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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即水密隔舱，是用横隔舱板将船舱分隔为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它有三大作用：第一，密封。一两个舱破损进水，水不会流到其他船舱，船就不会沉没，增加了航行的安全性；第二，方便货物分类装卸和管理；第三，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增加了船整体的横向强度，加固了船体（图1—20）。一般认为，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至少发明于公元3—4世纪的晋代，这项发明18世纪才传入欧洲并得到更广泛应用，至今仍是船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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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 出土宋代船只（蓬莱1号）的残存横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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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最初形式是船艉舵桨。刘熙《释名》中称“拖”，南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中称“柁”。1955年广州出土的东汉墓中的陶制船模已经有了艉舵（图1—21），证明汉代中国已经发明了艉舵，而这项技术大约在公元10世纪传入阿拉伯地区，12世纪才传入欧洲。舵的发明，对控制船舶航向具有重大意义，它的原理是通过舵面与舵柄的杠杆关系以及舵面与船的转动中心的杠杆关系，使庞大的船体转向自如，因而是世界造船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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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1955年广州出土的东汉墓中有舵的陶制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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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指桨轮推进技术，即在船两侧装上可划水的转轮，用人力转动轮子，以轮代桨，推进船的前进。这种船叫做“车船”或“轮舟”。古罗马曾做过用牛拉桨轮的尝试，但昙花一现。一般认为，中国桨轮的发明和实际应用在唐代。因为《旧唐书》有李皋制造二轮车轮战舰的记载，《武经总要》有轮軻图（图1—22）。到了宋代，车轮船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船两边有护车轮的板，“不见其车，但见船行如龙”，最大有二十至二十三车轮，能载战士二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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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唐代的车轮战船（摘自《武经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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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即指南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国家，最早的指南针称为“司南”。专家考证，中国海船使用指南针在12世纪初。成书于宣和元年（1119）的《萍洲可谈》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宣和六年，徐兢出使高丽后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其中说：“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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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早期指南针水浮针盘（a）及罗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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铳。指战船、战舰上载的火铳、铜炮。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铳是中国元代前期发明的，在明代大量使用的重要火器，属于热兵器。目前出土的火铳、铜炮，元代有105、30、28毫米口径的，明代有230、210、110、22、20口径的。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口径110毫米的“碗口铳”，铳身刻有“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字样，表明这是安装于明初水军左卫战船上的架设式火铳，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舰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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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船体设备发展到唐代已经非常先进。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水战具篇》中，记载了楼船、蒙冲、斗舰、走轲、游艇、海鹘六型战船，说这些船“其楫、槕、篙、橹、帆席、媗索（缆绳）、沉石（碇），调度与常船不殊”。其中，走轲，“槕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充任，往返如飞”；斗舰，“船舷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槕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其稳定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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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辟“广州通海夷道”，海船已经行至波斯、阿曼等阿拉伯国家，向西到达北非东北岸各地。由于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的官职，建立职掌海运及海关事务的机构市舶司，统管对外贸易诸项事务。唐代我国远洋航行的海舶，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涛能力强以及船员航海技术纯熟著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从印度由海路回国时所乘“商人大船”，每船大约载200余人。而唐代大的船舶则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载货万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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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已有载1.2万石米的万石船，换算可折550吨。宋代遣使出国的船称为神舟，专家考证即是万石船，载重量在500—600吨之间。据宋代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宣和五年（1123）他出使朝鲜时，两艘神舟“晖赫皇华，超冠古今”，在海上“巍如山岳，浮动波上”，到达时“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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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文明古国有如此辉煌的海洋文明，为什么没能发展海权和海权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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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过分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或许正是这样，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也包括黄河流域的自然富源太富饶了，而古希腊却没有这种优势，这迫使它有了这样一种“必要性”——“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于是，古希腊便竭尽全力地走向一个新的“第二类富源”，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第二富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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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大河文明古国与西方海洋文明国家的文明起点一开始就不同。大河文明古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水利资源丰沛的大河，有肥沃的冲积平原，基于土地的农耕文明足以使他们生存发展，海洋商业活动只是农业生产活动的补充。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农本商末的传统，使大河文明古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巩固，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大河文明古国依靠农耕文明率先富裕，儒家文化、佛教很早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产生好勇斗狠、不择手段、海盗式商业和殖民活动。因此，这些国家虽然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但始终没有发展起保护海上贸易、保护海外市场的海军。没有维系国家生存必需的海上贸易，就没有控制海洋以及海上通道和海外基地的渴望，就没有建立强于别国海军的渴望，也就不可能发展海权。换句话说，他们有意无意地任可以轻易到手的海权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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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明在这里拉开了距离。前者以农为本，受自然经济规律的支配；后者则以商为本、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它们只能循着自己既定的规律，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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