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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威廉·詹姆斯认为，他在3：22打出了全体转向的命令，这表明他想抢得上风。实际上那只是预备转向的命令，而且在3：30撤销。3：33时，他向右舷纵队打出了93号信号——“在不破坏阵型的前提下升起尽可能多的帆”——同时还打出代表西偏南的航向命令。这是让上风纵队驶向下风舰队前方、由此组成战列线的常规机动。到3：43，他打出了“组成松散的战列线”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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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uro，Armada Española，viii.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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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要归功于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舰长的先见之明。参见Elogio de Don Antonio Escaño，quoted by General Gal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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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含义是，参照风浪情况，将原本一链的距离缩短到半链，即将间距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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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詹姆斯所著海军史（vol.iii.360）认为“埃阿斯”号在5：45转向，没去支援加德纳，而立即驶向了旗舰，他因此而谴责其舰长布朗（Brown）的行为。但布朗的日志表明，“埃阿斯”号在5：35投入战斗，在5：50转向。他与身边的另一艘英舰组成了航向相反的平行横队，此时仍在“与驶出雾气的敌舰交战”。他的人员损失显然比同尺寸的任何战舰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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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皮埃尔·杜马诺阿·勒·佩雷（Pierre Dumanoir le Pelley，1770～1829年），法国海军将领。1805年随维尔纳夫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战役，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指挥前卫舰队未能及时回援参战，随后率4艘战舰撤离战场，几天后在奥特格尔角被斯特罗恩将军率领的英国分舰队全歼。遣返后遭到法国官兵的强烈谴责，直至1810年才被宣告无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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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正文表格的伤亡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哪里是战斗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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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前对这场海战最好的叙述来自詹姆斯所著海军史，iii.p.360 et seq。而埃金斯将军（Admiral Ekins）的作品（Naval Battles，p.662）则十分荒诞。他说除了他们一致同意这是一场糟糕的战斗之外，他无法从参战舰长那儿找到任何足够清楚的描述。德斯奇霍上校也和埃金斯一样，认为格拉维纳是迎风转向而不是顺风转向，他的态势图因此也是误导性的。加利亚诺将军（General Galiano）在其El Combate de Trafalgar的态势图中修正了这一错误。他与德斯奇霍都注意到了艾斯卡尼奥舰长——格拉维纳的参谋长——的宝贵报告，它是使对这场海战的可信叙述成为可能的最为重要的材料（Trafalgar，Appendix of Documents，p.3）。维尔纳夫及其他人的叙述可参见其Projets et Tentatives，iv.chapter xiv。格拉维纳的说法、波帕姆尉官（Lieut.Popham）的证词与考尔德写给巴勒姆的私人信件则可参见Barham Papers，iii.259 et seq.。利兰先生（Mr.Leyland）在其Blockade of Brest，vol.ii中收录了考尔德的证词，以及两份由通信巡洋舰军官所抄录的更全面的报告。考尔德的个人日记已经遗失，但参战舰艇的日志都保存在档案局。加利亚诺将军曾发表过由被俘的西班牙战舰——“圣拉斐尔”号（San Raphael）与“坚决”号（Firme）——的舰长所撰写的两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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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约翰·宾（John Byng，1704～1757年），英国海军将领。在七年战争初期率领状态不良的英国舰队支援被法军围攻的梅诺卡岛，在一场非决定性的战斗后认定他的兵力不足以再度进攻及援救要塞，因此回师直布罗陀，使梅诺卡岛陷落。这一消息在英国引起舆论公愤，他随即被军事法庭判处有罪，遭到枪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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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lockade of Brest，ii.312.他的私人信件可参见 Barham Papers，iii.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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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考尔德的军事审判在1805年12月23日举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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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elson to Gambier，Oct.2，in Chatterton’s Memorials of Gambier，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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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十五章 战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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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为之辩护，考尔德对其行动要求的误解业已让巴勒姆大胆的反击构想功败垂成。截至此时，拿破仑的计划从各方面看来仍然进展顺利，而英军则已被迫退回到防御姿态。这场战役中最为有趣的环节也开始出现：为了应对敌军集结的威胁，广泛分散的英国舰队开始自发地驶回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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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是最早开始行动的。他与巴勒姆最初都认为维尔纳夫的目的地是加迪斯，便决定从安提瓜直接驶向圣文森特角，这是赶在敌人近岸之前追上他们的最佳方式。6月21日，战列舰“利维坦”号的贝恩顿舰长（Captain Bayntun）在从一位美国船长处获知维尔纳夫的消息之后向纳尔逊写道：“前方的敌人离我们不会很远。如果我们选择尽量偏向东方的航线（而他又绕了远路的话），我们就能先于他抵达圣文森特。这是先生您每晚做梦都会想到的吧。”[1]纳尔逊在7月17日抵达了圣文森特角，并与先前被派往里斯本的巡航舰“十年”号在此会合，但他唯一得到的只有密歇希在两个月前返航的消息。他没有收到关于维尔纳夫的任何消息，于是，在向科林伍德派去通信船之后，他便驶向直布罗陀去装载补给物资。7月20日，纳尔逊踏上了陆地——这是自他登上“胜利”号两年以来的第一次登陆。他的心中仍旧留存着先发制人的希望，即能在维尔纳夫接近直布罗陀海峡时与之交战。然而，科林伍德却在发来的欢迎函中写下了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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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战争岁月中，科林伍德一直在英吉利海峡服役，他的看法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个位置的影响。有关位置的偏见在战争中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必须被纳入考量的人性要素。每位指挥官都更偏向于看到敌人在自己行动舞台上的目标，正如纳尔逊执着于地中海，科林伍德则特别关注英吉利海峡。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在这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就认为他的战略眼光比纳尔逊更强。科林伍德向他的上级提出，维尔纳夫的目标是带出费罗尔与罗什福尔舰队，在乌桑特岛外海汇集34艘战列舰，然后在那里与布雷斯特的20多艘战列舰会合。即便集结起西方舰队的三支分属舰队，康沃利斯的兵力也不会高于30艘。“这似乎是一个可能的计划。这支大舰队与大军团可能要执行某种重要任务——某些渡海征服的突袭——否则，这只会让他们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我不认为那个科西嘉人会这样做，除非他想得到的某种奖励值得他如此冒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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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纳尔逊仍未放弃那个愈发暗淡的希望。正如他向海军部报告的那样，他只是想先去特图湾取得新鲜的饮水与给养，同时向科林伍德与比克顿索取海军部于他不在时发来的所有命令。如果他发现其中并无违碍之处，他就将安排好对卡塔赫纳的封锁，然后在地中海之外等待进一步的指令。然而，如果他听说维尔纳夫已经驶向比斯开湾，如形势有需要，他就会立即加入费罗尔或乌桑特外海的舰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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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纳尔逊重新规划了地中海的舰队布局。科林伍德的舰队现在分散在海峡两侧的加迪斯与卡塔赫纳，在直布罗陀控制海峡的奈特却没有一艘战列舰，这样的军力布置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不过，他最为关心的还是马耳他的克雷格远征军。他找到了一则从马耳他召回轻帆船的命令，这则命令准备让它们与科林伍德会合。然而，敌军的私掠船正在肆虐，马耳他岛又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依靠临近的淡水水源，这则命令意味着马耳他驻军可能要陷入补给被切断的危险。他刚刚听说巴勒姆被任命为新的海军大臣，在写给其的第一封信中，纳尔逊就对这一布置提出了抗议。他自作主张地撤销了这则命令，让轻帆船返回原位。不仅如此，他还将地中海的整个指挥权划分为三部分，并向本土申请各个部分所需的兵力增援。科林伍德的防区从直布罗陀海峡西北方的圣文森特角延伸至西南方的斯帕特尔角，封锁着海峡外侧的加迪斯与塞维利亚。奈特与他的巡洋舰队负责海峡与直布罗陀的部分，其防区从斯帕特尔延伸至海峡东北部的马拉加（Málaga）。而比克顿则要在详细的指导之下用剩余的兵力封锁卡塔赫纳，保卫撒丁岛、西西里、那不勒斯与马耳他，以及保护黎凡特贸易线。这些布置在7月22日得以完成，纳尔逊随后驶出了特图湾。此时的他还并不知道，另一个人正在菲尼斯特雷以北的海面上享用着他为自己而辛苦筹备的海战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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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7月24日，纳尔逊仍在焦急地盼望着新的消息。他仍未收到任何重要情报，便起锚驶向斯帕特尔角，那里是他预定的与巡洋舰会面的集结点。25日凌晨3时30分，在他刚刚驶出海峡、尚未驶过塔里法之时，一艘最近从英国本土驶来的轻帆船“泼妇”号（Termagant）加入了他的舰队。它在远航途中曾驶入里斯本的特茹河口，并从那里带来了“好奇”号抵达普利茅斯并在途中发现联合舰队的消息。纳尔逊在此刻终于理清了思绪。维尔纳夫显然已驶向比斯开湾，因此他也必须立即前往那里。强烈的东风忽然袭来，使他难以与老友科林伍德取得联系。尽管与科林伍德会面十分重要，但他也不愿意浪费任何风向合适的时机。他给巡洋舰留下话，让它们到圣文森特角与之会合，如果不在那里，就是在费罗尔——除非有理由认为他采取了其他的航线。万一是那样，它们就会在乌桑特或爱尔兰海域找到他，或者是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斯皮特黑德休整地。于是，在考尔德驶向菲尼斯特雷远端、希望遇见纳尔逊之时，纳尔逊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朝他赶去。[4]第二天，纳尔逊抵达了圣文森特角，但海面上却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如果要继续前往费罗尔，他势必要在此耽搁不知道多长时间，同时让乌桑特舰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危急境地。依照科林伍德的兵力计算，恢复双方兵力平衡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他的舰队。他只能尽量向西方航行，并向康沃利斯发去消息：他将按照相应情报驶向乌桑特或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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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但我们无法责怪任何人。如果考尔德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向南方发出消息，这一状况或许就能避免，但他手头却没有空闲的巡洋舰——也许只有凿沉那两艘不值钱的旧战利舰才能让他的巡洋舰腾出手来。由于信息的匮乏，纳尔逊只得假设敌军已经驶向北方，这迫使他只能赶往那个危险性最大的地点。假如他能与考尔德会合，这样急迫紧张的情况就将不复存在，一场伟大的胜利就将横躺在他的进军途中，特拉法尔加海战就根本不会发生，巴勒姆的伟大设想就能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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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纳尔逊继续北进，他所拥有的巨大优势足以扫清前方的战略乱局。考尔德从菲尼斯特雷集结点派出了未披战伤的“龙”号去侦察费罗尔港，但出乎意料的是，港内的情况与其撤离封锁时毫无不同。古尔东和格兰达加纳仍然待在他们的锚地上，维尔纳夫与罗什福尔舰队也并未出现。考尔德只能认为维尔纳夫驶向了加迪斯，那必定会落入纳尔逊和科林伍德之手，他由此决定去恢复之前的封锁。他原本打算将“龙”号留在身后，接应可能北进的纳尔逊，但这种可能性现在已非常有限。于是，他带着“龙”号一起返航，这处集结点只余下空荡荡的海面。7月29日，他率领14艘战列舰恢复了对费罗尔的封锁，两天后，他又派80炮战舰“马耳他”号返回本土去修整它之前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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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比戈躲避风浪的维尔纳夫正处在被他称为“最为悲惨的处境”里。他既没有接到新命令，也没有得到新情报。这处港口既缺乏防卫设施，也没有可供修理船只的设备。坏血病与痢疾正在船员之间肆虐，而除却2艘被俘的战舰，还有3艘战舰在战斗中受创，不适于继续作战。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他曾召唤古尔东前来与他会合；但古尔东的唯一答复却是这不可能——他甚至还没能按照拿破仑的指示驶向附近的拉科鲁尼亚。维尔纳夫只能冒着再次交战的风险主动与他会合，他自己说：“希望下一次的运气比第一次好一些。”他半偷半骗地收集到了可供15艘战舰使用一个月的补给与饮水。7月31日，他将伤病员留在3艘受创的战舰上，率领剩余的15艘战舰再次出海，希望不经战斗前往费罗尔。[5]第二天，即8月1日，他幸运地遇上了一阵强有力的西南风，于是便以最高航速沿着海岸偷偷向北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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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率领法国罗什福尔舰队的阿勒芒现在又在何方呢？他为什么没有在费罗尔出现？在斯特林从港外消失的三天之后，阿勒芒乘着120炮战列舰“雄壮”号（Majestueux）驶入了大海。他的舰队还包括4艘双甲板战列舰与5艘巡洋舰——对于他的任务而言，这是一支相当理想的兵力。我们必须再重复一遍，他所接到的最后一则命令是让他去爱尔兰西海岸进行一场巡航表演，之后要及时地回到费罗尔以西40里格的位置上，等着加入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联合舰队。事实上，拿破仑为他设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他期待已久的与维尔纳夫的会合，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行动则是拿破仑将敌军引离其阵位的典型计略。他所指定的集结点正处在考尔德舰队的掩护范围之内[6]，其西北方40英里处就是7月22日考尔德与联合舰队交战的地点——我们将会看到，天真的法皇将因此而大为吃惊。两军会合的时间被定于当月月底，从7月29日到8月3日，他都应待在指定位置。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另一处误判：这一命令基于维尔纳夫会在马贡抵达马提尼克的三十五天之后返航的必要前提，而他们忽视了纳尔逊可能对此造成的影响。现在，纳尔逊的火热追击已迫使维尔纳夫提前返航，他不仅过早地错过了阿勒芒，甚至因过早返航而根本未能获知与罗什福尔舰队会合的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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