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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在其名著《罗马史》中指出：“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果都是靠海上力量取得的。”本来，迦太基人很有信心战胜罗马人，因为海战是他们的长项。然而，罗马人为了对付迦太基海军，将“曾经像是前妻的孩子一样不被重视的罗马海军”迅速发展起来。罗马人认为，要战胜迦太基海军，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获得一支舰队，二是有舰队如何运用，也就是在海战中如何掌握制海权的问题。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明“乌鸦座”，用改进了的接舷战术，扬长避短，大获全胜。而迦太基人，则缺乏对付这种战术的思想准备和有效手段。遭致失败后，迦太基的著名战将汉尼拔，放弃海上战场，选择翻过阿尔卑斯山，绕道从陆上进攻罗马，结果海陆优势皆无，罗马人则用新获得的海上优势把战场扩展到北非。结果，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得到了西西里岛；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得到了西班牙；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得到了北非。罗马帝国的“大皮靴”长趋直入，向东经希腊半岛和中东到了里海和波斯湾，向北经高卢到了不列颠。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恺撒·奥古斯都大帝不但把整个地中海变成其独占的“罗马海”，而且成为欧、亚、非广袤领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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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战争是海权之初的至高无上的表现形式。建立海权国家、运用海权以控制海洋，终极目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贸易航路，为国家增加财富。罗马运用海权建立了帝国后，大量的货物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北非、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涌进罗马，罗马的商船队驶出地中海，向北抵达大不列颠，这个无比广阔的商圈，支持了罗马帝国5个世纪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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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地中海的波涛送走一批又一批的海上过客，也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海上激战。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征服了迦太基人，建立了地中海的新秩序，但亦不可能阻挡新的竞争者的步伐，地中海仍处在绵绵不绝的争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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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横扫古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建立。西方国家开始进入中世纪的封建制时代。进入7世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创立了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崛起，按照伊斯兰教义发动了“圣战”，他们很快学会了航海技术，建立了造船基地，建立起自己的海军，成为海上大国。阿拉伯海军的“战斗单位是一艘帆船，两个下甲板，每边最少有25个座位，每个座位上坐两个人，每艘帆船上100多名划桨手，都是武装的、擅长战斗的海军，都在甲板上”，这支海军在向地中海的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形成抗衡，展开了地中海控制权的争夺战，公元649年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和罗德岛，652年袭击了西西里岛，655年春阿拉伯舰队向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攻击，东罗马拜占庭舰队在海战中大败，阿拉伯人“打开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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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世纪，西欧城市兴起，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城市，由于贸易的急剧增长，率先活跃起来。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每个城市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海军，相互间争霸夺权，战争不断。与此同时，西方基督教也发展起来，西方开始联合反击阿拉伯人的入侵。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用基督的名义号召发动了长达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商业城市，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承担了东西方运输的绝大部分任务，威尼斯商人“变十字军的愚蠢行为为商业活动”，从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14—15世纪，威尼斯的力量和威严达到了顶峰，它的领土包括波河下游、达尔马提亚、希腊南部、优卑亚岛和克里特岛，兼并了塞浦路斯岛，大大“增强了海上航行的控制权”。顶峰时期的威尼斯造船业十分发达，大型的威尼斯造船工场采用流水作业建造桨帆战船，并借此进行这方面的垄断。它“拥有商船3000艘和很多军舰，在舰队中服役的人员达30000人”，它不但和地中海东部及黑海沿岸进行贸易，而且远越直布罗陀海峡，与英国和尼德兰通商，威尼斯金币“杜卡特”几乎成为整个欧洲通用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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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世纪，地中海与大西洋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丹麦人都加入到海洋活动中来。其中有联盟，也有争斗。14世纪以后，北德意志诸城市与北欧国家结成的汉萨同盟，有100多个城市参加；而这时北欧地区海盗活动也空前活跃（图1—16），一些国家收编海盗，取捷径建设海军，保护国家的海上贸易。战争中，多少战舰葬身海底，多少水手命归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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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北欧海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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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成了一种客观存在，谁意欲兴国，谁便要发展海权。海权的历史，成为以剑代笔的历史，血与火的历史。其间既有兴者的欢歌，也有衰者的悲泣。兴衰更替之中，显现的是国与国之间运用海权的水平及艺术之较量，并且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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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威尼斯联合舰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勒班陀海战，双方共损失战舰240余艘，死伤4.5万余人，这次海战，成为最后一次以桨帆为动力的战舰和冷兵器为主的海上战争，海军的桨帆时代从此结束。与此同时，军舰、海军和海权的新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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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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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失海权的大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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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海洋活动都引导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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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中，都曾经有过绚烂夺目的航海活动，包括大量的海上贸易，但它们都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海权国家。它们没有过海上战争吗？显然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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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在一处公元前4500—前3100年涅加达文化遗址的壁画上，可以看到一种较高大的楼船，船上有旗帜，研究者认为这种旗帜可能是征战的象征。在另一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在一柄饰有象牙的燧石刀上，以单线条的雕刻展现出了一场海战的画面。这件石刀约形成于公元前3600年以前，刀上正反两面都有图刻。在一面上描绘了两种人正在争斗，一种人为光头圆颅，无胡须（上古埃及哈姆人的特征）；另一种人头上戴着便帽，头较尖，有胡须（西亚塞姆族人的特征）。双方脚下的船，一种艏部高翘，另一种近似独木舟。有专家认为，海战双方一方是埃及人，一方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这一雕刻所反映的是一次世界上最古老的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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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亚，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阿尔德王国的国王萨尔贡一世曾率军远征腓尼基和小亚细亚，当时留下来的石刻铭文记载，萨尔贡“过了西方的海，在西方三年，征服并统一了那块地方，经由海路和陆路转运着俘虏”。这里的“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是塞浦路斯岛。这是一支陆军跨海作战的战例。腓尼基人具有同时代最高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海上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大小不等的海上作战是经常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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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更不缺乏海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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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图1—17），图纹中有相互攻击的战船两艘。铜鉴上的战船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桨手用力划桨，上层兵士有的击鼓，有的射箭，生动表现了水战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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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战国铜鉴水陆攻战船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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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记载了公元前485年战国时期发生在黄海海域的吴齐海战，比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海战要早5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海上漕运，开辟岭南沿海地带，派徐福东渡日本，进一步发展了造船和航海事业。西汉（公元前206—8）就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东与朝鲜、日本，西与印度、斯里兰卡有了频繁的海上来往，同时也使中国的船、舰性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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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楼船最为著名（图1—18）。楼船，顾名思义，如楼之船也，说明船在构造上有较为发达的上层建筑。《史记》记载，汉代“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代刘熙所撰《释名》一书，讲到楼船的上层建筑各有其名，第二层叫庐，第三层叫飞庐，第四层叫爵室。《释名》中的“释船”一篇，还根据在战时的作用将船区分为：先登（攻击舰）、蒙冲（装甲舰）、槛（多层战舰），还有载重量分别为500、300、200斛（每斛约100公斤）的斥候、和艇。《释名》说，“上下重板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显然，舰即为战船。东汉的“斗舰”，就是专门用于战斗的战船。汉代战船的分类如此明确，说明水战、海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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