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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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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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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产生的根源是由海上贸易开启的国家经济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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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以海上贸易兴国的国家，都不能不特别厚爱自己的海上通道，特别珍视自己的贸易市场和商业利润。当同一通道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人的时候，当同一市场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主和卖主的时候，一种本能的要求便呼之而出——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向往的市场，同时阻止他国的控制和占领。这是一种国家的权力要求，权力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是充满暴力的。于是，一些商船开始载上军队，以保护海上贸易，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彼岸市场，保证商业利润的实现。此后，船的职能逐渐专门化，船的型号、建造也逐渐专门化，海军由此诞生。国家为着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军）去控制海洋，称之谓海权。而海权保护商业、增加了国力，充盈的国力又进一步加强了海权，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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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率先创造的以海权为核心的蓝色文明——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朦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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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系统揭示了这一历史。他说，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组织海军的初衷是保护本国商业航行的安全，防范占据了沿途岛屿的开阿利、腓尼基海盗的劫掠活动。米诺斯组织了海军后，海上不安全的交通状况改善了，他便派遣海军征服周围的岛屿，驱逐著名的海盗，将这些岛屿划为自己的领地。海军成为保护商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先于修昔底德注意到，“米诺斯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国王”，他统治各岛上卡里亚人的方式，“不是令他们纳贡，而是要他们必要时提供船上人员”。足见海军在克里特岛兴旺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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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河文明一样，海权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是一个不依赖土地而依赖海洋的谋生方式，源于人类共同的生存需求和本能选择。它有另一个发展链条，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和价值规律的支配，适应这一规律的国家和民族，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海权意识；进而驾驭这一规律的国家和民族，则有希望率先摘取蓝色文明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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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海权意识应属于感性认识。当国家统治者们通过一系列初级的海权实践，比如在商船上携带武装，或以专门的战船保护海上贸易，进而控制航线和殖民地，不断攫取海外经济利益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也产生了一个日益清晰的认识，即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和运用海权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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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本质上是暴力的，是国家间的实力较量，与海军的发展相伴的是海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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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世纪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是最早记载海上战争的一部著作。人们记住了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但未见得理解其实质。据修昔底德推测，带队出击的阿伽门农是当时的迈锡尼国王，所以才能够召集庞大的海军舰队。而这次战争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海伦，而是为了控制赫勒斯湾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黑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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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往往一场决定性的海战，就能够影响历史进程。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海战，就是这样一次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海上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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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原是一个内陆国家，从大流世一世（公元前521—前485）起开始扩张，挑起了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它本没有海军，靠征服和收编腓尼基船队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舰队，试图进一步战胜希腊。从克里特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古希腊在蓝色文明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海权意识的海洋民族，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希波战争时，海军力量最强的是雅典，其海军统帅为地米斯托克利。为了与波斯抗衡，雅典联合沿海的其他30个希腊城邦国家建立了海上提洛同盟，拥有366艘三层桨战舰、7艘50支桨战舰的海上实力。当时，地跨欧亚的波斯帝国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主要依靠收编的海军，但拥有1200多艘战舰，绝对实力强于希腊。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亲率大军侵占希腊半岛，从北部南下，突破温泉关要塞，占领了科林斯地峡，占据了雅典城堡，形成了迫使希腊海军与波斯海军决战的态势。在军事会议上，地米斯托克利力排众议，提出与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湾决战的设想，他针对一部分反对意见说：“我们的舰队在窄海中作战，可以以寡胜众。如果撤离萨拉米斯，只好在开阔的水面上战斗，对我们极为不利，弄不好全希腊都会同归于尽。”他大声疾呼：“在此地决战，那希腊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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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战争，要义是掌握制海权。何为制海权？实力，决心，战略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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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米斯托克利具有一定的训练有素的海军实力，具有坚强的决战决胜的信心，制定了利用萨拉米斯海湾地理优势以弱胜强的战略，其后，便是具体战术的运用了。波斯战船主要按跳帮作战战术而设计，很多战船为远征而临时赶制，粗笨、脆弱，数量虽多但训练水平并不高，速度较慢且机动性差，加上对海区地理生疏，指挥不灵。希腊联军战船数量虽少，但三层桨战船比波斯战舰性能好，训练水平高，指挥得当，能够灵活机动地运用冲撞、切桨和接弦三种战法，牢牢掌握了制海权。此役，波斯投入了800艘战舰，集结于萨拉米斯湾口。战斗中，希腊海军首先派一支大型舰队以青铜包裹冲角冲翻了波斯的一部分小舰，使波斯舰队陷于被动。接着，地米斯托克利亲率部分雅典舰船向波斯大舰快速冲擦而过，切断其一侧长长的船桨，使这部分战舰成为水中陀螺团团乱转，与后续上来的战舰拥挤在一起，指挥失灵。希腊军舰按照原方案加紧攻击，冲角战、接弦战以及弓箭射击全面展开，波斯舰队大败。海战经历近8个小时，希腊联军共击沉波斯战船200艘，俘获50余艘，自己损失仅40艘，创造了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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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萨拉米斯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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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米斯海战后，古希腊自己的两个最强大的城邦国家成为敌手，一个是在陆上称雄的斯巴达，另一个是在海上称霸的雅典。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继续完成要塞建设，修筑了一条比雷埃夫斯港及该港联接雅典城的濒海“长墙”。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如果雅典人成为一个航海部族的话，他们就可以增加势力，他们就有一切优势。他第一个敢于对雅典人说，他们的未来在海上。修昔底德认为，这条“长墙”修筑之后，雅典的海上地位大大加强了，雅典的制海权巩固了。随之而来，它的商业也大大扩展，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在这个雅典的黄金时代，雅典人取得了海上实力和商业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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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米斯托克利的成功，揭示了海军在国家兴衰中压倒一切的影响，他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充满海权意识的人。其后的伯里克利，同样牢牢握着这柄海权巨剑，将雅典海上霸权的势力扩充到黑海沿岸。而在雅典与斯巴达规模宏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陆上称雄的斯巴达，为了战胜雅典，也不得不建立一支能够与之相抗衡的海军，从而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取代了雅典的霸权地位。斯巴达与雅典公元前404年和约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则是规定雅典必须撤除城防，仅保留12艘军舰，取消提洛海上同盟，放弃大部分海外属地，承认斯巴达的霸权。古希腊的海权意识，由此可见一斑。以海权为支撑的古希腊文明整整兴盛了两个世纪。期间内部战乱虽时有发生，但拂去内战的尘埃，仍是古希腊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这些不朽的名字，都镶着希腊文明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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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意识托起了一个辉煌的国家，一个光耀的民族。但与此同时，也将地中海变成剑与火的海洋。海军成为一国的海权支柱为人们所认识。于是，竞相发展海军、争当海上强国的你争我斗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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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当它敞开无私的胸怀将财富带给人类的时候，在无意中也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盒子”，将灾难同时撒向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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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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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剑代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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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也操起了海权的巨剑。他们建立起罗马舰队后，随即投入了血与火的海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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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4年，罗马出动军队进攻西西里，对迦太基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在开始的几年中，罗马人并无海上优势，靠着其新发明的“乌鸦座”进行接弦战，发挥罗马军团陆战能力制胜。公元前260年，140艘战船组成的罗马舰队与113艘战船组成的迦太基舰队相遇于西西里北岸的米拉海角。在这场海战中，罗马的新式装备“乌鸦座”大显神通，其格斗士兵通过“乌鸦座”登上迦太基的战船展开作战，消灭了迦太基将近一半舰队。罗马人遂控制了西西里岛周围海域，进而占领科西嘉岛和马耳他岛，取得了作战的主动。在其后的海战中，罗马海军屡屡成功运用“乌鸦座”，打败迦太基海军，取得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全胜，迫使迦太基放弃了西西里岛并赔偿了2000塔林特（罗马货币单位），从此动摇了迦太基海上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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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迦太基卓越的统帅汉尼拔避开罗马人的海上优势，率领军队从西班牙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战争初期，汉尼拔几乎无往不胜。但罗马人发挥海上优势，封锁了海洋，使迦太基军队孤悬敌境，得不到补给，汉尼拔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弱。公元前204年，罗马人依仗它的制海权，将战争引入迦太基本土，汉尼拔不得不撤出意大利，率领军队回国应战。扎玛一战，罗马战胜了迦太基，迦太基被迫求和。根据和约，迦太基赔款、放弃除非洲以外的一切国外领地，并交出全部战船，不得对外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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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9年至前146年，罗马人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恩格斯在论述这次战争时说：“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战争的结果，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20多万人或战死或被杀，5万人被卖为奴隶，迦太基所属地区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