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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时，英国海军部对维尔纳夫的使命似乎尚未产生怀疑。基于他们先前掌握的情报，维尔纳夫似乎只是执行着拿破仑最初交给他的命令。指挥部尚未对他突然杀回英吉利海峡或是在大海上与克雷格船队相遇的可能性感到任何不安。土伦舰队的目标就是牙买加，这一印象已在指挥部之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开始觉得，纳尔逊对其首要目标的坚决守卫已迫使拿破仑落入了皮特的股掌之间。维尔纳夫放弃了在地中海展开行动的一切机会，被派去执行一场次要的殖民地袭击，让地中海完全向他们蓄谋已久的、协同俄国的行动敞开。然而，在围绕西印度群岛——这个他们认定的位置——发布的命令下达后不久，一切又都变得悲观下来。4月30日，加德纳发出了那封他从奥德那儿获得的信件。指挥部很快就认清了当前的情形。无人知晓纳尔逊的位置，最可信的观点来自斯特罗恩：他已经跟丢了敌军，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正在赶往埃及。奥德仅仅知道维尔纳夫在加迪斯出现过，并放弃了自己的封锁阵位。因此，这两位受命掩护克雷格远征船队的将军，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竟然都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奥德并不知道维尔纳夫的目的地，他可能向北，也可能向南。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奥德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猜想，法军应该是向西航行，折返杀回英吉利海峡可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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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法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真实行动，而在当时却无人严肃地提出这种情形；但从奥德信件抵达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再也没有遗漏过这一可能性。在英国方面看来，如果考虑到皮特的计划，维尔纳夫接到的任务很有可能是接近英吉利海峡，摧毁克雷格和奈特的远征船队。克雷格和奈特有50艘运输船，已经驶入了大海，显然面临着被歼灭的巨大威胁，而这样的打击将让反法同盟陷入令人绝望的崩解危机。关于远征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出，英国政府无法用拿破仑并不知晓来自我慰藉，更何况大海上还有其他的运输船队。在爱尔兰的科克港，还有一支与克雷格所部性质相似的、由艾尔·库特爵士（Sir Eyre Coote）指挥的远征军，其目的是加强印度的卫戍部队。这两支远征船队都很难逃离法军的刻意袭击，事实上，尽管拿破仑尚不清楚克雷格的使命，但他已经对英军的动向产生了关注和怀疑。在塔列朗（Talleyrand）写给拿破仑的报告中，这两支远征船队被描述得无足轻重，只是皮特政府陷入绝望处境而不择手段的证明。但葡萄牙的法国外交官接到消息，一些情报向他们警告道，里斯本的特茹河口（Tagus）可能是远征军的目的地——这有些超出了塔列朗的预计。“这仍然算不上什么计划，”塔列朗写道，“考虑到英国的态势和内阁的尴尬处境，这些计划是不可能存在的，是荒谬的，我们可以安全地排除这一可能性。如果他们真要进行什么远征，他们的目标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而如果这一切仅仅是他们刻意的威慑性表演，他们要去葡萄牙、北方、黎凡特或者印度也都没有什么不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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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拿破仑本人对此却要严肃得多。他已听到一个模糊的传言，称密歇希已经夺取了多米尼克与圣卢西亚，这让他与他的下属们相信，最初将罗什福尔舰队派往西印度群岛的错误决策竟是一招天赐的妙棋。他们已让英国战略陷入混乱，将其关注的重心引向远方的殖民地，为法国的侵英计划铺平了道路。英国派出的远征军似乎很好地印证了这种看法，但是，这真的就是拿破仑对敌军行动的真实看法吗？在阅读他的批复时，我们或许会对此产生怀疑。在接到塔列朗报告的三天之后，拿破仑给帝国大法官（Arch-Chancellor of the Empire）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写去一则备忘录，后者被他留在巴黎辅佐其兄长约瑟夫（Joseph），以在他前往意大利时主持国家政事。拿破仑在信件下的注记里写道：“似乎有两支规模为5000～6000人的远征军已经或正准备开拔，一支前往印度，一支前往西印度群岛。他们并不是民兵或者志愿兵，而是英国最好的部队。”[26]法军入侵的威胁没能将英国陆军的精锐束缚于国内，这让拿破仑感到出乎意料并且很恼火。他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的船队接到行动命令，如果合适的海风、雾气或夜色能持续六个小时，英国人就会遭到奇袭，并发现他们最为精锐的部队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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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拿破仑多变的计划里，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加确切：他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由海峡船队独自发起突然侵袭的方案。他或许一度相信过如此行动的可能性，英国大众的看法也是如此，但现在，双方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拿破仑业已采纳了海军的观点，因此，这些言语只能被视为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他正因自己的威胁无法持续而恼怒不已。拿破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这番恼怒过后，他转而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对待着这一切。他说服自己，他已将英国的关注引向它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而在他写下备忘录的同一天，他也将此告知了他在意大利王国的陆军大臣皮诺将军（General Pino）。皮诺显然对英国在地中海的行动感到焦虑，但拿破仑向他保证，英国除了金钱之外无法给奥地利提供任何支援。据他所说，他对印度的威胁已经迫使英国政府派出了由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27]率领的数个军团，而为了保卫牙买加，他们还需派出8000～10000人的远征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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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跨过阿尔卑斯山为自己戴上那顶新王冠之时，这就是他为自己绘制的那个玫瑰色的美好图景。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在何种程度上相信着这一切，但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他已开始感受到皮特那令人痛苦的刺击。也许他仍然相信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尚未意识到一场以夺走它为目的的行动早已开始。而在皮特方面，他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骗过了那位欺诈战术的大师，在他眼里，维尔纳夫驶出海峡的行动一定是拿破仑在醒悟之后为了阻止远征军而做出的回应。如果不是如此，那也可能如奥德所说，他执意要实行入侵英国的计划，以此来掩饰一场大规模海军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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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刻，英国本土的整个氛围瞬间改变，变得极度紧张，悸动不安。通过阅读当日的文件，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危机所造成的震颤。然而，主持这一切的皮特却无法专注于此。4月29日，当新的消息抵达下议院时，他在那儿花掉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质询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第十一份报告，其内容关乎海军的军事行动，在议会中引发了一场超乎寻常、令人精疲力竭的激烈争辩。在此过程当中，皮特宣布了新任海军大臣的任命，而反对党的福克斯[29]则提出控诉，称皮特曾试图避免让质询涉及自己的好友。一份对梅尔维尔进行犯罪调查的议案让事态达到了白热的顶点。绝大多数的反对党领袖都用投票支持的方式折磨着他们的首相，不顾国家所面临的危险。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斗，尽管他们恶言相向，皮特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拖着刚刚为好友辩护的疲惫身躯，他在次日的凌晨两点才返回家中，随即看到了奥德从西班牙海岸发来的信件。皮特安插在巴黎的间谍曾传来消息，土伦舰队即将起航，目的地暂时不明，不过普遍认为是爱尔兰，而据间谍推测可能是牙买加。但在所署日期为4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间谍让皮特确信，拿破仑目前的整个计划只是将英国的注意力从他真正的攻势上引开。[30]这一情报确证了奥德的观点，即一个突然在海峡集结兵力的计划正在进行。皮特无法安然入睡，两点半时，他又坐在了桌前，为新任的海军大臣写下一封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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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议会回来，我就看到了这些文件，它们是目前最为重要的。我好几个小时内都不会休息，已准备好尽早在你方便时会见你。为了筹集额外的人员、让所有的战舰做好出海准备，我想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目前的事态是如此的紧急，我想我们必须保证此时的人力供给，必须采取那些在这种极端急迫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的措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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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的第一天，巴勒姆正为改组海军部做着繁重的准备工作。现在的海军大臣是一位年迈的水兵，而他还要负责指挥这场海上战争，海军部的工作架构因此需要改变。[32]他或许也是彻夜未眠。第二天，4月30日，他向大海上的舰队指挥官们发出了一系列极其清晰的命令，这一切都是在极度紧张、缺乏休息的情况下做出的。其首要目标是拯救克雷格的远征军，其次是维持对费罗尔的封锁，最后，如果奥德的推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还要按照传统方略，封锁英吉利海峡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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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姆向考尔德发去的命令是，如果他发现了已受到威胁的远征船队，他就应该截留住奈特和他的两艘战列舰，克雷格的运输船队则应在巡洋舰的护送下返回普利茅斯或科克港。而发给奈特的命令是，当下最为紧迫的需要是加强费罗尔港外的英国舰队，以防维尔纳夫试图打破封锁。如果他在护送运输船队驶过圣文森特角之前接到了这封命令，他就应该把船队带回费罗尔，再按照发给考尔德的命令行事；如果他已经驶过圣文森特角并确信维尔纳夫已经离开了加迪斯，他就应当把旗舰转设到一艘巡航舰上，将他的两艘战列舰如前文描述的那样派往考尔德或加德纳，然后与剩下的巡洋舰继续将运输船队护送到直布罗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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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奥德的指示则是让他在加迪斯留下侦察所需的巡洋舰，然后立即率战列舰队去费罗尔与考尔德会合。考尔德将听从他的指挥，而他则听令于加德纳。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加迪斯的封锁，新成立的西班牙舰队已被并入西方舰队。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命令所说，是为了加强对费罗尔的封锁。如果封锁失败，则所有舰队都应集结于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因此，如果发现考尔德已经返航，奥德也应当驶向乌桑特。但如果他和考尔德能够在费罗尔会合并维持封锁，他就应该遵照这则命令。如果他们有理由认为法西联合舰队正在接近费罗尔，并处在“你们认为无法有利地与之交战”的情况下，他们也应一道返回乌桑特，与加德纳会合。最后，海军部指示加德纳，如果情报表明联合舰队已经驶向北方，他就应该命令考尔德向自己靠拢。[33]如果将这些命令与奥德的实际行动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准确地把握了海军部的意图。他们都遵循着那个众所周知的传统措置，依靠这种方略，英军就能在任何对其战略布局的袭扰出现之时自发地在关键的时间与地点完成集结。英国舰队勇敢地分散在大海的各个角落，但这个传统方略却留存在舰队指挥官的心中，就如同他们的直觉。一旦有警报认为分散已不合时宜，他们就会如条件反射一般向战略中心收缩兵力。奥德的行动就是基于这种直觉，并得到了巴勒姆的认可。在急于指责纳尔逊之前，我们最好牢牢记住一点——纳尔逊对他已知的这些情况从不会说第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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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大海中的舰队发出命令的同时，海军部还在加倍努力地强化西方舰队的核心兵力。他们立即派出了三层炮甲板的“乔治亲王”号（Prince George）战列舰；罗利将军（Admiral Rowley）则被派往查塔姆船坞，督促2艘即将完成的74炮战舰加紧建造，还要去雇用6～8艘用来传递信件的轻帆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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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系列命令的真实含义并不难理解。英国正试图让一支陆军部队穿过无法控制的大海，也就是说，英国在这片海域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制海权。英国舰队的掩护锁链已经被突破，因此，远征军必须撤退，除非他们已经安全地驶离了危险。然而，如果敌军的行动并不是针对远征军，他们就必须假设敌人是针对着最为危险的目标，英军就必须守住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那个传统的战略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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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海军看来，只要他们坚守着这个坚不可摧的传统布局，拿破仑的入侵计划就会像它的所有前辈那样，根本不可能成功。在谈及法国对海峡奇袭的盲目自信时，德斯奇霍上校曾这样写道：“不幸的是，英国早就听见了这种危险行动的风声，并在确证其严重性之后发布了集结命令。因此，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舰队必定会守御着海峡。在这种沉着应战的传统布局面前，拿破仑的任何计划都会被撞个粉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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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巴勒姆勋爵开始了他值得纪念的九个月任期。得益于长期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还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对海军部进行了改组，使这一战争机构能出色地处理好所有诉求，直至胜利日的到来。在开始下一章的叙述前，我们最好能对他创设的新制度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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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未给自己安排特定职责。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海军大臣负责总体监督和全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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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最高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此时由甘比尔将军（Admiral Gambier）担任——“会在海军大臣缺席时接替其工作。他的职责还包括处理每日的文书，但更侧重于港口和秘密工作方面。”这意味着他将主掌各处海军基地和情报部门。“他会将所有送到他部门且他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命令与信件交给他的秘书，然后由秘书抄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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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姆对其职责权限还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海军大臣的许可下，他能调动本土与海外基地的所有舰船，有权向战舰上的将军、舰长或其他指挥官下达命令，有权调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他还要处理所有军舰的装配事宜。”实际上，他在物资供应方面的职责仅限于那些已经入役而尚未做好行动准备，因而被划入他部门管辖范围的军舰。他还要负责通过对比战舰的日志来确认海军部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还要“考虑决定所有的军官升迁”——尽管是由海军大臣来签署晋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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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物资供给则由“第二位军职大臣”负责，“他将从秘书那儿得到所有审查过的，属于海军委员会、运输委员会、伤病委员会与格林尼治医院的书信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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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军职大臣则“在海军大臣的监督之下”主管所有现役军官与专职军官（warrant officers）的任命，并确保所有的军舰都配上了足够的军官——但舰长与尉官（Lieutenants）的空缺则需“报告给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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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大臣的任务，”巴勒姆在备忘录的最后写道，“是让军职大臣们能不受干扰地完成他们所负责的多种重要工作，负责签署所有从部里发来的命令、授权、保护单等文件。他们还要向海军部提供咨询意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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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海军部的改组，巴勒姆将他的同僚们变成了他的下属。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即巴勒姆所谓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承担了类似于海军参谋长的职务，他指挥着战争的每一步行动，同时也要负责入役战舰的装备与人员配给。第二海务大臣掌管着物资供给，第三海务大臣掌管高级人事。而巴勒姆本人，正如海军部秘书巴罗（Barrow）所言，从未在海军部的办公室中工作过。他似乎只关心这场战役中的重大行动。巴罗告诉我们：“年迈的巴勒姆勋爵满足于各司其职的工作方式，他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提几个问题，将海军的日常事务交给部里的几位大臣去商量解决。事实上，他从未出席过海军部会议；但每当疑难问题出现时，一位大臣或秘书就会前往他的房间，请他定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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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罗的回忆中，巴勒姆似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但在他的房间中，他必定在思索着扭转这场战役的战略危机，推测着下一步的威胁所在，随时准备着向大海上的舰队发出必要的命令。这一切都在一系列的“秘密命令”中得到体现，这些密令全都指导着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行动，而落款处都署着巴勒姆的签名。如同巴罗所说，他并不关心“海军的日常事务”，在更高的层级上指挥这场战争才是这位老人未曾止息、从未间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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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自己完全专注于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惜因此而失礼。《巴勒姆文集》中有一篇长长的《致国王的信》，内容是关于1805年9月的海军形势。在信的开头，他就对自己没能前往王宫表示歉意；而他这样做则是因为要同时监管海军部与海军委员会的工作，无法抽出时间等候国王接见。当年11月，他又让皮特代他向内阁递去一份申请，希望那条只让他参加与海军相关会议的禁令能继续下去。[38]没有任何证据能对巴罗有关巴勒姆不在海军部办公的说法构成质疑，他的工作方式似乎是独自起草那些关乎战争方向的战略性命令，然后再将稿件交给海军部同僚以得到正式批准和署名。最为确切地说，巴勒姆就是这场海上战役的真正引导者；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还必然包括管理物资供给方面的重大问题。就在如此全神贯注的时刻，他仍旧坚持着英国的古老传统，时刻紧盯着后勤部门。也就是说，巴勒姆的职责如同皮特这位战时首相的海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也将海军委员会掌控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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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cent，1735～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793年升任中将，在对法战争中出任西印度舰队司令。1795年晋升上将，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赢得了圣文森特角海战的胜利，因此得到伯爵封号。在此期间，他十分赏识舰队中的纳尔逊。1800～1801年他统领西方舰队时，开始对法国军港实行近距离封锁。这一政策直至1870年代都是英国海军的基本战略。1801～1804年在阿丁顿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展开了激进但并不成功的改革。1805年年末再次出任西方舰队司令，但因健康原因于1807年退休。1814年晋升为海军元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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