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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纳尔逊此时的具体位置还存有一些争议。他在日记中写道：“南风，加迪斯位于我方罗经东北偏东的16里格。”这里需要考虑地磁变化，根据西班牙战舰“蒙塔涅斯”号（Montañés）的日志，附近的地磁偏角是偏西20度（Desbrière，Trafalgar，App.，p.374），因此，东北偏东实际上就是东北方。然而，在南风迎面吹来时，他不可能朝正东南方行进（风帆战舰无法驶入与风向夹角小于6个罗经点即67.5度的范围，而东南方与南方间的夹角是45度——译者注），这个位置与这个航向也不可能让他驶向海峡。纳尔逊打出的信号是升起单旗，鸣炮两响，再升起东南罗经旗，其含义是“全舰队向东南面（south-east quarter）展开追击”。我们可以将他的航向理解为东略偏南，这个方向仍可算在罗经的东南半弧（quarter）里。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纳尔逊记载的位置有误。当天中午，“胜利”号的航海日志显示其位置是北纬36°6′、西经7°30′，加迪斯位于其东方19里格。这正是他的常规驻地，若从此出发，驶向东南方的确可以前往海峡。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纳尔逊曾转移舰队驻地，因此，日记中的“东北偏东”可能是“东南偏东”的笔误。按照“勇莽”号的航海日志，英军的航向在风向为南偏东时是东偏南；当风向变为西南偏西时，英军航向才转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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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lson to Collingwood，October 18th and 19th：Nicolas，vii.127，129.纳尔逊发布给路易斯的指令已经佚失，但据纳尔逊说，他让其“不要错过任何从东面吹来的风”，即使让商船队必须等待下一支护航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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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在1790年，地中海舰队便曾组建过前锋舰队，这并非纳尔逊的独创，很可能是从法军那里借鉴而来。参见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 Society）p.72。此时的这支前锋舰队的兵力部署并不明确。柯德林顿在给妻子的信（Life，i.57）中写道：“以上4艘［‘阿伽门农’号、‘防御’号、‘巨像’号（Colossus）、‘玛尔斯’号］和其他更多的战舰现在组成了一支前锋舰队，我相信我们明早就能（与路易斯）会合并发现敌人。”他还说，他的座舰“俄里翁”号与另一艘战舰“贝尔岛”号也在其中，并被派往舰队前方。“防御”号和“阿伽门农”号是最靠近加迪斯港的战舰，而“玛尔斯”号与“巨像”号则作为通信舰。“勇莽”号记载了一则发往“贝尔岛”号、“俄里翁”号、“利维坦”号、“波吕斐摩斯”号与“柏勒洛丰”号的第155号信号：“在便于使用夜间信号进行交流的距离上，点亮舰尾的灯笼，在夜里保持对前方的小心监视。”参见Masters’ Logs，3706。而曾经在“贝尔岛”号指挥陆战队的欧文上校（Colonel Owen）也说，有5艘战舰被派往前方。参见Allen，Memoirs of Sir W.Hargood，p.137。因此，前锋舰队必定拥有9艘战列舰，这也意味着它占据了纳尔逊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是非同寻常的极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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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rivate Diary，Nicolas，vii.133，and Téméraire’s Signal Log，Masters’ Logs，3706.这则命令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后果，它使法军相信，这三艘战列舰被组成了一支见机行事的分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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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g of the Queen.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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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urchier，Life of Codrington，i.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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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icolas，vii.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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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贝蒂医生（Dr.Beatty）写道：“8时，‘胜利’号顶风停航，科林伍德将军……来到舰上接受指令。”柯德林顿则这样写道：“周日早晨，为表示对科林伍德的尊重，纳尔逊勋爵打出了向他咨询的信号，召唤他登上旗舰。纳尔逊向哈迪开玩笑说，他不会听从科林伍德的观点，除非他自己也同意。在征询意见时，科林伍德的看法倾向于立即发起攻击。但纳尔逊勋爵决定暂不执行攻击计划，直到联合舰队行驶得更远，直到他们看起来不会再改变想法返回加迪斯，而是坚持其原先目的。”这是柯德林顿在多年之后口述给女儿鲍彻女士（Lady Bourchier）的若干片段之一。参见Life of Codrington，i.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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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rdy’s Journal：Captain’s Logs，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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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og of Euryalus：Great Sea Fights，ii.167.“在4时10分，向‘胜利’号打出第413号信号，北方，鸣炮两响。”这一信号位于信号簿的附录章节，根据霍普舰长（Captain Hope）的信号簿复印件，其含义是“敌舰队先导舰航行在随后展示的罗经方位”。“欧律阿罗斯”号的记录时间比“胜利”号早了三刻钟，“胜利”号记录的信号时间是在3时30分左右，“勇莽”号则说是“那伊阿得”号在3时34分打出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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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ieutenant Senhouse to his mother：Macmillan’s Magazine，vol.81，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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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ee Colonel Owen’s letters.Allen：Memoirs of Hargood，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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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早年的战术备忘录可参见Fighting Instructions，p.315。“另一种方法是在可以操控的满帆下直接驶向对方最前端的战舰，这样可以使敌人无法得知我要驶向他的上风还是下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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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时已经入夜，他打出的是夜间信号的第31号，随后焚起蓝光以标示自己的位置：Téméraire’s Signal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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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森豪斯尉官向他母亲写道：“‘阿非利加’号在夜间离开了舰队。”参见Macmillan’s Magazine，1900。它并非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被派往前方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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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问题可参见德斯奇霍在其著作中引用的大批指挥官报告，特别是法国舰队参谋长普利尼绘制的示意图。另外，从不同英舰的日志对敌军方位的不同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彼时英国舰队的混乱。“胜利”号记载敌军位于东方到东南偏东。“皇家君权”号的记载是东南偏东到东偏北，它肯定是位于“胜利”号以南。“不列颠尼亚”号的记载是东南偏东，它位于“胜利”号前方。“勇莽”号记载为东南方，更加靠前。“尼普顿”号的记载是东偏南，接近“胜利”号。科林伍德纵队的“无畏”号看到敌人在东北偏东，它因此位于“胜利”号的西南方，处于上风位置。纳尔逊纵队的“斯巴达人”号则认为是北偏东，“征服者”号记载为东北方，这两艘战舰显然都在纳尔逊身后，但“米诺陶”号、“阿伽门农”号、“埃阿斯”号与“阿非利加”号则位于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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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二十三章 纳尔逊的攻击计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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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二天开始，纳尔逊的攻击是否遵照了他的备忘录就成了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问题。一些完全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军官对此表示肯定，但另一些具备同样判断力的人却给出了无可置疑的否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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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伍德小心翼翼地带过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他在官方报告中只是这样写道：“攻击方式已在早先确定，并已告知给副将和舰长，这只需要很少的信号”——但事实上，他们显然打出了不少信号。两个月后，他在写给托马斯·帕斯利爵士（Sir Thomas Pasley）的私人信件中说，纳尔逊决定采用的计划得到了良好的展开与极好的执行。在更早的信中，他对这里所指的“计划”做出过解释：“纳尔逊勋爵决定用一场迅猛的两路攻击代替准确排列的战阵。他指挥上风舰列，而将下风舰列交由我来全权指挥。他还指定了攻击的对象。”然而，这显然并不是对备忘录中攻击计划的完整概括，这些描述与一场分头发起的“全面追击”式的攻击并没有多少差别。两者的区别仅仅得到了些许暗示，纳尔逊打算实现其意图的精妙细节则被完全忽略。因此，科林伍德最多只说到两路分头进攻的意图得到了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清楚纳尔逊备忘录的要点。他那仗义忠诚的品格绝不允许他说得更多。在他关于那场海战的所有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已高尚地决定要回避一切可能贬损其亡友荣誉或使这场胜利不再全然属于纳尔逊的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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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战中，哈维舰长（Captain Harvey）指挥的“勇莽”号（Téméraire）紧随在纳尔逊的旗舰之后。“勇莽”号的日志显示，他是对这场海战最为细致、最有条理的观察者，而他的说法也与科林伍德相同。他写道：“战斗在午后开始，是按照纳尔逊勋爵发给我们的指令来进行的。”这里的“指令”到底是指行诸文字的“攻击计划”，还是指接敌过程中口头传达的指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我们显然无法排除“攻击计划”的可能性。另外两位持肯定态度的见证者同样是含糊其辞。在海战的三十年后，当年指挥“俄里翁”号的柯德林顿回忆道，他曾让他的第一尉官注意纳尔逊投入战斗时的出色行动：“将军多么漂亮地执行了他的计划”；但在战斗的一周后，他却向一位海军部官员写道：“我们全都以最快的动作乱糟糟地投入战斗。”[2]最后，这里还有一段由“防御”号的霍普舰长（Captain Hope）记在他的备忘录副本上的文字：“我们同意这些就是纳尔逊勋爵攻击法西联合舰队的指令。”以上这些就是目前所知的所有肯定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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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这些证据，否定性结论的证言则更为丰富，其表达也更为明确。科林伍德分队中的“复仇”号的舰长莫尔森（Captain Moorsom）表示：“纳尔逊勋爵在战斗之前制订了一个正式计划，但并未执行”；“科林伍德将军直冲了下去，他得到了能够跟上的战舰的支援，直接穿过了他们的战列。纳尔逊勋爵也同样如此，其余战舰也尽快照做”。在他看来，两支舰队投入战斗的方式并无区别，两者都发动了近乎垂直的攻击，因为两条舰列都“直冲了下去”，而非驶向平行于敌军战列的指定位置，再组成顶风战列。[3]他的儿子，在战术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康斯坦丁·莫尔森将军（Admiral Constantine Moorsom）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在《海军战术原则》（Principles of Naval Tactics）——目前唯一有关旧日海战的原创性专著——中写道：“战术机动与科学原则此时都已被完全改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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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份由在场军官撰写的详细批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份材料写于1820年，其作者是汉弗莱·森豪斯爵士（Sir Humphrey Senhouse），他曾在伊斯雷尔·佩留（Israel Pellew）指挥的“征服者”号上担任尉官，并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脱颖而出，指挥海峡舰队与地中海舰队的旗舰。[5]他的批评针对着那个一直不存在争议的事实，即英国舰队是以两列纵队依次向前进攻。他认为，“如果坚持之前制订的计划”，攻击效果会更好。他说：“这位几乎永无过失的将军所发动的攻击与他之前在指令中规定的行动有所不同，他的分队队形由横队（a line-abreast）变成了纵队（a line-ahead）。”他认为，这一变化既丧失了同步冲击力，也丧失了集中进攻兵力的优势。他声称两路纵队前端接敌的攻击形式在参战者当中毫无争议，事实也的确如此。“勇莽”号的哈维舰长写道：“你要知道，我们是以两路纵队（columns）驶向敌人。”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同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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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能了解事实过程的查尔斯·伊金斯爵士（Sir Charles Ekins）对此同样坚信不疑：“舰队中所有舰长都知道，从上风发起的攻击与事先的安排有所不同，其性质更加令人惊叹。”[6]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当时在场或直接相关的军官们在详细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曾表示，实际发起的攻击与备忘录中的计划在关键细节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个结论已将那些粗略的概括、推论和附言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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