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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来已经率先站在了新时代的起点上,却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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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的论述太深刻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第一类富源”过分富饶的国家,以致于她“离不开自然的手”,以至使中国的统治阶级“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也就不可能像自然富源不丰富国度的人们那样“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那样迫切地去寻找“第二类富源”。面对奔腾而来的海洋大潮,中国统治阶级唯一的想法就是禁海,越来越严厉的禁海。因为闭关自守,“与外界完全隔绝”,才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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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及至“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下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开放极为有限,对往来于“东西二洋”的商人,要“制其船只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型。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中国沿海的水师,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止海权意识、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此期间,尽管当时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防海之制,谓制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力倡重视海洋和海权,还编辑出一部《经略海防纂要》,提出了建设和加强海上防务的一系列主张,但是从整体上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处于极端昏昧腐朽的状态,如同僵尸一具,任何关于海洋和海权的呐喊和呼号也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星星火花,不会受到任何的理解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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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力于紧闭门户的禁海,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了拓殖时代,并开始撞击中国的大门。1514年,葡萄牙的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此后来华商船络绎不绝。1557年,葡萄牙贿赂广东官吏,以每年交纳一定地租的条件,获准在澳门居住。结果,年复一年,逐步霸占澳门。1575年,西班牙商船来到中国,被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阻止其在广东通商,便北上厦门开辟通商口岸,1626年开始,占据了我国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在广东通商的企图也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台湾的南部地区。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广州湾,同年,5艘船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的船只。然而,这些来自海洋的外国船队,非但没有破除中国“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反而使之更顽固地将海洋当作屏障,进一步禁海锁国,企图割断一切与外国的联系。当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得意于一时间的驱逐“夷人”的胜利,得意于一时间番香番货绝于市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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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立斩。然而中国的禁海,并不能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前进的脚步。17世纪以后,大洋彼岸蓝色文明越来越频繁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国的海岸线。康熙之初,已在印度、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开辟商埠的英国,“即谋通商于澳门”,但由于清廷坚持禁海政策未果。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台湾后,一度驰禁,“设榷关四,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四港开后,一度海外贸易繁兴。1688年,法国第一艘商船至广州,1715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的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康熙五十八年(1719),英国政府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要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逐教指驳”,断然拒绝。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并且规定,对外贸易一律由13洋行进行,实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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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蔓延于西方世界,蒸汽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贸易活动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商品,激发着西方进一步开拓市场的热情,资本主义魔法般的从地下喷出巨大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19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已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战船的结构、动力、武器装备,以及战术技术和战略思想都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图2-16)。1836年,英国造船师建造出有螺旋推进器的船,后来改进为螺旋桨。1841年,英国建造了第一艘以蒸汽推动螺旋桨为动力的铁壳船大不列颠号,成为造船技术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技术层面,以“皮特计划”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战列线战术已经非常成熟。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装备虽然仍没有脱离桨帆火炮时代,但已经显示出船坚炮利的优势,日益成为世界上无以匹敌的海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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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世界第一艘蒸汽机动力船克雷蒙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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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东方的中国,仍停留在封建社会,坚持“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贵……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的传统政治思想,表面上呈现“康乾盛世”,实则危机四伏。长期的禁海政策,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限制了明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海防废驰。清初,政府为水师所订的明确职责为“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巡哨洋面,捍卫海疆”。实际上,水师的职责很单一,就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禁止沿海洋面上与外国的贸易活动。这只要求战船灵便快速,而不要求放洋远出。清代前期,主力战船大者36米,宽7米,深3米,载重1500石,双桅,双舵,双铁锚,以桨、橹、梢为动力,装各种炮11门,鸟枪24杆,兵员80人,尚有一定规模。1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1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愚蠢的做法,致使中国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中国的水师水军长期承袭旧制,徘徊于沿海口岸,“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船炮仍是一二百年前的旧物(图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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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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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的禁海,400年的蒙昧,中国从此与海洋无厚缘,与海权无厚缘,中国的衰弱与落伍,正是从此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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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船利炮”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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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国的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统帅一支东方远征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封锁广州。之后北上厦门,占领定海,7月16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这是以鸦片贸易为直接诱因的战争,因而史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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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费尽心机才找到鸦片这一敲门砖的。19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的严厉禁海,英国只能与中国保持极为有限的贸易,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等物,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棉花,长时间摆脱不了贸易逆差的烦恼。19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每年4000多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激增到40000箱左右(图2-18)。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皇帝决心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上一片销烟的冲天白雾,激怒了早就磨刀霍霍的英国人。这便是鸦片战争的起因,它实际上是中西方闭关与开放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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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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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从嘉庆年间开始,“英商每有货船,辄以兵船防护之”。嘉庆十三年(1808),英军在澳门登岸,接着又率兵船驶入虎门,进泊黄浦,侵犯广州。至道光年间,已决心“战而后商”。1832年,英阿美士德号间牒船,由澳门出发,从南向北,经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吴淞口、威海,直达朝鲜半岛,然后返回琉球、台湾,回到澳门,将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详细情况向英国政府报告,并测量和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军事地图,制订了作战方案。这支间谍船的首领胡夏米向英首相巴麦尊说,中国内部非常腐朽,软弱无能,只用3个月就可以武力解决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西方国家,一定要向东方寻找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如果外交手段不能奏效,炮舰就会成为另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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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光皇帝一开始也曾决心与英国一战。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办海防便是一证。琦善擅签《穿鼻章约》后被道光贬职,接着调靖逆将军奕经驰援浙江,又为一证。然而,清军节节败退,仅仅一个多月,英国舰队便打到了天津,威胁着京畿。顿时,“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严酷的现实逼迫东方的巨人睁开惺松的睡眼,用困惑的目光,重新打量面前这个全然变化了的陌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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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一向是骄傲自大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即为“天子”,对他所不知的外国,也以为唯我独尊,要摆一摆天子的架子。当西方步入近代的时候,中国的禁海使皇帝们对海外之事仍是蒙蒙昧昧。且不论民间流传,就是官修文书,对世界的歪曲认识,妄自尊大,鄙视夷人的流露也比比皆是。《明史·和兰传》这样记载着中国人对荷兰的描述;“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即葡萄牙——作者注)……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柱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乾隆年间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说:“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回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在《大清会曲》中,竟将英、荷、意、葡等西方国家都算作朝贡国。在他们看来,对外贸易是对外国人的恩赐。1792年,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得将日用有资并占余润。”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有一段对话,用白话文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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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英国是否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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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庭:“英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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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何以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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