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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chap.v and p.222（Alquier to Talleyrand，March 29th）；and Nicolas，vi.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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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的巡洋舰布置如下：一艘在加里特岛，一艘在非洲沿岸，一艘在加里特与非洲海岸之间，同时担负着从突尼斯获取情报的任务。这三艘巡洋舰的目的是防止维尔纳夫沿着非洲海岸偷偷航向东方。还有两艘在纳尔逊与特洛岛之间，一艘负责弄清敌舰是否通过了博尼法乔海峡，另一艘在那不勒斯，随后又被召回，被派去打探法国舰队是否已返回土伦。Nelson to Ball：Nicolas，vi.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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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塞·胡斯托·萨尔塞多·阿劳科（José Justo Salcedo y Arauco，1753～182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服役，1805年出任卡塔赫纳舰队司令，但始终未能与法军或加迪斯舰队会和，同时幸免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当年11月升任海军中将，负责保护航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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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费德里克·卡洛斯·格拉维纳·拿坡利（Don Federico Carlos Gravina y Nápoli，1756～1806年），西班牙海军将领。1804年出任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礼，与拿破仑和德克雷关系良好，因而在1805年2月被任命为西班牙海军总司令。之后随法军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在菲尼斯特雷海战中表现出色，受到拿破仑的特别赞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负伤，因伤口感染在数月后去世。人们对格拉维纳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表现存在一些争议。维护者认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敢，是联合舰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反对者则认为他缺乏领导舰队的资历，并因家乡在那不勒斯王国而对入侵那不勒斯的法国同僚十分消极，从未推动维尔纳夫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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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ch 27：Nicolas，vi.383 n.：Barham Papers，iii.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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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rachan to Nelson，April 30：Nelson Papers，Add. MSS. 3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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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些有意思的机动可以在奥德的旗舰“光荣”号（Glory）的航海日志中读到，但奥德在发出的信件中对此只字不提。他只提到自己因背风而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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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查德·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1718 ～1782年），英国海军将领，以海军战术与策略的革新者闻名。1779年夏天，法国与西班牙组成了拥有66艘战列舰的强大舰队，试图驶入英吉利海峡掩护陆军入侵。此时，肯彭菲尔特正担任英国西方舰队参谋长，麾下仅有38艘战列舰。英军选择谨慎避战，同时又紧随敌人，保持着威慑。这使法西联合舰队无法保障陆军渡海的安全，最终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肯彭菲尔特接任西方舰队司令，在1781年年末以劣势兵力成功地袭击了由优势敌军护航的运兵船队，并在1782年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充分解释了他的防御观念。参见John B.Hattendorf，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201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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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rde to Nelson，Add.MSS. 34929，Apr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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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1765～1832年），英国海军军官。1797年升任舰长，随纳尔逊参加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曾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后随纳尔逊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804年随格雷厄姆·莫尔参与了袭击西班牙运宝舰队的行动，从中得到巨额赏金。1805年随纳尔逊参与了西印度大追击，返航后因病上岸，从此再也没有出海服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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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德的信件及其巡洋舰的命令，可参见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410，March 19，April 10，11，12，15，17，19；而完全确证以上内容的其旗舰长的报告，可参见Ralfe，Naval Biography，ii.75；“猎兔犬”号的航行线路，可参见post，pp.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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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g of the Glory. For the Melampus，see her Log，and Gardner to Marsden，April 22：Blockade of Brest，ii.236，and post，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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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国之后，奥德被解除了指挥官职务，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原职。但他与巴勒姆的往来信件表明，这与他在加迪斯港前的撤退并无关系。他在抗议解职命令时提醒巴勒姆，“在我荣幸地向海军部中的您表达个人敬意之时，你曾以那样的奉承姿态对我的行动表示完全赞许”。他的不幸完全是由于3月27日发出的那封轻率的信件。在那封信中，他对海军部要求他与纳尔逊分享战利品的命令感到怨恨。奥德认为这封信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但巴勒姆则认为一定要提交海军部会议讨论，最终结果是奥德被解职。巴勒姆曾劝他申请重返旧职，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Barham Papers，iii.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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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五章 巴勒姆勋爵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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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本土这场战争的指挥部，一切都已陷入了混乱；更不凑巧的是，法国土伦舰队恰恰在此刻出击。在1804年年底，由圣文森特勋爵[1]在1802年成立的著名的海军质询委员会发布了其第十份报告，其中用确凿的证据揭露出海军为抹平账目而采用的多种违规手段，让公众大为吃惊。作为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必须担下责任。他是皮特的挚友，而这一身份更让反对党希望发起一场政坛风暴。就在维尔纳夫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之时，英国下议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弹劾。皮特用尽全力为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能干的大臣——提出辩护。得益于他那慷慨激昂的精彩演说，皮特距离胜利只剩一步之遥。然而，议长的关键一票却让他在最后关头败北。在这一击之下，皮特崩溃了。当他起身离开时，党内的年轻人如贴身侍卫般在他周围组成一道环绕的人墙，以免政敌看见他的泪水。第二天，就在奥德对加迪斯的封锁被突破的同时，梅尔维尔辞去海军大臣之职，海军部失去了首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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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人选能维持海军政策的连续性。年迈的水兵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仍然在世，尽管年近八十，他的头脑与身体仍然精力充沛。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海军审计长（Controller）——海军的首席会计师。在那个管理最为混乱的时期，他如支柱一般勉力维持着海军的运作，眼看着他的朋友——那些最为杰出的海军军官——在大海上陷入痛苦和绝望。在他任职期间，海军供应部门的效率最终得到改善，但他仍不满足，一直盼望着进一步的改革。但在得到上层支持之前，他无法取得实现这一愿望所需的权力。几年后，他所需要的权力似乎到来了。1788年，还在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的皮特希望用一个文官顶替豪勋爵（Lord Howe）出任海军大臣。候选者是他的长兄，能力平平且缺乏经验的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尽管皮特对协调内阁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这样的提名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反对。格伦维尔[3]建议让米德尔顿出任。此时，尽管他还从未指挥过舰队，但米德尔顿已被视为仅次于豪勋爵的海军事务大师——正如格伦维尔所说：“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名望与品格足以掌握局势。”然而，我们却找不到米德尔顿对此的任何回应，他此时正因自己没能成为海军部的委员而深感失望。[4]更糟的是，即便作为海军审计长，他似乎也说不上话了。他的提议被屡屡否决，改革建议被搁置一边——查塔姆勋爵不准备做出任何改变。到1790年时，他已无法忍受下去，于当年2月向皮特提交了辞呈。他向皮特解释道，由于他先前给质询委员会提供了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5]中普遍恶习的证据，他已在部中大受猜忌。正因如此，他一定会让这些证据在报告中尽早披露出去。尽管皮特与他的兄长一再挽留，米德尔顿却不为所动。他在一周或两周之后写给皮特的信中说：“我辞职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原因，我确信，海军部门目前的状态无法让我发挥任何作用，我很高兴您和查塔姆勋爵能坦率地承认我辞职的正当性。”[6]到1794年，他在查塔姆的帮助下进入了海军部委员会，但他对社会性、政治性影响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这份工作也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年，他拒绝签署查塔姆继任者的一封命令，认为那违背了海军部的优良传统，结果又被迫辞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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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尔顿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却绝非无所事事。下一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是他的亲戚，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机要顾问。国会议员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曾与米德尔顿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议题上合作，米德尔顿是他最早的支持者，他告诉我们：“梅尔维尔勋爵关于王国海军力量的计划实际上是出自查尔斯。”[8]此时，米德尔顿刚刚被任命为一个新部门的领导，这个部门的任务正是执行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9]因此，威尔伯福斯的说法足以采信。对于那些准确而适当的作战部署，对于英国战争策略所体现出的那些最为精妙的老练特性，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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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威尔伯福斯的说法，那么，皮特任命米德尔顿的深层原因正是梅尔维尔勋爵曾亲自认定他为最合适的继任者。但是，这一任命也经历了激烈的人事斗争。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查塔姆再次出任，或者是卡斯尔雷，或者是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他曾在阿丁顿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已经无力改变战争方向的前任首相阿丁顿在年初时同意加入皮特的联合内阁，并得到了锡德茅斯勋爵（Lord Sidmouth）的封号，但他显然还在期待着更多东西。现在，锡德茅斯勋爵提出用他的人填补海军大臣之缺。然而，在战争的重压之下，皮特无法容忍这种脆弱支离的政府结构。如果没有一位得心应手的海军大臣，他一定会被繁重的工作压垮。沃龙佐夫曾向俄国政府报告道：“一个人怎能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与辛劳，怎能让他的头脑在如此纠结复杂的事态间保持清晰，并其惊人的洞察力与决断力加以把握和执行，这真是难以置信。”[10]犹豫了两周之后，皮特告知锡德茅斯，任命已不能再拖延，他要把米德尔顿的名字提交给国王。锡德茅斯与他的亲密伙伴——也就是他的人选——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立即请求辞职，一场内阁危机压到了皮特头顶，但皮特顶住了压力。在他做出米德尔顿的任期“不会太长”的承诺之后，两位反对者最终同意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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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位老兵的名字作为新任海军大臣的提名被呈报了上去。由于从未在议会任职，他得到了巴勒姆勋爵的贵族封号，用以达成任命所需的条件。即便如此，乔治三世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仍提出了一条特别规定：“他仅限于参加议题与海军相关的内阁会议。”[11]在这一刻，米德尔顿终于取得了他期待已久的那个能让他奉献余生以施展其抱负的职位。在国家最为危急的时刻，皮特的坚定与睿智终于确保了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任命了一位在海军事务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极具经验、在整个欧洲无可匹敌的海军大臣。甚至连因未能得到任命而失望不已的查尔斯·约克都大方地承认：“今天，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成为新的海军大臣。我不知道年迈的他是否具有这份工作所需的健康体能，但如果有的话，他无疑是当下最为合适的人选。他的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卓越的，他的丰富经验无与伦比，他在海军实务策略方面也鲜有敌手。”[12]4月30日，巴勒姆的任命得到了最终确证，人事危机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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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的顶峰时刻，4月19日，奈特已护送着克雷格的远征军从朴次茅斯出航。他们的出发正当其时：沙皇已对远征军的时间拖延提出抗议，而拿破仑正动身前往米兰去为自己戴上意大利国王的王冠。似乎这正是展开行动的绝佳时机。在两艘穿越比斯开湾的巡洋舰携带着土伦舰队驶出地中海的紧急消息火速回赶时，克雷格和他的部队已沿着预定航线驶入英吉利海峡。当英国政府接到告警时，一切都已太晚。维尔纳夫正在大海上，无人知晓其踪迹，而纳尔逊与奥德都尚未接到掩护克雷格的命令。远征军已经航向大海，奈特麾下仅有一艘98炮战舰与一艘74炮战舰作为护航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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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雷格出发的一周之后，英国本土才获知此时的真实情形，而这完全是依仗一位巡洋舰舰长的敏锐决断。当维尔纳夫驶过海峡时，由马克·克尔勋爵（Lord Mark Kerr）指挥的巡航舰“费斯格达”号（Fisgard）正在直布罗陀修理，它一半的帆索滑轮已被拆卸上岸。[13]发现法军之后，克尔迅速雇用了一艘双桅快船，让自己的尉官乘着它去向纳尔逊报告。在维尔纳夫匆忙驶向加迪斯时，他正没日没夜地加紧修船，终于在4月10日提前出海，勉强用残缺的滑轮以最快的速度赶向爱尔兰与乌桑特岛报信。[14]海峡之外没有敌军的踪影，他询问了附近巡航的英国私掠船，他们也语焉不详，只知道维尔纳夫已神秘消失。五天之后，顶着那股让奥德无法驶近圣文森特角的西北风，克尔抵达了菲尼斯特雷角集结点，并与考尔德布置于此的巡洋舰“墨兰波斯”号取得联系。[15]“墨兰波斯”号随即前去报告考尔德，而考尔德又派它去向加德纳报告，因此克尔得以直接前往爱尔兰告警。考尔德没有像奥德那样撤退，而是勇敢地坚守在自己的阵位上——当然，他的处境与奥德有很大差异。奥德的封锁已经被打破，但考尔德的并没有，而他的任务显然是将封锁尽量久地保持下去。此外，他也并不像奥德那样处在加迪斯港外风势难测的海域里，也没有被困在港湾内的风险。从南方驶来的敌军无法迫使他交战，他可以自如地撤离。因此，考尔德唯一的应对措施是让加德纳的那艘巡洋舰去菲尼斯特雷接替“墨兰波斯”号，此后便自信地坚守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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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克尔正匆忙地赶往爱尔兰。在穿越比斯开湾途中，他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来自格恩西岛（Guernsey，亦称根西岛）的私掠船。他命令它前去普利茅斯港向海军部报信，而自己则前往爱尔兰南部的科克港（Cork），如之前那样向加德纳的外围巡洋舰报告消息。[16]他的表现堪称杰出，这场战争的某些方面是如此倚仗于巡洋舰资源，倚仗于舰长们传递情报的职责以及他们审时度势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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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4月25日，在克雷格与奈特的护航船队出发一周之后，加德纳与海军部第一次接到了来自克尔的告警。他们对此似乎早有准备，在当天就发布了一系列重大命令，这只可能是出自米德尔顿从英国战略传统中积累得来的丰富经验。此时，他一定知晓国王已批准了皮特的提名，并且也一定已经开始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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