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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最终有效关系始终取决于诚实、正直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强大的国家应该维护这些价值观，因为弱国别无选择，历史表明，它们会反抗。荷兰共和国是因为拒绝西班牙统治者试图压制当地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而诞生的。虽然所有西方帝国中最伟大的罗马帝国为了建立一个普世帝国，摧毁了众多弱小国家，并违背了神圣的条约，但它不能摧毁这些政权所代表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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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文明诞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一直是历史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大多数竞争都发生在类似的国家之间，它们所争夺的是同样的战利品。而我关注的是以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为关键因素的国家竞争。主要的大陆帝国和相对较小的海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趋于极端。当它们开战时，风险是很高的。罗马人非常害怕迦太基那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成就，以至于他们把迦太基从地球上抹去，摧毁这座城市，把它的人民贬为奴隶，烧毁他们的书籍和记录。为了防止迦太基的思想复活，罗马通过宣传，妖魔化了整个迦太基文明，及其最伟大的政治家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他曾竭力阻止罗马建立普世君主国。当英国与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作战时，通往和平之路只能建立在其中一方的完全毁灭之上。拿破仑公开宣称，他会像罗马人对迦太基所做的那样对待英国，这意味着他的帝国野心是无限的。拿破仑的帝国被泛欧联盟击败，仅存在了11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列颠则延续了400多年，最后在没有遭受多少暴力的情况下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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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世纪以来，帝国衰落的过程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当一个大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对与其相似的国家的衰落史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肯定，它的领导人正在为自己的衰落感到焦虑。英国的历史学家在17世纪70年代研究了罗马的衰落，50年后又研究了雅典和威尼斯的衰落。美国人研究英国衰落已经有70年之久了。管理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灵活、让步和牺牲。有必要强调的是，衰落有两种形式，相对的和绝对的。在1914年之前，英国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随着德国、美国和俄国跟随英国进入工业化进程，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和主要工业产出百分比都在下降，但是英国的经济和实力仍然有着绝对的优势，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关键的经济和战略领域——航运、造船、保险和资本——以及与海军实力和军备制造相关的领域保持主导地位。英国仍然控制着全球经济体系和为商业提供动力的关键通信系统，它以只保持一支小型陆军的方式来平衡维持全世界最大海军的成本。只要各大国之间保持和平，这种相对衰落是可控的。1900年至1914年间，英国经常通过有针对性地展示海军力量来进行公开威慑，对一系列国际危机加以干预，以化解外交争端和防止战争。在这一时期，英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其他大国如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美国都被限制在特定地区，缺乏全球流动性。英国的全球地位因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日趋独立的移民国家的支持而大大提高，而印度则为英国提供了主要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基础。正式的帝国正在向地方自治过渡，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主权的国家联合体，通过对海军力量和全球贸易的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实现了负担的分担，并反映了共同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为英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自愿的。现代的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文化联系，而英国与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尤其密切。许多英国人在英联邦有亲戚。我的亲戚在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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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绝对衰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政府错误地试图表现得像一个陆上大国，动员了大量的军队，并在西欧打了一场总体战。这一努力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代价使英国欠了美国的债，而在1913年时，美国还欠着英国很大一笔债。背负着巨额债务的英国重塑了帝国，把更多的地方控制权交给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并提高了经济回报率。控制衰退的关键是现实主义：要有意愿削减政策目标以匹配有限的资源。当欧洲出现新的战略威胁，迫使英国40年间第二次把重点放在防御上时，这一进程仍未完成。阻止战争的努力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结束了英国的大国地位，这个破了产、精疲力竭的国家无法再维持正式的帝国，也拿不出必要的国防开支。作为替代，它把焦点转移到了国内局势上。随着大国地位的衰落，旧的社会结构被削弱，昔日的精英被迫把权力分享出来。之所以没有发生革命，是因为明智的精英们及时做出了让步。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新选民更关心的是国内福利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国家权力和地位。1945年，英国选民用一个承诺实行免费医疗保健、福利国家和主要产业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党取代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位成功而富有魅力的战时领导人。与此同时，对财富的征税增加了，精英的特权减少了，自那时起，精英的地位不断受到侵蚀。英国的精英们深知，除了受控的衰落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帝国和英国本土四处爆发的暴力抗争。作为一个海权帝国，英国能够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结束帝国。1797年，拿破仑摧毁了威尼斯城邦，而对英国和荷兰来说，对衰落过程进行管理的结果是，它们作为以海事为焦点的中等强国保存了它们独特的海洋文化和身份。英荷合作反映出了海权在欧洲背景下作为局外人的长期共同历史。而英国退欧的决定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差异感，在这种差异感中，海洋和长期抵抗大陆暴政的历史非常突出，表明这个海权国家熬过了衰落的过程。小小的岛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大陆大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正是本书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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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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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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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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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胡德”号（HMS Hood），1919—1941，最后一个海权的标志性船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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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有位英国知识分子竭力想要解决一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单元会有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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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首度统治海洋以来，人们在海边的沙滩上建起的王座中有三座特别显眼，它们分别属于推罗、威尼斯和英格兰。在这三个大国里，第一个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些许痕迹；第二个毁灭了；第三个继承了前两个的荣光，但如果它忘记了两位“前辈”的榜样，或许也会从它引以为豪的卓越地位上跌落下来，走向不怎么令人同情的毁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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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明白，英国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而非大陆强国，它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罗斯金自命为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拥趸——透纳这位艺术家在追寻“英国海权”身份的过程中，把“大海”的意象从平淡提升到了崇高——他追随自己的英雄来到威尼斯。在那里，在大运河边，他找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可以解答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是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它用堪比摄影的精确度捕捉并记录下了威尼斯日趋黯淡的辉煌。[2]但这本书并未止步于此。最终，正如透纳所展示的那样，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文化问题。[3]罗斯金从这座古城的结构去解读威尼斯的海洋文化。由于对英国未来的担忧日益加深，他写了一本书，把建筑当成威尼斯海权的终极表达，“在我看来，这种警告似乎是由每一股快速涌动的海浪发出的，它们就像途经此处的钟声一样，冲击着威尼斯之石……它源于对历史的忠实研究”[4]。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悲怆美感，罗斯金措辞的优雅，以及包含的看似简单的信息，都在提醒一个正因万国博览会之年而沾沾自喜的国家去正视它正在走向衰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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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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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Vol.I:The Foundations,London:Smith,Elder,1851,p.1;A.D.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Britain,Venice and the Meaning of Sea Power’，in M.Taylor,ed.,The Victorian Empire and Britain’s Maritime World 1837–1901:The Sea and Global Hist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p.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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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罗斯金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他记录和分析“石头”的能力，请参阅K.Jacobsen,J.Jacobsen,Carrying of the Palaces:John Ruskin’s Lost Daguerreotypes,London:Quarit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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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纳痴迷于荷兰、迦太基和威尼斯的文化意义，这源于他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中塑造英国海洋身份以及在随后漫长的和平岁月中维持这种身份的压倒性冲动。见F.G.H.Bachrach,Turner’s Holland,London:Tate Publishing,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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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Vol.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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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导言作为文化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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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POWER A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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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迦太基的海权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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