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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是人类历史开天辟地的伟大世纪，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就举世景仰。英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将郑和的宝船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进行比较（图2-13），郑和宝船之大、哥伦布帆船之小，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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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英国人绘制的郑和宝船与哥伦布船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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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郑和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巨人身后是一个繁兴强盛的伟大国家。郑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还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外交家和友好和平使者，他不仅建立开通了亚非海上通道，而且将伟大中国的文明教化和尊威广为传播，舶去了中华民族的友好、文明和进步。郑和远航西洋，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国优秀经济文化成果的学习引进。郑和随员编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各国的社会概貌、风土人情、山川道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情况，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郑和的远航，还极大推动了华侨在南洋的开发，直到今天他仍被当年华侨的后裔们奉为圣贤（图2-14）。今天，在当年郑和船队航经之地，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人们可随处寻觅到这位伟人的踪迹，感受到伟人无声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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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印尼三宝垄大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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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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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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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整个沿海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明朝开国后，便积极致力于水师与海防建设事业，在沿海设置卫、所。洪武一朝，在沿海共设立49个卫85所，并同时建立了水军。《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在24个卫设置了水军，每卫有船50艘，军士350人。以这样的标准计算，当时沿海卫所应拥有13万将士，1200艘战船。明朝初期至中期，是其海上武装力量发展的鼎盛时期，水师分布于万里海岸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海防体系。明代的战船，种类繁多。按照形制有广船、福船和浙船。其中最著名的是福船，有六号：一号、二号称福船，三号称哨船即草撇船，四号称冬船即海沧船，五号称鸟船即开浪船，六号称快船。就大小而言，福船一般长10丈、宽3丈左右，冬船一般长7丈、宽2丈左右。还有1000料以下多个档次的船，包括郑和下西洋时的八橹船等。史料记载，400料船用军100名，200料船用军75名，八橹船用军50名，快船用军20名，大致也可见战船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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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一批骁将指挥水军纵横驰骋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万里海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长途奔袭、分进合击，剿平了嚣张四扰的倭寇。16世纪末，在应朝鲜国王请求援助其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明朝水军与朝鲜水军密切协同，在露梁海域一举全歼了由500余艘战船组成的日军舰队，成为载入世界海战史册的帆船舰队在远东海域的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歼灭战。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舰队渡海东征，从以“海上马车夫”著称的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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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乏哥伦布。在人类征服海洋的早期，中华民族就居于世界前列。此刻，我们的祖先似乎很快就要与海权握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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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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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海40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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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曾担任过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博士，用他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兼容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发表过这样一段论说：“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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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一种推理和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并非郑和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允许到达美洲大陆的可能，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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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想到，画地为牢，保土守疆，15世纪初明太祖中国建海防与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修长城是同样的性质；而没有外向经济追求，没有海权意识，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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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大潮逆向的运动——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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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年，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整个沿海地区，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社会安宁，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当时重点在于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规定“禁止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严令“敢有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明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为防倭寇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做法，是因噎废食，它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界的恶劣后果，完全与其良好的初衷相背离。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的海防体系也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阻止民间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防”与“守”。它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进取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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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皇帝，郑和下西洋既有交好周边和“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意义，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威慑行动，郑和船队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将士，郑和本人就是军事将领，所率大型宝船上的水手和用于陆战的士兵是军事编制，工匠、医官等后勤保障人员也一应俱全，各船上还配备了各种兵器。它以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诠释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海洋军事文化传统。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没有从事任何真正的商业贸易活动，所谓“厚往而薄来”的商贸活动，本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变种。永乐皇帝在位期间，海禁有所宽弛，但仍有不少清规戒律，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倒是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当永乐、宣德皇帝有裁减“宝船”的动议时，他曾大声疾呼保留宝船队，他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郑和的这些言论，很有些海权意识的味道，如若发展下去中国的海权和蓝色文明或许有希望。可惜，这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郑和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中国的统治者们仍旧坚守既定政策，他们不惜用巨大的经济代价，换取万国来朝的虚荣（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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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万国来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