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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的总司令与两位将军成了英军的俘虏。在一天前离开加迪斯的33艘战列舰中，只有9艘战舰在夜间安全返航，4艘战舰正逃往直布罗陀海峡，至少有20艘仍然留在战场上。其中，17艘已完全被毁，13艘已经被战胜者实际接管，1艘爆炸沉没。与之相对的是，英军舰艇无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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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纳尔逊是否执行了他的攻击计划，其战术的合理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他对这种战术的牵制能力的预判完全正确：联军前卫无法及时回援，待到他们回过身来，备忘录所说的那种“驶近攻击英国舰队的任何部分”的行动也最终失败。至于其他方面，西班牙海军参谋官已经基于当时所知的所有情况，在容纳了所有细节误差之后，做出了最慎重的总结。他们写道：“英军集中兵力攻击我方战列的中军和后卫，让后卫卷入了常规的战列对战列的作战，并两面夹击我方后卫末端，同时让前卫远离战斗。”[58]这句话对实际发生的战斗做出了准确的评估，并正确地总结了纳尔逊备忘录的主要构想。在西班牙海军参谋官看来，这一构想得到了圆满实现。而在另一方面，与法方一样，他们的报告中也满是困惑和惊讶：这样一种极其鲁莽、完全无视现有规则、以纵队发起并缺乏任何常规调度的攻击，竟然没在刚刚展开时就被粉碎。任何推论都无法回应这一批评。在战术效果上，他在最后一刻的接敌方式的确是用纵队的一端向前进攻。纳尔逊分队的不规则队形和舰队正面在最后一刻意外变宽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正如不能用科林伍德出于良好意愿但并未落实的组建左舷迎风斜阵的信号来否认他的纵队阵型一样。在先导舰投入战斗之前，英军的两支分队既没有完成任何调度部署，也没能让整支舰队形成整体，进而发挥出纳尔逊在备忘录示意图中所设计的整体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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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当时的证据所认可的结论都是事实，那么，对“这场战斗是否遵从了纳尔逊的攻击计划”的回答就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主要战术的确遵从了预案，其实施细节却没有。正如西班牙海军参谋官所言，其主要战术构想已经完全胜利地实现，但实现它们的实际方法并未遵照纳尔逊的设想。或许他曾口头讨论过他将采用的方法，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在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巅峰时刻放弃了科学部署的保障，以较高航速冲向了一支似乎没有结阵、正试图逃跑的敌人，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了英军的士气与战斗力优势以及他对敌人的假设之上。两支纵队的前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敌军阵前，他们可能因风力减弱而被孤立，可能被敌军的集火射击早早击毁，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他的胜利和敌军广为人知的缺陷使之取得了成功，但我们或许可以怀疑，如果他意识到敌人的作战意志远较他预想要高，他是否还会如此冒险。布莱克伍德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发现敌军摆出良好的迎击姿态时的高度紧张，但为时已晚，他无法再做改变。为了降低风险而在最后时刻中止一场鲁莽的攻击将会酿就最为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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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纳尔逊是正确的。敌人缺乏训练和缺乏航海经验的缺陷拯救了他，并为他的大胆冒险提供了正当理由。一些能干的军官在事后对战术进行冷静评估时认为，他实际上并不必须如此冒险，如果把进攻推迟一个小时左右，让舰队先进入他所设计的阵位，他仍有足够的时间来消灭敌人，甚至能取得更具决定性的战果。现在已没人能对这一说法做出评判，这似乎全然取决于一种旧日的风帆时代海军战术的实施细节。我们只能说，他所冒的风险极其巨大，这是他在制订计划时并不准备承担的风险，也是他的舰长们从未料到的风险。然而，即便如此，他最终的决定仍然超凡绝伦，这是由于他的领袖精神与冥冥天意。天才的光芒不会屈服于理智的批评，他们超出法则和原理之上，所有用科学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努力都只能迷失在这句最后的评论里：“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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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向的不断变化非常重要，尤其是最近有人试图用风向来精巧地论证纳尔逊并非垂直发起攻击（Thursfield，Nelson and Other Naval Studies）。这种说法假定风向一直如“胜利”号航海日志在中午记载的那样是西北方，但科林伍德的说法就与此相反，他说风来自西方附近。英军与法军的报告也一致印证了这一点。“亲王”号的航海长日志说风向是西方到西南方；“尼普顿”号的舰长日志则分别记录为北偏西5～8 个罗经点、北偏西8～12个罗经点（即西偏南）以及北偏西12～6个罗经点；“雷神”号在中午时记录的风向是西南偏南。总体而言，这些证据的说法是风向从西偏北转为西方，时而转为西偏南。“柏勒洛丰”号依次记下了“西偏北”“东北偏北”“西北偏北”“西”。“无畏”号的记录是“由西北到西”，“复仇”号的记录是“变化，静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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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可以用高度技术化的语言描述为航向与风向相差7个罗经点、所有战舰航向相同但首尾相错的直线阵型，如果全体逆风转向，就可以组成左舷或右舷顶风航行的战列线。因此，“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的航向已经被规定为确定的罗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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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e “Instructions respecting the Order of Sailing”：Signal Book，1799，article ii，p.127.“纵队应相互平行，每艘战舰都应跟随其纵队先导舰转向。” Cf.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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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尔逊首先打出的是72号信号：“组成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对应的指令可见于Signal Book，No.4，p.101，内容是“当组成任何舰列或航行阵型信号的打出”并附有罗经信号时，信号的意思是“按照指定方向组成阵型”。如果罗经信号是在主信号得到回复之后才挂出，“这表示舰队将要转舵的方向”。而在这里，纳尔逊并未在打出组成航行阵型信号的同时挂出罗经信号，而是随后将之与另一个信号一齐打出。76号信号的意思是“迎风停船，遵照旗舰的动作或信号指示的方向转舵，然后大张风帆，驶向下风”。在这里，东北偏东就是“信号指示的方向”。这有时会被理解为“同时转向下风”，但对应指令（No.14，p.132）的开头是“当舰队逐次大张风帆，驶向下风”，随后又说明每艘战舰的行动应如何注意它之前与之后的战舰。这是纳尔逊在舰队尚未结阵时惯于使用的信号，例如，他在《9月30日的舰队行动》（Add.MSS. 34973）中写道：“1时，顶风缓行；6时，打出全体信号，让停航船只开始航行（76号）；6时35分，依次转向；6时35分，大张风帆，驶向下风（再次打出76号）；6时42分，全体组建航行阵型。”让舰队组建“战列线或航行阵型”的信号是79号到82号。79号和80号是让战舰逐次向左舷或右舷转向一个罗经点，或者转往罗经信号明确标示的航向。81号和82号则是一同转向。这里没有信号能让未结阵的舰队一同驶向下风。如果没有组成起战列线或航行阵型，这个信号就不可能打出，因为这将使整支舰队失去便于快速结阵的宽松的巡航阵型（cruising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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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sters’ Logs，P.R.O.不幸的是，尼古拉斯的纳尔逊书信集和《大海战日志汇编》（Logs of Great Sea Fights）都没有收录这份日志，否则，十分谨慎的历史学家科隆布将军（Admiral Colomb）就绝不会冒险推测舰队是同时驶向下风（The Battle of Trafalgar，1905，reprinted from the United Service Magazine）。森豪斯对此的说法也很清楚：“英国舰队依次驶向下风……随之组成了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直至发起攻击。”（Macmillan’s Magazine，vol.lxxxi.422.）“依次”这一概念不仅能用于纵队，同样也能用于松散的巡航阵型，意即每艘战舰在前方战舰行动之后才能转往新的航向，这是为了防止混乱和意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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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icolas，vii.137.科林伍德在他的日记里清楚地记录了此时发生的情况：“6时30分，组建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驶向下风。英国舰队以两路纵队驶向他们。”（Great Sea Fights，ii.201.）他最初的航向是南偏东80度，可能是为了与“胜利”号拉开一个合理的距离（Royal Sovereign，Captain’s Log）。另可参见莫尔森舰长和哈维舰长的叙述以及纽波特先生的《特拉法尔加之年》。（Year of Trafalgar，pp.83-4.）英军信号簿中的“纵队”（Column）是来自法语的术语，这个词在所有关于组成航行阵型的信号中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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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些战舰似乎预测到了纳尔逊的信号，如往常那样事先驶近了它们的位置。See Logs of Conqueror and Ajax：Great Sea Fights，ii.257 and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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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ee Desbrière，Trafalgar，pp.184-6 and in his Appendix，Report of Villeneuve，p.129；Dumanoir，p.150；Magendie，p.178；Lucas （Redoutable），p.197；Philibert（Magon’s chief-of-staff），p.233；Epron （Argonaute），p.249；L’Achille，p.263.Two French vessels，Neptune（p.192）and Fougueux（p.214）report the enemy forming en échequier（i.e. line of bearing）and then in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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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sbrière，Trafalgar，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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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bid.，p.192，Neptune’s report.See also p.166，Report of the Héros，其写道“敌人形成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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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larke and McArthur，ii.146，and Nicolas，vii.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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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拉维纳的参谋报告记载得非常明白：“8时，打出同时调头的命令。为了朝着左舷船舷后侧组成战列，各舰依次向下风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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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舰队依次调头时，两艘战舰间的距离必然会因为二者的相对运动而扩大，进而使战列线不再紧密，不利于集中火力与敌交战。但这种机动相对易于执行，适用于较为松散的航行阵型。而处在战斗阵型之中的舰队则往往采用一齐机动的方式，从而保证阵型的紧密。由于联合舰队集体调头的信号未能得到良好的执行，使纳尔逊误以为他们在执行依次转向的命令，而执行这种命令的阵型自然只能是航行阵型。由此，纳尔逊错误地得出了联军一心要逃回加迪斯的结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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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七年战争中的1759年，法国试图集结土伦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掩护陆军侵英。1759年8月，法国土伦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被博斯科恩将军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两军在拉各斯相遇。法军转身逃跑，英军立即展开追击，在接敌过程中逐渐组成战斗阵型，随后追上法军，摧毁和捕获了5艘战列舰。同年11月，布雷斯特的21艘法国战列舰出海与运输船会合，遭遇霍克将军率领的拥有24艘战列舰的英国舰队，前者随后决定退入暗礁丛生的基伯龙湾。在恶劣天气中，霍克勇敢地命令英军发起全面追击，并让靠近敌人的前卫舰队在满帆状态下组建战列线。通过这种方式，英军在法军完全退入海湾前咬住了其后卫舰队，再次取得大胜，歼灭了7艘法国战列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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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趣的是，在17艘记录了之前准备信号的战舰中，只有7艘提到了组建航行阵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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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o Pasley，December 16th：Nicolas，vii.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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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个罗经点与相邻罗经点之间的夹角是11度15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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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胜利”号的日志这样记录了航向的改变：“7时，航向是东北偏东。8时（一直到中午），是东偏北。”“尼普顿”号的记录是：“7时，东北偏东。8时（一直到中午），东偏北半点。”科林伍德的日志记录了一则信号：“7时40分，驶向东方。”“皇家君权”号给出的航向大概是“南偏东80度”，它身后的“雷鸣”号则是“东偏南”。“尼普顿”号之后的“征服者”号记录的是“东偏南半点”。接敌过程中的实际航向十分令人困惑，这是由于一些战舰只记录了最初的一则罗经信号，另一些战舰只记录了两则；而且，只有“埃阿斯”号是唯一正确记录了两则信号的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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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由于“皇家君权”号日志未得到妥善保管，这则战斗中最为重要的战术命令一直被系于11时左右。“雷神”号同样也记录了这一信号，它将之记在下午。然而，“勇莽”号和“防御”号的两份信号日志足以准确说明其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以这场海战为题的作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勇莽”号的航海长日志写道：“8时47分，‘皇家君权’号向左舷分队打出42号和88号信号。”“防御”号的舰长日志和航海长日志都写道：“8时45分，‘皇家君权’号发来50号信号；8时46分，又打出42号和88号信号。”50号信号的意思是“向右舷转向，但应维持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纳尔逊分队中的“阿伽门农”号以为这是发给全军的信号，便做出了回应。但这或许是信号官的失误，随后打出的42号立即撤销了之前的信号，它的意思是“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转向标示的方向”。而88号的意思是“升起更多的帆，如果在战列线或航行阵型中，则由领航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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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ee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77，and Signal Book，1799，Instruction xv.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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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则信号所附的指令（Signal Book，1799，p.149，Instruction vii.）是：“战舰应当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如果它们在业已组建的斜向阵列中一齐向上风转向，它们能立即组成一道航向与斜向阵列展开方向相一致的战列。为此，每艘战舰必须驶向若组成战列线则将位于它之前的那艘战舰，然后靠近舰队将要采取的航向，也就是与来风方向相差7个罗经点的方向。如果信号要求‘紧靠’风向，则是相差6个罗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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