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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希望去北方搜寻敌军，但这则情报看上去十分准确，让他无法置之不理。[14]他在早年的地中海战事时就已结识了布里尔顿。后者曾是一位积极能干的参谋军官，参加过科西嘉的相关行动，让纳尔逊觉得值得信赖。第二天，在迈尔斯与他的部队匆匆登船之后，纳尔逊率军航向特立尼达，对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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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的间隙中，纳尔逊制定出一个极为有趣的战斗阵型，其中也包括科克伦的2艘战列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所采用的那种战阵的原型，二者之间至少有两处关键的相同点。首先，类似于特拉法尔加海战前著名的战术备忘录，这是一个将舰队分为两支分队的“航行与战斗阵型”，是从当年3月他在帕尔马斯湾所制定的阵型修改而来。其次，他的重型战舰并未如通常情形一样分散在舰队的各个位置，而是集中于他自己所在的那支分队的前端。这种新式的布阵思想源于法国海军战术家比戈·德·莫罗盖，由罗德尼首次引入他的信号手册，继而被纳尔逊首先投入使用。就目前所知，这一阵型命令并没有附随什么战术备忘录，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暗示表明他准备以两条独立的纵队投入战斗。但这种阵型的确与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那种情况颇为相似，也的确会造成与之相似的交战形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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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英国舰队以这种新阵型驶向多巴哥，其正位于从巴巴多斯前往特立尼达的航线上。贝特沃斯舰长（Captain Bettesworth）的双桅快船“好奇”号（Curieux）被派往前方搜集情报。次日，他在多巴哥外海遇到了纳尔逊，为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一天前，一艘美国船告知多巴哥的官员，他曾在圣文森特角遭到法国舰队中的一艘战舰的登船检查，对方随后驶向了南方。这则情报显然是错误的，有可能是想故意误导英军。但不幸的是，英国舰队随即又看到另一艘民用纵帆船向他们打出信号，意为敌舰队正在特立尼达。纳尔逊的运气在此刻坏到了极点。事实上，那并不是打给他们的信号，而是一位多巴哥商人的自编旗语。这位商人急于知道海军舰队在何方，并派出自己的下属前去探看。其旗语意为发现英国舰队，其形式却正好与科克伦所拟定的、意为敌舰队在特立尼达的海军信号相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向我们揭示出私人旗语在战争中可能造成的危险。这一事件打消了纳尔逊的疑虑，他打出准备战斗的信号，立即加速向前。当特立尼达进入他的视野时，他又错误地将海滩上的英军哨所认成了敌军哨所，按照常理，英军会撤退到主要阵地，从他们后方的碉堡开火射击。昏暗清晨中的火光填补了推理的最后一环，纳尔逊完全确信敌军已经在此登陆。他穿过龙口海峡（Dragon’s Mouth），驶进帕里亚湾（Gulf of Paria），准备在面前的这处西班牙海港里迎接第二场尼罗河口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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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驶入港口后，却发现这里连敌舰的影子也没有。那些情报看上去是那样确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纳尔逊一个字也没有多说。他的自控力是令人钦佩的，他性格中最好的一面在此时显露了出来。他将先前的所有情报弃之不顾，立即转向，决心完全依照自己的判断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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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清晨，在再次穿越龙口海峡时，纳尔逊接到了莫里斯“舰长”写来的信。莫里斯在信中说，钻石礁即将陷落，而联合舰队尚未离开马提尼克。他们还有希望。此外，莫里斯还告诉纳尔逊，自己抓的那些俘虏向他保证，法国费罗尔舰队最近已与维尔纳夫舰队会合。纳尔逊知道这有可能是假消息，但写信给他的莫里斯肯定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他在写给巴巴多斯总督的信中说：“我对费罗尔舰队到达的消息抱有怀疑态度……但是即便如此，像他们这样强大的一支兵力绝不可能不受挂碍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击。我军紧凑灵活，而他们则十分笨拙。我绝不相信维尔纳夫或格拉维纳有能力演奏这把极其精妙的小提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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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对一支活动中的存在舰队（fleet-in-being）的威慑能力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解。他率军北上，试图为他的理论做出证明。第二天，他接近了格林纳达，莫里斯关于敌军尚未行动的消息似乎得到了证实。但没过多久，他又遭遇了一艘来自多米尼克的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带来了新的消息：在三天前的6月6日夜间，有人看到整支联合舰队在瓜德罗普的最南端转舵向北航行。纳尔逊下令升起满帆，用最快的速度赶往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与安提瓜之间的海域。他在寄回海军部的信中写道：“无论他们的目标是安提瓜、圣基茨（St.Kitts）或是回欧洲去，到时自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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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情报总算没出差错。6月5日清晨，正当纳尔逊转向南方、航向特立尼达时，维尔纳夫已开始向北行进，其意图正如他在官方报告中所述：“我准备对巴布达岛发起攻击。”[17]联合舰队从多米尼克背风的一侧驶过，在那里遇到了一支英国商船队。它与它的护航舰处在锚地炮台的掩护之下，而法军并未发起攻击。维尔纳夫执意要去瓜德罗普再搭载一个营的兵力，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才朝着他的目标进发。6月6日夜间，当纳尔逊正在多巴哥附近时，维尔纳夫已穿过了蒙特塞拉特与安提瓜之间的水道。他在官方报告里接着写道：“上午10时，在抵达安提瓜之后，我们听说在北偏西的方向有一支由14艘船只组成的商船队，仅由1艘纵帆船提供护航。我下令进行全面追击，到夜幕降临时，我们已俘获了除那艘护航舰之外的所有船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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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钻石礁之外，这支被俘获的商船队就是被拿破仑寄予厚望的西印度行动的唯一战果。这是一支要驶向英国本土的船队，它以常规方式集结于圣约翰水道（St.John’s Road）与安提瓜，等待着正规护航兵力与船队的另一部分从南方驶来。法国罗什福尔舰队已经与维尔纳夫会合，联合舰队与10000名士兵正要攻击这处岛屿。商船主们一听说这则消息，便立即陷入了不幸的慌乱。他们恳请当地总督从当地的舰队中抽调护航舰，并立即让船队出航。在总督的要求之下，圣约翰水道军阶最高的诺斯舰长（Captain Nourse）决定派出由尉官船长威廉·卡尔（Lieutenant-Commander William Carr）指挥的“奈特雷”号（Netley）纵帆船，由他护送船队返回英国。[19]然而，惊惶出海的他们却一头撞上了维尔纳夫的枪口。卡尔自然无能为力。面对着进逼的敌方巡航舰，他只能打出信号，让商船分头逃窜。“奈特雷”号继续监视着敌军，直至遭到敌军炮击，被迫逃开。2艘巡航舰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而在逃跑途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商船被法军逐一夺取。太阳落山时，他终于甩掉了追击者，但整支商船队已难逃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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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年轻的军官，卡尔面前的处境对他来说极为艰难。虽然他已不再需要护送船队，但他手里还有一封他的上级诺斯舰长寄给海军部的信。另外，他已弄清了敌舰队的位置及其大致兵力。他应该把那封信带回英国，还是把他偶然得到的这个重要消息带给纳尔逊呢？在这个困境中，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私自拆开了诺斯的信。他发现，信中只是诺斯对派出“奈特雷”号返回本土的解释。他打消了所有疑虑，明确了其职责所在，立即决定调头去寻找纳尔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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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维尔纳夫也得到了一则同等重要的消息。他从英国俘虏口中得知，英国地中海舰队已经抵达巴巴多斯，并拥有12～14艘战列舰。维尔纳夫长期以来最为担心之事竟然成为现实，他的战意因这一打击而完全熄灭。他在报告中如此写道：“这支舰队再加上科克伦将军的兵力，即便不比我们的联合舰队更强，也与我军相当。他们的单舰实力更强，其中有好几艘是三层炮甲板的战舰。”在他看来，他们已无法再对英国领土展开任何攻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返回马提尼克，花时间休整舰队——“令人痛苦的无所作为已经给船员们的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后返回欧洲。然而，即便是用十天时间进行休整，他们仍有可能被英军发现，被迫与之交战。在战斗之后，他们又将无处修整；因此，即便在海战中取胜，他们也将无法返回欧洲。维尔纳夫发现，拿破仑这个思虑欠周的计划的一处致命缺陷已经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他面前。忧心忡忡的他只好找格拉维纳共同商量，而西班牙水手的健康状况让他们只能做出一个选择：无论冈托姆是否会出现，他们都应该尽快地驶回欧洲，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他们将夺取的战利品匆忙搬到1艘巡航舰上，又让舰队中的陆军部队挤上另外4艘巡洋舰，将他们运回原先的驻地。6月10日，法西联合舰队再次起锚，全速开往亚述尔群岛（Az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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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里，处于惊恐之中的指挥官的虚弱意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一支位置不明且积极活动的舰队的威慑能力也得到了最为清楚的彰显。维尔纳夫身边的一位军官如是写道：“我们控制了这片海面长达三周时间，并拥有7000～8000人的登陆兵力，却没能攻击哪怕是一处岛屿。”[21]而此时的拿破仑或许仍在幻想着，只要能控制海峡几个小时，他就能够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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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位将军对拿破仑糟糕计划的应变绝不是神经过敏。6月10日，正在他们转运部队之时，纳尔逊已向蒙特塞拉特打出信号，告知自己的到来。第二天，他派人去那里搜集情报，并从一位美国船长那里得到了一则重要消息：联合舰队已经离开瓜德罗普，意欲对安提瓜发起攻击。纳尔逊随即赶往安提瓜，但那里同样没有敌人的踪影。现在，他必须要做出决定，做出与一个月前在圣文森特角时同等重要但更为艰难的决定。在6月12日的清晨，在焦急等待着巡洋舰从岸上带来的情报时，纳尔逊再一次遇到了曾在直布罗陀海峡苦苦折磨他的那种不确定性。他向海军部写道：“如果在安提瓜打听不到敌人的消息，我就将守候在鲁伯特亲王湾（Prince Rupert’s Bay）（那意味着返回多米尼克）再想好对策。但我觉得，既然他们已经保卫了他们的殖民地与200艘以上的运糖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在我军之前改变了航向，驶回欧洲。”在这里，纳尔逊与维尔纳夫几乎同样地猜到了对方的意图，而又被同样的限制束缚了手脚。这封信的墨迹尚未干透，纳尔逊所等候的消息便已到来。据称，从瓜德罗普被带走的法国部队又被运了回来，并已经登上了海岸——这实际上已经证实了他的判断。于是他接着写道：“我将去圣约翰锚地（安提瓜）卸载陆军部队，希望能在早晨出航，跟随敌人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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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的情报送达之前，纳尔逊已经做出了决断。他派出贝特沃斯的“好奇”号去向海军部报信，告诉他们维尔纳夫已经返航，而自己将紧随其后。当日夜里，他驻泊于圣约翰锚地，继续卸载部队。次日清晨，部队全部登岸，舰队立即开始准备出海。卡尔的“奈特雷”号就在此时抵达了。他的经历扫除了纳尔逊所有的疑虑，而且卡尔还报告了一个新的信息：敌军兵力远较纳尔逊所设想的更为强大，他在黄昏中数出了不少于32艘船舰。[22]但纳尔逊不为所动，反而因此增添了信心。现在，他与维尔纳夫之间的航程差距已从三十天缩短到了四五天，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都极有可能相遇。事实上，他不仅认为西班牙舰队将被独自派往哈瓦那，还相信维尔纳夫的剩余兵力即便与他相遇，也不会阻挠他的追击。他甚至没有留下科克伦的“诺森伯兰”号，而是让他留守在原地。“斯巴达人”号则被保留在他的舰队中，这样纳尔逊就拥有了11艘战列舰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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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正准备用这样一支弱势的兵力投入战斗，但这种战斗必须满足某些明确的前提。一个月前，他曾相信他的战略使命就是将维尔纳夫赶出地中海，这一目的已然实现。而现在，他又要将维尔纳夫逐离西印度群岛，并为此更加冷静地承担着风险。据说，他曾在军事会议上向他的舰长们说：“别把我想象成那种头脑发热、会在极端不利且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家伙。我的目的已部分实现。如果我们与他们相遇，而他们拥有不少于18艘——甚至我认为是20艘——战列舰，你们不用惊奇，我将不会立即发起攻击。但我也不会在交火之前放走敌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干扰他们的航行，他们应该也会很乐于放过我们。这种状态将保持到我们抵达欧洲海岸之时，除非他们给我提供了太过诱人的进攻时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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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这些想法，纳尔逊再一次消失在了宽广的大西洋里，却给科克伦留下一个难题。法军对牙买加的攻击计划有可能极为狡猾，这使他无法认可纳尔逊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有行动进行期间，科克伦向牙买加派去的增援舰队始终按兵不动。他们时刻准备参与皇家港防御战，准备尽其所能抗击预想中的来袭之敌。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是被敌人诱骗了。但事实上，他们并未从这场博弈中离去。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因为他们存在于西印度群岛海域，维尔纳夫才觉得自己无可作为。但对于科克伦而言，法西联军的威胁仍旧存在。在纳尔逊离去的十天之后，他回到巴巴多斯，焦急地向海军部写去一封信，声称他确信牙买加就是敌人的目标所在。令人好奇的是，他并不知道纳尔逊去了哪里。而根据先前的谈话，纳尔逊似乎认为维尔纳夫要返回地中海。[24]科克伦对此极为恐慌，他的焦虑也不难理解。胡德准将的舰队已经伴着一支商船队返回本土，现在，他成了背风群岛海域中唯一的英国舰队指挥官。直到三周之后，科林伍德派来增援纳尔逊的“拉米利斯”号（Ramilies）与“光辉”号（Illustrious）抵达安提瓜岛，他的焦虑才终于得到缓解。就在两艘战列舰抵达之时，他又接到一则报告，称联合舰队已在大海上转向，意欲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舰队联合。如果纳尔逊如他猜想的那样去了直布罗陀海峡，那么，一场危机就迫在眉睫。在这一刻，科克伦把所有对自身安危的忧虑都抛到了一边。基于对海军部决策思维的通常了解，他决定派这两艘战舰立即随两支即将出发的商船队返回英国。科克伦在发给海军部的信中写道：“你们或许想把所有空闲的战列舰都调往英吉利海峡。”而就在他写下这句话时，大洋对岸的英国海军部也几乎同时起草出了同样的命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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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西班牙人曾经相信，德雷克拥有一面魔镜，能用它看到敌人的所有动作，看清敌人的所有兵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真的，而且，他还将之一代代传递了下去。这面魔镜就是他所奠定的海军传统，它被他的继承者们用丰富的战争经验打磨得愈发光亮，直至成为一种海上战争的鲜活直觉，为所有人提供着指引。科克伦也是德雷克的继承者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本土水域所面临的紧张压力，并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战役危机。事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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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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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Marsden，April 14th：Nicolas，vi.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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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Marsden，April 14th：Nicolas，vi.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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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ii.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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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弗朗西斯·爱德华·阿克顿（John Francis Edward Acton，1736～1811年），那不勒斯王国首相，英国男爵。他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首席亲英大臣，曾与纳尔逊密切合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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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arke and McArthur，ii.427（4th edition）.将这则备忘录系于1803年的理由，参见Laughton，Nelson’s Letters and Despatches and Fighting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280-1。事实上，我们完全能推测，这封文件是在圣文森特勋爵仍然担任海军大臣时写下的，那是在1804年的5月之前。而到1805年，下野后的圣文森特正忙着对抗他的政敌，纳尔逊并不会就此与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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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len，Memoirs of Sir William Hargood，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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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科贝特在这里介绍的事实并不正确。事实上，科克伦舰队中的6艘战列舰只有5艘抵达了巴巴多斯；“斯巴达人”号在之前的航行途中搁浅，被留在佛得角群岛的普拉亚（Praia）先行修理。为了对抗密歇希舰队，科克伦不仅没有为胡德提供增援，反而扣下了胡德的“半人马”号战列舰，使其总兵力仍保持6艘战列舰。“斯巴达人”号在修理完成后继续前往巴巴多斯，并在那里与纳尔逊相遇。参见Clarke，James Stanier，and John McArthur，eds.，The Naval Chronicle：Volume 30，July-December 1813：Containing a General and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Variety of Original Papers on Nautical Subje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7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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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chrane to the Admiralty：In-letters，326.April 5，8，9，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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