说：‘我下不了手！拿着你自己来吧……’我抓起了冲锋枪，但我只有一只手，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一名苏联军医说：“我曾羡慕那些前往阿富汗的同事，但是当我看到头一批运送伤员的车队抵达时，我简直要疯了。你看到的是没有胳膊、没有腿但却还在呼吸的躯干。在虐待狂影片中你都不会见到这种情景。”战争的恐怖能毁掉军人的神经，苏军在阿富汗一天天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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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支军队遭到跟当时苏联社会相同弊端的腐蚀。驻阿富汗苏军的纪律涣散、作风败坏，官僚作风盛行，腐化堕落更是不在话下。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很广，苏军士兵中吸毒者不乏其人。有的军人甚至偷窃军需仓库里的汽油、弹药、装备出去倒卖，这些物资最后都转到了阿富汗游击队手里。甚至有苏军士兵拿机枪去和阿富汗人换牛仔裤，有的用坦克零件去交换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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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的苏联军官向斯韦特兰娜抱怨，苏联的后勤准备很糟糕，后勤供应与看上去先进的武器库严重不相配，这些细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没有得到改善。药品总是不够用，缴获的药品都是进口药，其先进程度让苏军颇为惊讶。日本制造的一次性注射器很受苏军救护兵的欢迎，他们尽量在药包里保持装满20支的状态。它们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苏联的国产注射器落后很多年，一旦包装的垫纸磨损后，便成为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也沦为废品。苏联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个重伤员需要2升即4瓶；而阿富汗游击队则使用意大利产的1升装的聚乙烯代血浆袋，用皮鞋都踩不坏，使用便利、安全。苏联的消毒药布包装粗糙，包装的重量就超过布本身，布没有弹性；游击队使用泰国、澳大利亚产的消毒药布，又薄又白，弹性很好。抢救骨折的夹板，苏军争抢着用缴获的外国产品，如英国、法国、德国产的，国产夹板被抱怨成犹如滑雪板一样笨重不便。这位军官对曾经使用过的英国夹板念念不忘，有拉链，可充气，运输伤员时能防震，设计非常人性化。抵抗组织使用美国的睡袋，用天鹅绒填充，非常轻便；苏军则使用重达7千克的棉袄。苏军还从被击毙的雇佣兵身上剥下上衣、长檐帽、袜子、旅游鞋、中国造的裤子——中国裤子尤其受苏军欢迎，因为它不勒股沟。苏军连尸体上的袜子和内裤都不放过，因为军队分发量严重不足，国内计划经济下的产能又无法满足苏军个人的购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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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快满服役年限的苏军老兵恣意欺压和折磨新兵。训练营地中，上级军士更是对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粗暴野蛮的惩罚措施。驻阿富汗苏军的组成人员复杂，来自苏联境内欧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白种人”士兵跟来自亚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黄种人”士兵常常发生冲突，相互殴斗，有时居然会引发严重的开枪仇杀事件。仅仅战争之初的1980年11月，就有175名苏军士兵因违反军纪被送入惩戒营和劳改营，3名苏联军官因在阿富汗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莫斯科郊外执行枪决。80年代中期，阿富汗甚至爆出过苏联高级文职顾问参与黄金外汇走私案的丑闻，此案牵扯到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纳吉布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拉特布扎德等高级官员，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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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苏联军官跟士兵一样缺乏实际战场经验，常年的训练让他们对常规战比较熟悉，却应付不了游击战。但是多兵种协同机械化作战对阿富汗这个贫瘠的山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习惯于集中指挥和拘泥于按计划打仗的苏联军官常常一错再错，而且其固执态度已经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他们缺乏指挥反游击战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主动精神和随机应变能力。比如，当米-24武装直升机在袭击无关紧要的目标时，发现了大批暴露的阿富汗游击队员，可是米-24只当没有看见，继续攻击原来的目标。因为苏军陆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令明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有临时的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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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万大军在阿富汗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搞不清他们在这地方的目的。苏联军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天亮了乘坐米-24武装直升机出发，到一个地方扫射一通，护送一支运输车队给友军运送给养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看到一发“毒刺”导弹从山里飞起来，朝着某架倒霉的苏军直升机飞过去，最后用1980年勃列日涅夫的口吻调侃一句：“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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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苏军士兵开始叛逃了。不时有苏军士兵冒着种种危险逃离部队，参加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行列里来。1983年11月，两名驻喀布尔的苏军士兵叛逃到西方，开苏军士兵在阿富汗向西方潜逃之先河；法国拒绝给这两位叛逃者签证，他们最后获准去美国政治避难。到80年代中期，从阿富汗叛逃到西方的苏军士兵越来越多。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10月，一名在喀布尔广播电台担负警卫任务的19岁苏联士兵突然冲过大街，冲进街对面的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始终只对西方记者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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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情况在向苏联境内蔓延——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逐渐推行宽容政策，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向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示威游行，甚至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按照街头传单的说法：“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这些加盟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服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是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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