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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邮包里，高尔还发来了俄国胁迫普鲁士参战的行动细节和俄方在北欧地区提出的新要求。高尔写道：“他们试图用这种行动的好处来说服我。如果我们在英国海岸做出展开行动的姿态，在唐斯集结运输船，再把部队调动到海边，这就会极大地加剧波拿巴的不安。”他们希望英国军队能在战役开始后在易北河口（Elbe）登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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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对皮特毫无吸引力。它们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不希望在局势仍十分危险时被卷入这些超出其兵力所及的冒险。事实上，这些计划在总体作战方案中也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这项工作由奥地利的马克将军[27]组建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来负责。马克在军事管理方面有着良好声誉，但他并不是一个能加强互信的角色，结果，委员会提出的部署建议全都带有强烈的有利于己方的色彩。因此，皮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高尔的反对态度。马尔格雷夫在回信中写道：“这些提议和行动计划将对我们在战役开始时的进攻造成诸多困难，使我们无法有条理地展开主动而积极的行动。”对于俄国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答复道，英国已准备好为每一名士兵提供补贴，但在主要行动充分开展之前，派兵到易北河和威悉河口（Weser）与瑞典和俄国联合作战对战争并无帮助。这当然是严格遵照着那条原则：只有纯粹的跨海远征才能对大陆战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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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纳尔逊在反法同盟的总体格局上贡献了多少意见。但有一项贡献特别值得一提。在1798年，他曾与被派来指挥那不勒斯军队的马克将军相识，并深信由其负责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尽管政府并未就此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尽力通过老友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威廉·亨利[29]提出了毫不客气的警告。根据记载，他说：“如果公爵殿下与政府有任何联系，请别让马克将军得到那份工作，据我所知，他是个流氓、骗子、懦夫。”[30]出于对国外政治的特别兴趣，他可能还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那位诚实的神父曾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大臣能听懂他养成的口音。”的确，他自己也承认他只有极少的时间待在英国，伦敦更是只去过四次，而且绝大部分发言都围绕着海军事务。[31]但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曾指出，“他拜访了许多部门，向大臣们介绍了主要在地中海暴露出的威胁。错误的政策被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鉴于目前的政治局势，欧洲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大事和一些改变”。[32]威灵顿公爵有关两人在卡斯尔雷会客厅里那次交谈的著名记述也能证实这一点。在安全回国的“印度将军”（Sepoy General）前来报到时，纳尔逊也在此等着与卡斯尔雷告辞。起初，威灵顿也像巴勒姆那样对纳尔逊自负的言辞产生了反感：“如此虚荣，如此可笑，这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厌恶。”然而，当纳尔逊弄清楚他的身份之后，威灵顿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他说：“接着，他谈到了我国的现状和欧陆事务的形势与未来。他有着高明的见识，对国内外各方面都有了解，这让我同样感到惊讶……事实上，他就像一位官员，一位政治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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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想知道，纳尔逊到底表露了什么想法，能给这位伟大的将军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没准，他们谈到的就是皮特正在酝酿并将由威灵顿收获其最终成果的那个战略。从大海上向拿破仑的薄弱处发起攻击，这是纳尔逊早已熟知，也是他最为喜爱的观念。好几年前，他曾就此与一位著名的法国革命军将领展开讨论。流亡的迪穆里埃将军后来在英国政府中出任本土防御顾问，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恢复自己被毁的生涯。正是他献出了这些赢得衷心赞叹的计策，而当他看到纳尔逊即将要执行自己的计策、执行皮特的地中海反击计划时，这位已被遗忘的将军重新燃起了与自己的最新继承者一决高下的希望。迪穆里埃向纳尔逊写道：“我一直都想和你在意大利合作。在欧陆战争的这个时刻，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请您建议您的大臣，让我指挥一支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外国军队，穿过意大利中部，向那个科西嘉暴发户发起攻击。”为此，他已经向维也纳提交了一份作战方案。“如果我能指挥一个师，我们就将共同实现我们首次在汉堡会面时制订的计划，共同对抗那个我们深恶痛绝的野蛮篡位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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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尔逊前往默顿享受假期时，他的头脑却无法忘怀这一切。自他第一次见到皮特起，他已经意识到，皮特可能随时会将他召回岗位。[35]但在维尔纳夫舰队的位置尚未确定、局势尚不明朗之时，他只能随时等待传唤。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胡德勋爵（Lord Hood）在8月26日对他说，他认为维尔纳夫肯定是去了地中海或加迪斯，因此他一定会再次出海。[36]在8月的最后一周，海军的形势同政治局势一样高度紧张。但纳尔逊始终对大规模召集令保持着警觉，他的注意力从未被次要因素吸引开。8月29日，他在回绝一次召集令时说道：“他们命令所有战舰——甚至是‘胜利’号——都驶入大海，这都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费罗尔舰队到底去了北方还是去了地中海，或者是在大海上搜寻我们宝贵的商船队。”在同一天中另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了相同的疑虑：“我的时机和行动都必须取决于波拿巴。我们目前尚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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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布莱克伍德为他带来了廓清迷雾的重要消息。纳尔逊立即动身，紧随其后前往伦敦，发现所有人都因压力减轻而兴奋不已。老水兵拉德斯托克勋爵（Lord Radstock）向他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千千万万次！这些鬼火终于回老家了，再也不能做可怕的恶作剧了。报纸告诉我们，你将很快展开追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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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刻终于到来，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召唤。在布莱克伍德的马车抵达白厅后，海军部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截下“胜利”号——这也许是纳尔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39]第二道命令是发给康沃利斯的，它要求撤销之前那道让克顿接替考尔德的指令。在接下来的一天中，海军部发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命令，我们只需看其中一道就能明白当时的紧张局面：用于增援纳尔逊的战舰人手不足，海军部向所有港口的指挥官发出指示，要从回国的商船队里强行征募海员。第二天，一切似乎沉静了下来。或许，这是由于在布莱克伍德带来那则关键消息的同时，海军部也收到了一批最新报告，称布洛涅大营已开始解散。战役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崭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巴勒姆用整整一天时间起草着一系列非凡的指令，用于应对这个新局面。这些命令在次日全部完成。[40]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它们的要旨，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当纳尔逊接到他的命令时，他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印证了我们曾介绍过的巴勒姆的态度转变。地中海舰队防区的西端再次恢复到了传统的圣文森特角，而“基于对他的能力和热情的信赖”，巴勒姆为他赋予了依照意愿来部署舰队的充分自主权。事实上，纳尔逊只受到两项条款的约束：他应当防止敌舰队驶入大海，同时还要保护地中海的商船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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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方面，尽管目前的行动计划仍然无法确定，但前景已逐渐明朗了起来。在布莱克伍德抵达的第二天，海军部接到了来自比克顿的报告，称他曾看到克雷格的远征军安全地驶过博纳角（Cape Bona）[42]。9月5日，英国政府接到了驻维也纳大使亚瑟·佩吉特爵士（Sir Arthur Paget）发来的两封急件。佩吉特在第一封信中满是绝望，因为奥地利坚持在开战前进行调解。但他又在第二封信中宣布，奥地利外交大臣科本茨尔（Cobenzl）刚刚告诉自己，他向拿破仑提出要求时采用的措辞将让战争无可避免。[43]正在此时，他们又收到艾略特从那不勒斯发来的信。他说，傲慢的法国特使已经递交了拿破仑的苛刻通牒，那不勒斯王后对此已无能为力。形势看起来即将发生变化，而急于开战的俄国人对于克雷格的毫无音讯愈发不满。不过，希望仍然存在。奥地利态度的变化使圣西尔无法得到任何增援，艾略特则让俄国人与“卓越”号的索泽伦舰长（Captain Sotheron）保持联系，以此竭力缓解他们的烦躁不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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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显然已刻不容缓，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克雷格无疑已抵达马耳他，到此时他肯定也已与莱西将军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海军部命令直布罗陀的所有运输船向马耳他驶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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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他们还收到了关于法军放弃入侵的最为确切的证据。武装快艇“信使”号（Courier）截住了法国纵帆船“特雷波尔”号（Tréport），后者在9月2日刚刚驶出布洛涅。法国船长承认，运兵船队正在解散，陆军部队在六天之前就“因为与俄国的新战争”而开往内陆。据他说，拿破仑在他出港时仍然待在布洛涅，但应该会在一两天之内动身离开。“特雷波尔”号所属的运兵船分队也已开始将船上的补给与弹药搬回岸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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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时开始，英国的战争前线和行动重心已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而纳尔逊则成了其中的关键。这一职责使他得到了诸多奉承，但他本人对此却并不乐观。9月6日，他向好友戴维森（Davidson）写道：“我希望我能尽早出现在敌人阵前，希望能尽早用一支足以圆满完成任务的舰队与敌人相遇，一场残缺的胜利并不会让我感到满意。但我并不认为海军部将要派给我的兵力足以歼灭15～16艘敌方战列舰……但我会尽我所能，希望上帝与我同在。我可以牺牲的很多，可以得到的却很少。但这是我应当要做的；我会竭诚为国效力。”在长期的身心劳损后，他只享受了略超过一周时间的短暂休息，面前的局势又是如此严峻。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击败敌军并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诱使或迫使敌军投入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如果他不能做到，他就只能率领封锁舰队在港外度过又一个漫长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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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纳尔逊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在他与卡斯尔雷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也就是与威灵顿那次谈话之后——他们讨论了用陆军部队迫使维尔纳夫出动的可行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建议到底是来自纳尔逊、卡斯尔雷还是韦尔斯利。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暗示纳尔逊认可这个策略，他明确指出，纳尔逊没有要求陆军支援的唯一原因是他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太迟，难以在年内采取行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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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用海军的单方面努力让敌人投入战斗，唯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保持兵力劣势。但是，劣势兵力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无法解决进行决定性战斗的首要难题。对于这个替代方案，纳尔逊只得做出妥协。他得准备尽可能地隐藏他的兵力规模，诱使维尔纳夫主动出击。9月11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海军部制定作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所需的命令。12日，他告辞了皮特和卡斯尔雷，之后在默顿待了最后一天，于当夜启程前往斯皮特黑德。次日一早，他在朴次茅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部分缓解了压在他心头的焦虑。清晨时分，他登上“胜利”号，再次升起他的将旗。两位海军部大臣——坎宁（Canning）和罗斯（Rose）——前来为他送行。[48]他们在旗舰上举行了饯行宴会，之后，纳尔逊打出了起锚的命令。他对面前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丝毫不抱幻想。但与此同时，拿破仑却如有默契一般，起草了一道正中纳尔逊下怀的命令。这道命令将替他解决这个难题，把维尔纳夫送到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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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命运似乎有意让它推动的灾难发生，让这场战役具有如此之强的戏剧性。8月30日，在滨海大营的一片废墟中，法国皇帝签署了解散运兵船队的法令。第二天，留意着英国陆军的他忙碌地部署着部队，以防英军从海上发起突袭。在这时，他肯定已经接到了维尔纳夫从加迪斯发来的信。9月1日，遵照拿破仑的指示，德克雷向维尔纳夫发出了应对战役新局势的新命令。他在命令中写道：“陛下希望让他的舰队和盟友在安达卢西亚海岸与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舰队集结起来，以得到36艘战列舰；他认为，这将使敌人不可能用相等的兵力与你对抗。据说英国此时正在筹备一支商船队和几支远征军，据推测，他们可能要前往地中海。陛下希望你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措施，在远征军接近的时候提前得到预警，然后将之歼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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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拿破仑一定听说了关于科克港的贝尔德远征军的消息。这加剧了他的不安，但截至此时，他还并不想为此展开任何大规模的舰队行动或海上战役。在德克雷向维尔纳夫起草新命令的同时，拿破仑正在构思一个运用其海军部队的新方案：他打算将海军重组为数支游猎舰队，并去摧毁敌人的海上贸易。除了三支巡洋舰队，他还准备将战列舰部队一分为七——布雷斯特舰队划分为三支舰队，加迪斯舰队划分为四支舰队——这总共要动用30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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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这个并不理想的计划，拿破仑于次日启程前往巴黎。他苦闷地思考着入侵失败对他的声望造成的打击，盘算着如何用一场大规模战役来恢复他的名誉。与此同时，他对维尔纳夫的愤怒也愈发炽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让自己相信，这场惨败全都是因为维尔纳夫，全都是维尔纳夫一个人的问题。9月13日，当纳尔逊在默顿享受着最后的安宁时，拿破仑着手编造他关于侵英行动的著名神话——这一神话至今仍未失去多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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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写的：“我本想让土伦、加迪斯、费罗尔和布雷斯特的舰队前往马提尼克的一处港口，集结起40～50艘战列舰（事实上他从未准备让费罗尔舰队前往那里），再让他们突然返回布洛涅，使我在两周时间内拥有制海权（这个时间之前多次变化，从几个小时到四天不等）；我在这片海滩驻扎了15万名士兵和1万匹战马（其实际兵力从未超过此数的三分之二），当我的舰队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即登陆英格兰，夺取伦敦和泰晤士河。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如果维尔纳夫将军没有进入费罗尔（他的确没有），而是让西班牙舰队出港会合（港内也是法西联合舰队，而且风向也使它们难以很快出港），再去布雷斯特让冈托姆将军加入他们的队伍，我的陆军肯定已登陆并征服了英国。”其实他早已清楚地知道，如果维尔纳夫的给养足以使其执行这种行动，法军就会在布雷斯特港外一头撞上集结完毕、严阵以待的英军。接着，他又试图去解释自己当初认为用武装运兵船队可以独自渡海的错误。据他说，尽管武装运兵船完全没有用，但如果大量征用无武装的普通运输船，英国人就会立即看穿他让战列舰队驶入海峡的计略。组建并武装船队的高昂代价仅仅是为了骗过敌人，使他们忽视真正的危险来源，这一计策取得了成功。拿破仑恬不知耻地说：“敌人被欺骗了，他们以为我准备用全部由陆军组成的运兵船队作为渡海的主力部队，其实我从未打算这样做。”这种对真实情况的无耻歪曲简直令人咋舌，但对于想象力极丰富的拿破仑，写出这些文字并不比他真的如此认为更值得惊诧。很明显，这只能反映出他对自己威望受损的焦虑。这只是他为了维护脸面而采用的政治宣传，通过把他的所有行动描述为天才之举来糊弄那些易于轻信的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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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弥天大谎所掩盖的焦虑在下一封文件里得到了清楚展现。他似乎刚刚从意大利接到有关其大规模行动的右翼受到威胁的消息，这更加剧了他面前的难题。拿破仑很快就放弃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英国贸易的战役计划，他决定交给联合舰队一个紧迫的新任务，并在第二天向维尔纳夫发出了新的命令。立即发起一次勇敢而迅疾的行动，为此，拿破仑甚至不允许德克雷把他自己对其的真实看法透露给这位可怜的将军。他再次试图激励起维尔纳夫的斗志与勇气。他要求维尔纳夫无须按照上一则命令配齐六个月所需物资，而应在装载两个月所需的给养之后立即出海，去挽救当前的危局。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已退回防守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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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决定做出一个重大决策，准备让我国集结于加迪斯港的海军部队与西班牙国王的海军部队一齐驶入地中海。我们要向你传达的意图是，一旦你接到这则命令，你就要抓住最早的有利时机让联合舰队出航，然后驶入地中海。……你应首先驶向卡塔赫纳，让港内的西班牙舰队加入你们；然后驶向那不勒斯，将舰队搭乘的陆军部队卸载于某处海岸，让他们加入圣西尔将军指挥的军队。如果你在那不勒斯发现有任何英国或俄国的军舰，你就应捕获它们。舰队待在那不勒斯海岸的时间应由你自己判断，总之要对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你还应截击敌人准备从马耳他派出的远征军。我们希望，不管你在哪里遇到敌人，只要他们处于兵力劣势，你就应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力求决定性的胜利。只要你及时出航，它们就不会离你而去；这些行动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你能否及时驶出加迪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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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对圣西尔将军与马耳他远征军的忧虑中，我们得以看到这场战役剩余部分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忧虑中，我们可以看到，皮特是如何用一支弱小的远征军迫使拿破仑向纳尔逊献出他自己的舰队。法皇在第二天再次致信德克雷，他不加掩饰地写道，新命令的首要目标就是应对克雷格的远征军，并要防止在地中海再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这场行动在他眼里是如此重要，经过一天的反复盘算，他确信绝不能冒险让胆怯的维尔纳夫执行这次任务，他必须换上一位更有斗志的军官。被他选中的是罗西利将军——其最初是接替密歇希的人选。拿破仑让德克雷命令他启程前往加迪斯，如果舰队没有出航，他就应当接掌指挥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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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皮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传统计略再次发生了奇迹。这个计略完全依仗着战略法则的力量，其意图也从未得到阐明。虽然纳尔逊并未暗示可能用它解决难题，但在德克雷为罗西利起草命令的时刻，它的确发生了效力。此时，纳尔逊正同布莱克伍德与两艘从普利茅斯加入他们的战列舰一道驶出英吉利海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死敌已向他奉上了此生中最为荣耀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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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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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两个事件间的联系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得知克雷格抵达马耳他的准确时间。克雷格抵达于7月19日，那不勒斯的艾略特得知这一消息是在8月1日（Auriol，i.387）。8月8日，法国驻柏林大使提出了出让汉诺威的议题。圣西尔在8月15日提到了这一事件，但他肯定在更早的时间接到了消息（Ibid.，318）。拿破仑首次提到这件事是在8月19日命令增援圣西尔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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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Talleyrand，Aug.22nd：Corresponiance，xi.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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