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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有机会经常与约翰·索马里兹爵士[13]沟通，这样你就可以尽早接到东面遭到攻击的消息，那时你的支援将必不可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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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姆勋爵一面坚守着主要的防御阵地，一面则准备在任何需要的时刻向任何方向发起攻击。皮特也同他一样，并未因本土防御的需求就对其战争政策的攻势目标有任何犹豫。如果我们要对最终化解危机的高招做出正确的评断，这一点就极为关键。不管拿破仑怎么想，他都没能从皮特手中夺取主动权。尽管反法同盟的盟约尚未得到沙皇的批准，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英国政府已从圣彼得堡接到了新的消息：所有争端都会很快迎来最终的解决。还请记得，沙皇的意图是利用同盟进行一场武装调解，迫使拿破仑放弃令人难以忍受的扩张政策，迫使他接受一个英国和其他大国都同意的欧洲秩序。我们已经看到沙皇如何拒不同意英国在地中海保持其地位的要求，而英国政府在7月3日收到的驻俄大使列文森-高尔的信件声称奥地利也同样不能接受这一点——尽管奥地利已经开始动员军队，但它并不值得信赖。然而，俄国很可能会独自开始行动，大使已经获知它正将科孚岛的驻军加强到25000人。莱西将军已经抵达了那不勒斯，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南意大利与克雷格联合作战。此外，尽管沙皇还不打算批准盟约，他却已按照盟约展开了行动。他已与皮特商定，负责调解的俄国特使将同时代表英国与俄国。被选中的特使是沙皇最为信任的近侍之一，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y Novosiltsev）。他已动身前往巴黎。途中，他将在柏林停留，努力推动迟疑中的普鲁士政府加入他们的阵营。[15]根据此时传来的最新消息，沙皇的耐心已经被拿破仑吞并北意大利的挑衅行为消耗殆尽。列文森-高尔写道：“在俄国的全权特使正要在法国负责解决已经公开宣布的欧洲总体秩序问题时，这样的行为显然严重侮辱了特使所公开代表的两位君主，这使得沙皇陛下认为他无法……让诺沃西利采夫先生继续其使命。”俄国政府随即发出了召回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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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切的发展都还算顺利，但列文森-高尔必须指出，他认为沙皇对皮特坚决占据马耳他和拒绝修改航海法典的行为几乎是同等的恼怒。在高尔做出解释与辩护之后，俄方责难道，伦敦在沙皇提出扩充行动计划的主张后仍然没有做出回应，也没有因俄国兵力的增加而提高相应的补贴。幸运的是，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件正在此时寄到了高尔手里，其坦然接受了俄国的提案，阴云就此开始散去。高尔说，尽管他实际上无法保证盟约得到批准，但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在下一封信中宣告这一事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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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俄国驻伦敦大使沃龙佐夫也收到了柏林的诺沃西利采夫传来的消息，称奥地利正在觉醒过来。它终于意识到，武力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尽管它默许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但这只是在等待着公开加入同盟的合适时机。普鲁士也正在改变它对法国俯首帖耳的姿态。俄国特使在抵达柏林后这样写道：“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波拿巴不再是守护天使，而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他们还相信，如果他们继续让德意志孤立无援，继续无所作为，这个恶魔就会将他们吞噬殆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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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则情报影响了皮特的思考，但他采取的行动似乎表明，在这个其他大国都开始行动的时刻，对局势洞若观火的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尽管英国仍旧处在对谋划已久的入侵行动的防御危机中，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新的攻击姿态。无论冒着多大风险，无论拿破仑如何努力束缚住它的手脚，英国都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展现出它的进攻实力与进攻意愿。毫不夸张地说，在来自泰瑟尔的消息造成极大扰乱之时，在海军因此而陷入紧张之时，皮特却在它身上增加了新的负担。俄国人的要求必须得到正面回应，在7月27日，他决定让地中海的海军最高指挥官与克雷格合作，在意大利按照俄国扩充后的计划展开联合作战。这意味着他们将为来自马耳他的6000名英军士兵与来自黑海的25000名俄军士兵提供护航舰和运输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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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在列文森-高尔的另一封信件中，一个新的危机——一个不论其他强国是否参与，英国都必须准备独自应对的危机——已经出现。高尔写道：“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局势目前十分危急。”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已向俄国政府发回报告：儒贝尔（Joubert）已经来到这里，他带着拿破仑写给苏丹的私人信件，还有用以笼络法国利益支持者的一大笔钱。最近上台的宰相是一个亲法分子；一位轻率的俄国总督又不合时宜地侵犯了土耳其的边界；英国大使目前尚未露面，而正在进行的俄土两国联盟的谈判已经中断。[19]纳尔逊曾在尼罗河口海战中消灭的威胁再一次浮现，但全神贯注于欧洲的皮特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艾尔·库特的远征军仍在科克港蓄势待发。当听说维尔纳夫驶向西印度群岛时，这支部队被要求在此待命。随后，库特被任命为牙买加总督，大卫·贝尔德将军（General David Baird）成了继任的总司令。这支部队目前仍可动用，巴勒姆得知，英国政府希望用它来进行一场旨在夺取开普敦的秘密远征。远征部队将包括六七千人，海军部则需要为负责护航的霍姆·波帕姆爵士[20]提供一支战列舰队及相应的巡洋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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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的严峻局势面前，这个计划似乎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如果皮特真的将在意大利展开的联合攻击作为其战役计划的中心，那么，在这里投入全部的可用兵力才符合其基本战略。但我们必须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战略的问题。当前的局势仍因各国对于尚未完成的同盟的相互怀疑而混乱不堪。尽管前景已经明确会好转，但英国大臣仍无法立即打消他们对相关大陆国家的顾虑。它们有可能只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展开行动，有可能在任何时刻与拿破仑媾和，让英国陷入困境；如果是这样，皮特通过迫使拿破仑在地中海放弃攻势来掩护印度的宏大计划就会彻底失败。在如此不安全、不稳定的外交处境中，英国是否应当为了保护东方的领土和贸易而做好第二手准备？除了军事学的初学者，没有人能自信地给出答案。这个答案似乎取决于土耳其局势的现实危险性，取决于反法同盟能够预期的确切可信赖程度。对此，显然没有人能比皮特做出更好的评断。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将这个计划矮化为一场偏离中心的、零散的袭击，决不能忽视它与核心问题的有机联系。事实上，这是整个帝国防御计划的必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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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给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指令中，皮特清楚地指出了远征计划的高层战略目标。这些内容被总括在卡斯尔雷发出的急件中，他告诉康沃利斯，尽管英国本土可能无法及时为印度派出所需增援，但政府已授权他在必要时动用贝尔德将军的部队，并让波帕姆提供掩护，以防遭到法军从毛里求斯发起的侵袭。但是，这仅限于印度面临紧急危险之时。卡斯尔雷解释道：“整个指令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作为保卫我国印度领土的前哨就是开普敦对于大不列颠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拥有它，它就能服务于我们在不同领土间的交通，负担起相当可观的住宿和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夺取它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欧洲和印度之间的最佳要冲，敌人将难以从欧洲向东印度派遣军队。”同时，也将难以骚扰或保护周边的贸易。因此，在召唤贝尔德远征军之前，康沃利斯勋爵必须对夺取开普敦或增援印度的得失优劣加以全面考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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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这一计划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前一年的冬天，当拿破仑开始意识到侵英计划不可行之时，他转而制定了一个如卡斯尔雷信中暗示的那种印度远征方案。考虑到英国政府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拿破仑的确有可能被逼回殖民地袭击，转而以此牵制英国的兵力。印度可能就是他选中的地区，而儒贝尔将军在君士坦丁堡的露面更加重了对此的怀疑。不管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阵势多么强大，拿破仑仍然可以绕道好望角发起这样的攻击。如果是这样，地中海的任何胜利都将无法阻止他发起这种远征，尤其当他还与土耳其保持着合作关系时。开普敦正掌握在他的荷兰附庸国手中，这仍然构成现实的威胁，使他拥有一条同埃及和红海或土耳其和波斯湾同样有力的进军路线。对英国而言，将所有兵力投入在一条战线上就将使另一条路线向敌人敞开；它绵延在开阔的大海上，无法像本土的狭窄海域那样单独靠海军进行防御。因此，简单粗略地用兵力集中的观念来批评开普敦远征并不全面。将全部努力集中在同一个目标之上当然是有效的，但从地缘紧迫性与现实政治局势着眼，如果只是将相关兵力全部集中到同一条战线上，这种行动的有效性就相当值得商榷。这个事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警示我们，海外帝国复杂而开放的国防难题并不能用大陆国家在相对简单而有限的环境中得出的格言来轻而易举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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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特和巴勒姆应对本土海域周围的危机时，对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考贯穿了他们的重要决策。这些考量初看来并不起眼，但事实上，它们对于我们现在关注的重要行动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除非我们将之铭记在心，否则就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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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荷兰语作Vlissinge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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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telligence from Holland，July 10th，13th，and 18th：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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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utes of July 22nd：Barham Papers.命令中具体的战舰是“防御”号（Defence）、“歌利亚”号（Goliath）与“热情”号（Zealous），这则消息是通过“好奇”号发往康沃利斯的。Cf.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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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于爱丁堡以北，苏格兰东海岸福斯湾（Firth of Forth）南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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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22nd：In-Letters，551.此时基思勋爵的旗舰设在拉姆斯盖特（Ramsgate）沿岸的“圣奥尔本斯”号（St.Albans）封锁舰——它原本是一艘建造于四十年前的64炮战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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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dmiralty In 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Received July 2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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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sden to Cornwallis（two despatches），July 26th：Barham Papers.与此同时，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正力图让海军部派尉官接管在爱尔兰海岸建造的一系列信号站，但海军部很难满足这一要求。这些信号站从爱尔兰东海岸一路修筑到西南端，再沿着西海岸修到最北端，共计72处。参见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200，August 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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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28th：In-Letters，551.此时基思麾下共有六位将军：驻扎在利斯的瓦雄；乘着50炮战舰“豹”号（Leopard）监视布洛涅的绰号叫“比利”的道格拉斯（“Billy” Douglas）；率领雅茅斯-泰瑟尔分舰队的拉塞尔；弗利辛恩沿岸的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驻扎在唐斯，负责加莱到奥斯滕德（Ostend）沿岸的霍洛威（Holloway）；以及驻扎在诺尔（the Nore），负责泰晤士河口的罗利（Rowley）。不过，海军部对这些战舰的分布与这一区域的总体战略一直都保持着很直接的控制。基思也习惯于将他发布给下属将领的指令提交给海军部，如果得到批准，他有时似乎还要求海军部直接向相应的将领发布命令。参见In-Letters，551-2，July 22nd；August 15th，et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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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cret Orders：Out-letters，July 21st.相关行动可参见James，iii.318-323；Desbrière，iv.418-425；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18th-23rd；In-Letters，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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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它们分别是：74炮战列舰“奥兰治公主”号（Princess of Orange）——其前身是被俘的荷兰战列舰“华盛顿”号（Washington）；64炮战列舰“红宝石号”（Ruby）；64炮战列舰“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参见Cornwallis to Marsden，August 4th：Blockade of Brest，ii.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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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inute of July 30th：Barham Papers：Admiralty Minutes 153，July 3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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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dmiralty Secretary（Secret Orders），1363.此后不久，康沃利斯还向斯特林与考尔德发去了密令，但其主旨已无从得知，因为它们并没有被送到其对象的手里。在基思得到的增援兵力方面，还有一些信息需要厘清。“歌利亚”号与“防御”号在7月30日抵达了唐斯，巴勒姆当天便让它们返回。第二批的3艘战列舰则在8月6日抵达，基思重申了让它们返航的命令。但这一命令在第二天被撤销，这些战舰被派往泰瑟尔沿岸的拉塞尔所部，最后留在了那里。参见In-Letters，551，July 23rd，30th.Ibid.，552，August 6th，7th，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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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即在海峡群岛指挥巡洋舰队，负责保障基思与西方舰队之间通信联系的索马里兹少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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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arham to Cornwallis，Aug.15th：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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