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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廉三世总是在陆地上作战，喜欢冲锋陷阵更胜于海上战斗，但作为荷兰执政和英国国王，他还是会利用手中的海权阻止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霸权。在这一过程中，他以自己的统治把两国的海权合并起来，并监督海上霸权从阿姆斯特丹向伦敦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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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和贝伦塔一直以来都只起屏障的作用，与之相反，多佛的旧城堡和港口很快就成了英国扩张事业的象征，成了贸易和交流的大门。理查德·威尔森在1747年创作的这幅《多佛》正是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为这座城市创作的诸多画像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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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威尼斯人一样，英国人也将造船工场变成了一扇了解这个国家灵魂的窗口。伍尔维奇是五大造船厂中最小的一个，但在这里建造了许多巨大的一等舰，从“天佑亨利”号到“皇家乔治”号，它们代表着英国的力量。这种海军工业强国的形象吸引了那些很想了解海权运作机制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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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圣遗物的主力舰：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为停靠在斯皮特海德的皇家海军“胜利”号所作的三联画，这艘船运载着纳尔逊子爵的遗体。对透纳来说，巨舰是英国特性的精髓，是他在木制战舰随着蒸汽机的到来而逐渐消失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一种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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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但就像其他许多具有包容性的现代自由国家一样，它还是依赖航运和全球贸易的自由流动。以这种方式，它仍然与前几个世纪的海权身份联系在一起。2018年，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军舰，6.5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被交付给皇家海军。这艘船预计将服役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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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军力量仍然专注于硬件和图像。在这张意在展示高技术战斗力最新实例的照片中，舰载的F-35闪电Ⅱ从15000吨的美军“朱姆沃尔特”隐形驱逐舰上空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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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海权大国存在的情况下，自1945年以来，对海洋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尽管它受到了苏联的挑战，现在又面临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未来的问题是这些大陆国家能否共享海洋，如上图所示的联合海军演习表明合作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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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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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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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旨是把“海权”（seapower）和“制海权”（sea power）两个词区分开来，我用前者来形容海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后者则是由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890年创造的，马汉用它来描述出于战略目的对海洋的控制。马汉故意把这个词拆分成一个短语以改变它的含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用过“海权”这个词，因为他知道，他的国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美国的身份是由其巨大的规模以及国内经济资源塑造而成的。然而，在1890年，美国唯一的战略威胁来自海上，因此，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威慑潜在的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效地利用了制海权，但它没有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俄罗斯和中国：它们不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都是一些依赖海洋的弱国。但这三个国家都承认，制海权作为其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具有战略价值。虽然中国与海洋存在长期而重要的关系，但海洋从来不是中国身份的核心。在任何政治体系当中，最强大的国家总是把精力集中在陆地上，而把海洋留给相对弱小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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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作者的视角与大多数中国读者截然不同。我父亲曾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而我住在英国，它是五个海权大国中的最后一个，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和教授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战略。因此，我是以海洋和广阔的世界为中心来理解英国历史和悠久文化的。英国与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拉西亚进行全球海上贸易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都在海上上演。特拉法尔加广场位于伦敦市中心，而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商业中心和重要港口。建造这个广场是为了纪念英国最伟大的胜利，以及它的民族英雄、海军上将纳尔逊子爵的牺牲。虽然特拉法尔加角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距离英国很远，但这场战役是为了维持对海洋的控制权而打的，这是英国国家安全、权力、贸易和财富的基础。英国是欧洲西北海岸外的一小群岛屿，人口有限，以欧洲大陆的标准来看，它从来都算不上一个强国。它只能依靠海洋，因为它缺乏控制大陆所需的人力。英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随着它与全球的往来不断加强而发展，这反映出了它对贸易的关注，以及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这一社会—经济共识的形成。英国曾经拥有的那个庞大帝国是由港口城市、贸易中心和海军基地来主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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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陆地上。土地和人口一直是它的首要问题：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陆地，长城的建造就证明了这一点。认识到作者和读者视角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本书是为了与你们有所不同的读者而用英式英语写成的，但我希望它也能向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读者解释我的世界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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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其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英国也像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一样，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依靠的是海上贸易和海军防御，而不是土地和士兵。这些国家创造了独特的“海权文化”，包括代议制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为维持昂贵的海军力量提供了必要的长期资金，而正是海军力量确保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它们反对波斯、罗马、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强大的大陆帝国想要建立普世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的野心，因为这些帝国会破坏它们的贸易和文化。雅典和迦太基被陆上帝国摧毁了，这些帝国害怕它们开明的价值观和经济上的成就。而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则借鉴了威尼斯的历史，在从一个大国降至中等强国的过程中，回避了遭受暴力摧毁的命运，同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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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世界秩序，既尊重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强”国的观点，也尊重那些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价值观以及独特文化和身份而联合起来的相对较“弱”的海权国家的观点，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强大的国家总是懒得去考虑全球体系中不同小国的利益，这种疏忽会导致误解和敌意。相比之下，依赖全球体系的海权国家对更广泛的世界的参与度要深得多。英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研究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的国家，这并非偶然，因为长期以来，知识一直是大规模军队所拥有的原始力量最有用的替代品。本书所描述的五个海权国家都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在欧洲，“历史”这个概念是在雅典发展起来的，雅典作为大国的时代所留下来的关键文本仍然是西方教育的核心：它们塑造了统治英国的人和统治海外帝国的人的思想。希罗多德（Herodotos）和修昔底德（Thucydidēs）向他们的同胞解释了两场大战的起源和意义，这些教训此后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核心。威尼斯在公元1500年左右找回了这些文本并将其印刷出来，这些文本在荷兰共和国和英国被当作重要的政治智慧宝库来研究。现代国际法是在荷兰思想家的帮助下形成的，这些法律强调了他们对公海和自由进入市场的兴趣。英国经济学家倡议将自由贸易作为全球化的基础，而帝国式的陆上强国则一直利用其权力控制和封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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