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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名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我给她弄一部《古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古兰经》的。”清真寺里的阿富汗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古兰经》。由此可见，驻阿富汗苏军的军心已经处在被瓦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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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加紧了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武器援助。1986年下半年，英国的“吹管”式和“轻标枪”式防空导弹也相继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转送到了阿富汗国内。也就在这一年，本·拉登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建造了霍斯特隧道综合工程。这项工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主要的武器存储库加以资助；那是阿富汗游击队的训练设施和医药中心，位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深山中。正是在这里，本·拉登第一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圣战者训练营地。在美国当时的一些报纸上，本·拉登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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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那些俄罗斯的异教徒，沙特阿拉伯选择我作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代表。”多年后，本·拉登回忆说，“我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在那里，我募集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所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人，我建立了我的第一个营地，那些志愿者们接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官的训练。美国人提供武器，沙特阿拉伯则提供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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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深知苏联再也不能从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取胜。1986年2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地称阿富汗是“一处流血不止的伤口”；同年晚些时候，新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称苏联干涉阿富汗是一种“罪恶”。从这样的表述中，外界敏锐捕捉到了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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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就在日内瓦进行了最高级会谈，这是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而为了显示出苏联方面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必须有实际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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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阿富汗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只是全面改革构想中的一个环节；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从整体的全面改革构想入手。实现这个构想的契机，是苏共二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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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大量新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以“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和完善。戈尔巴乔夫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单纯是一种归属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配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他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这种关系，并把这种调整与“社会经济自治”联系起来。戈尔巴乔夫还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宣称要“对现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有计划地改造”，使其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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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告诉世人，一个全面改革的年代要到来了，阿富汗战争露出了结束的第一缕曙光。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外交新思维”，他向外界表示——第三世界并不存在革命形势，不应采取“输出革命”的形式来人为制造那里的革命，也不应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对外政策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处理国际冲突时一定要考虑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和“普遍安全”。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企图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是极其有害和徒劳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对话，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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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从阿富汗撤退的决定是最困难的第一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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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考虑——如果苏军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将陷入何种局面？无论何种局面，年近60岁、身患多种疾病的卡尔迈勒均无力控制。他无力消灭反政府游击队，无力对抗西方势力，甚至连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都无法全面控制。如果卡尔迈勒继续掌握权力，苏军撤走后，阿富汗必将陷入混乱。阿富汗所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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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讨论，苏联方面看中的人选是纳吉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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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纳吉布拉生于喀布尔的富商兼官僚家庭，属于普什图人中势力强大的阿赫马德扎伊部族，他的父亲曾是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商务官员。纳吉布拉幼年随父亲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居住了12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返回喀布尔上学。1965年，他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属于“旗帜派”。1975年纳吉布拉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曾因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而两度被捕入狱。毕业后，纳吉布拉一边从事医务工作一边进行政治活动。由于精力充沛，高大强壮，声若洪钟，纳吉布拉很受“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和克格勃在阿富汗分支情报组织的信任，被称为“公牛”。1978年“四月革命”后，纳吉布拉任塔拉基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后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外放为驻伊朗大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返回国内，奉命解散原来的国家安全机构，另组国家情报服务局，自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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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吉布拉主持情报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国家情报服务局从初建时的120人扩充至3万人，到1986年更扩充至8万人。国家情报服务局的工作人员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机关中薪资待遇最高的，因为它主管的政治灌输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工作是重中之重。纳吉布拉曾说：“他们是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书本。”国家情报服务局对阿富汗百姓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搜捕和审讯，对卡尔迈勒政权的反对者极为残酷，动用从烟头到电刑在内的所有手段，极少有人能挺得过去，很多人惨死在审讯中。不久，纳吉布拉就有了一个血腥的外号“屠夫”。纳吉布拉直接向苏联克格勃汇报，并且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苏联。1981年6月，纳吉布拉成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4月晋升为中将，1985年11月任中央书记，卸去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职务，负责全面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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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卡尔迈勒政权的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1985年7月12日，卡尔迈勒与阿富汗总理基什特曼德的卫兵在人民宫内发生枪战。交火过程中被打死的苏联士兵、阿富汗士兵和两人的保镖共100余人。连年的战乱和每年高达十余次的政府改组使得许多中下级官员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邻，许多人已对这位“与苏联坦克一起进来的总书记”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决心仿效前任，在阿富汗“换马”。1985年5月7日，卡尔迈勒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苏联报纸的图片报道中，卡尔迈勒没有像以往一样站在苏联领导人身旁最显赫的位置，而是被湮没在一群模模糊糊的头像之中。5月16日，卡尔迈勒从莫斯科起程赴波兰访问，苏联人只为他安排了相当于三等规格的送行仪式。也许，从这些细微的变化中，卡尔迈勒已经察觉到了苏联领导人对自己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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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拍电报给卡尔迈勒，“邀请”年近六旬的卡尔迈勒来莫斯科“治病”。熟悉苏联和东欧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每当这些国家的某位领导人被其他人排挤掉时，都会被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戈尔巴乔夫邀请卡尔迈勒前来莫斯科“治病”的这一纸电报，对正处于内外交困中的卡尔迈勒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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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迈勒奔赴莫斯科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决定卡尔迈勒个人前途命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来预计只开一个半小时的会拖了七八个小时。会上，能言善辩的戈尔巴乔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口才，耐心说服每一位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卡尔迈勒必须下台这一问题上，政治局会议未经什么讨论便获得一致通过。现在，会议需要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由谁来代替卡尔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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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主席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大将提出由纳吉布拉接替。切布里科夫归纳出了纳吉布拉的几个可取之处：第一，纳吉布拉年轻，只有39岁，正是治国的黄金年龄；第二，纳吉布拉是阿富汗过去几年中少有的“政绩突出者”之一；第三，纳吉布拉受过克格勃的训练，又是阿富汗“四月革命”后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第四，纳吉布拉与苏联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是苏联驻阿富汗的克格勃分支机构领导人彼得罗夫的最佳合作者；第五，纳吉布拉是普什图人，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大多数党员属于同一民族。切布里科夫的提议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他对此微微点头，做思索状。而这时，卡尔迈勒还在同一座城市里茫然地“治病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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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卡尔迈勒被戈尔巴乔夫召至克里姆林宫内宽大的办公室。除他们两人和翻译人员外，在座的还有刚调回的苏联驻美大使、当时负责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戈尔巴乔夫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告诉卡尔迈勒：“你不能再当总书记了，你应该把位置让给纳吉布拉，然后定居莫斯科。这对你来说很方便，因为你的家人已经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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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迈勒显然已从他最近在莫斯科的感受中察觉到了苏联人对自己的不满。出乎他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竟会如此轻松地将他撤职；他全身发抖，带得苍老的面孔和雪白的头发也在微微颤动。他请求戈尔巴乔夫再给他一次机会。戈尔巴乔夫将手一挥：你曾经有过六年的机会，最终却造成了谁都不好收拾的僵局。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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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命令，1986年5月4日，卡尔迈勒因“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30日，他被解除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职务。1987年5月4日，卡尔迈勒赴苏联“治疗和休养”，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从此他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彻底忘记了这个阿富汗领导人。将近十年后，1996年12月，卡尔迈勒在莫斯科去世，总算完成了他的夙愿——“在苏联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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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39岁的纳吉布拉上台之始对身边的人说：“我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但战士和懦夫的区别就在于你敢不敢面对，雄狮可能会死在战场，总比猴子躲避到山林里强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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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豪情”的纳吉布拉的确做了一系列工作。他掌权后，重新整顿阿富汗政府军。经过整顿，阿富汗国防军的力量得到加强，纳吉布拉还招募了大批亲喀布尔的民兵；到1988年，阿富汗政府武装力量达32万人。1987年9月11日，纳吉布拉颁布法令，允许新成立的政党合法化，并说阿富汗政治体制的基础应建立在多党制之上。他宣布将建立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同年阿富汗举行地方选举。新宪法设立一个两院制的大国民议会，由一个参议院（长老院）和一个众议院（人民院）组成，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新政党都必须遵循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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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30日，纳吉布拉经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选举就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12月10日，他正式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名称为阿富汗共和国。纳吉布拉任总统后，进一步表示“和解”姿态，恢复了传统的黑红绿三色国旗，修改了国徽图案，在新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放宽土地占有者的占有限额，并给清真寺以优惠照顾。1988年4月15日，阿富汗举行了议会两院选举，人民民主党赢得人民院一共234个议席中的46个，人民民主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赢得45席，新的左翼政党占24席，从而确保了人民民主党在议会的优势地位。虽然穆斯林游击队抵制选举，政府仍空置了人民院234席中的50席和长老院的少数席位，希望游击队结束武装斗争和参加政府。他不断对阿富汗游击队发动和平攻势——派出中央官员前往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慰问各部族，答应给予他们经济援助。同时，纳吉布拉释放了一些因参加游击队而入狱的部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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