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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与以往的贸易国家相比，腓尼基城市，尤其是推罗，“开始对地区贸易采取一种更为霸道的，有时甚至是将之看作自己领地的态度，由此，它们在国外的政治行动更加明显地被经济逻辑所支配”。这些海权帝国的雏形使用岛屿和港口作为贸易站点和航线站点，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而不是领土。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和撒丁岛建立殖民定居点以获取金属供应，其中加的斯盛产银和锡。公元前8世纪，为了给前往那里的船只提供补给，他们建立了迦太基。[31]后来的海权帝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些岛屿，这并非巧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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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广泛使用结束了青铜商人的垄断优势，而且，公元前1000年左右，亚述军队来到了利凡特海岸，要求这一地区对帝国纳贡称臣，腓尼基海权摇摇欲坠。埃及对此做出了回应：公元前10世纪，一个新的利比亚王朝把首都迁回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塔尼斯（Tanis），抬高征服海洋的神赛特（Seth）的地位，并从爱琴海地区招募雇佣兵。亚述和埃及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航运都要依靠利凡特和希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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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吞并了塞浦路斯，以控制铜贸易和塞浦路斯人在第勒尼安海的商路，北欧的锡就是通过这些商路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希腊之间也有贸易。一拨又一拨的战士、商人和工匠在遥远的地方定居以获得金属和进行贸易。[34]他们的行囊里装着独特的海权文化，以船舶为标志，商业为表达，实行多元化政治。公元前7世纪，当亚述征服利凡特和埃及，建立普世君主国时，海权的吸引力变得明显起来。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消费国家亚述通过征服埃及，迫使推罗顺服于它，在这个地区，埃及是最后一个有实力抗衡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国家。这迫使腓尼基城市为亚述服务，被整合到它那追求更多贡赋的战争机器里，它利用他们的技术建造舰队并提供战争物资。[35]为了满足这些贡赋要求，腓尼基城市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制造业，而军事化的陆上帝国统治、战争、攻城和不断增加的贡赋支付量都推动了位于迦太基的推罗定居点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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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0年前后，腓尼基人开始在地中海西部殖民，定居点位于西班牙临大西洋的海岸上，越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它的名字是加的斯。加的斯是一个岛屿，距离当地的主要港口塔特索斯（Tartessos，古名为韦尔瓦，Huelva）有6英里，腓尼基人选择这样一个与陆地分离的位置定居，可以避免当地人觉得他们对土地怀有野心，也便于防守。[36]它成了里奥廷托（Rio Tinto）地区的金属出口和大西洋锡贸易的中心。以拥有良港的岛屿为定居点，表明定居者把海洋当作他们的生活重心。腓尼基人用制成品和奢侈品，如葡萄酒和精致的陶器来交换当地的矿石和金属。塞浦路斯、克里特和拉科尼亚（Laconia）是他们早期的贸易伙伴，腓尼基人从这些地方获取铜和铁，荷马在史诗中屡次提及腓尼基人的航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撒丁岛和西西里也跟这个体系有关。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动相对较为灵活：他们想要的是贸易，而不是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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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与加的斯地区的商业联系似乎在公元前573年巴比伦洗劫推罗之后就衰退了，但是迦太基人在公元前3世纪使这种联系复苏了。地中海西部的其他腓尼基人定居点也落到了迦太基人手里，其中包括伊维萨岛（Ibiza）以及位于撒丁岛、西西里和最西边的沿海城镇，比如在葡萄牙和摩洛哥临大西洋的海岸上的居民点。[37]这些偏远的居民点重视航海和商业知识，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而推罗和迦太基都遭到了残酷的破坏，它们的书面记录是写在容易损坏的材料上的，再加上人们对历史上的“失败者”缺乏兴趣，结果，关于它们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幸存下来。由于与母城距离太远，腓尼基殖民地迅速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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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和希腊的海洋国家被证明是活跃的殖民者。他们寻找岛屿或孤立的地点，以获取金属、农地或航海用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有助于确定势力范围，还能为用来控制海上交通的战舰提供支援。[38]殖民地和其母邦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到公元前7世纪末，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已经垮掉了。围绕贸易和资源展开的冲突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末腓尼基世界普遍遭遇危机的结果，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把这场危机与青铜时代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控制青铜为基础的社会被控制农产品剩余额的社会所取代。其原因可能包括铁的广泛供应和人口的显著增加，[39]这些发展使陆上大国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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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挑战迫使腓尼基人与地区内的盟友合作。公元前600年，腓西亚的希腊人在伊特鲁里亚经济区的马萨利亚（Massilia[40]）建立了殖民地，把腓尼基人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市场中赶走，控制了西地中海的大部分海岸。60年后，由于波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更多逃离家园的腓西亚人接管了阿拉利亚（Alalia，现代的阿莱利亚，Aleria）的国际贸易中心，这侵犯了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利益，并在公元前535年左右在撒丁岛附近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海战。这场战斗可能造成了马萨利亚商人在几年后被赶出加的斯的后果。最终，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北非、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南部以及加的斯以西的海域，而希腊人则控制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被一分为二。[41]制海权战略控制着进入关键市场的机会，划定了“势力范围”，因为海权会为了维护由贸易而非领土界定的专属利益范围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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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制海权让希腊商人无法接近西班牙南部大西洋沿岸的丰富矿藏。对希腊人来说，“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加的斯的迦太基战舰阻断了通往更远的海洋的通道。[42]对海军力量的战略运用表明，到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时，迦太基人已经发展出一种与地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提出的海权概念相类似的概念了。虽然腓尼基人的思想影响到了希腊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他们看待海权的方式基本上还是海洋/经济的，而希腊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则总是包含着强烈的军事因素。在腓尼基人那里基本上找不到尚武文化的踪影，正是这种文化使得希腊政治变得好斗、分裂和傲慢。这种军事化的傲慢是希腊对海权之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鼓励它们为了贸易和独立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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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有限的海洋国家，腓尼基城市在利用海上交通、金钱和结盟来比拼经济承受力的有限战争中是有效的，但事实证明，它们完全无法应付埃及、亚述、古巴比伦、波斯以及最终的马其顿王国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腓尼基城镇、城市和贸易站点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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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紧凑的、地理位置十分明确的定居点，位于海岸边或附近，处于方便航行、容易防守的位置，很少有例外。离岸的小岛、半岛和岬角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作为贸易场所，它们几乎都位于有遮蔽的锚地（天然的海湾或港口、潟湖或河口）附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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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权定居点主要由商业区、市场、仓库和港口组成。工业加工，包括气味难闻的染布，是在繁荣的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进行的。这些城市一开始就有一个天然港口，而像推罗和西顿（Sidon）这种较大的遗址则还有另一个设计先进的人造港口，这个港口是用经过切割的岩石或直接凿开坚硬的岩石建造的。这些港口里都有海军基地，它们位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防御工事内，由狭窄的、有围墙的入口保卫着，战舰和海军基地控制着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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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间，腓尼基的“商业、海运、中间商社会”通过向私营贸易征税变得富有起来。然而，他们的集体身份是由他人建构的，就连“腓尼基”这个词也是希腊人发明的。他们脆弱的纸莎、纸草记录大部分都消失了，腓尼基人的历史落到了他们那缺乏雅量的希腊竞争对手、以色列邻居以及被布匿战争重创的罗马人手里。[44]结果，证据的缺失掩盖了腓尼基人在创造海权上的功绩，关于他们的先驱作用和精湛技艺，留存下来的记录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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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有种极为重要的文物——腓尼基钱币，揭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钱币被广泛使用，它为出口商品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支付方式，而且也是展示战略和文化力量的一种工具。许多钱币上有战舰的图案；西顿的钱币上有大海和城市的图案，而在城墙前面就有一艘战舰。马头鱼尾兽（hippocampus），或者说海马，强调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而把雅典的猫头鹰和埃及的连枷、曲柄权杖结合在一起的推罗货币反映了一种把新旧事物联系起来的文化：用希腊货币的重量标准来铸造钱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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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海上贸易与包容性政治的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结构反映了商业/海洋的目的。它们的国王可能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宗教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他们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与商业精英分享权力。让富有的商人拥有选举权，这把政策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确保国王不会忘记海洋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为那些拥有船只的人发声，正是这些船只使得腓尼基城市变得重要。这些小城市的人民需要成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大国的附庸生活着的，必须通过及时的让步、提供支持和缴纳贡赋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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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海距离越来越长，商人们需要资金来为投资和进款之间的那段时间提供保障。银行业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把贸易与投资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城市”。海上贸易的急剧增长可以通过高效的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来衡量。公元前1500年之前，帆船已经可以停靠在码头上，不再需要依靠驳船来装卸货物。随着交易量的增加，比布鲁斯（Byblos）等较小的港口被西顿和推罗等大型的、拥有多个港口的城市所取代。到公元前1000年，利凡特和地中海东部有了许多专门建造的码头，用来进行矿石、金属、木材和石料的大宗贸易。人们建造了人工港口，挖掘运河以便在它们之间运送货物，或是把货物运往市场。[46]经济回报清楚地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在潮差较小的地区，依靠简单的设备就可以随时装卸货物。推罗人在城市北边建造了一个6公顷大的人工港口，通过运河把它与岛屿南部的天然港口以及主要的市场区域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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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处岛上使推罗成了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城市，凭借阿拉伯半岛和西班牙之间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它的财富惊人的丰厚。孤立的位置、身份和海权之间明显的协同作用被记录在以色列人的著作中，他们对邻居的繁荣大感惊奇。这座人口密集、高楼耸立的城市用航标和一位合适的新神麦勒卡特（Melquart）——他是循环复苏的丰产之神，也是海洋和海外冒险之神——取代了防御性的城墙。他的神庙成了为之提供资助的海上商人的导航灯塔。这座神庙有两根用黄金和翡翠做的柱子，地中海人关于它们的传言在加的斯的麦勒卡特神庙里都能听到，而在塔特索斯的神庙里则有它们的青铜复制品。[47]这两根柱子就像“赫拉克勒斯之柱”一样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赫拉克勒斯正是希腊版本的麦勒卡特。使用宗教建筑来实现这些平淡无奇的贸易功能强调了海洋在腓尼基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发展反映了这一地区虽然处于外部大国的控制之下，但仍保有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推罗得以吞并西顿，并与以色列进行粮食贸易，以便把劳动力集中在经济作物上。虽然这种“海上帝国”的模式会在军事大国重返该地区时被摧毁，但它是“一种战略出现的预兆，之后，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城市将会胸怀更大的抱负来采取这种战略”[48]。推罗的政策选择与后来那些海权的政策选择之间的相似之处反映了经久不变的经济和战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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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海权的工具是双列桨座战船（bireme），这是一种空间紧凑，但坚固的船，非常适合装载货物或与其他划桨船作战。相比之下，腓尼基军队除了防御城市之外并没有多大用处。它们的大部分军队是由盟国的军队和雇佣军组成，而本国人则组成了一支小小的“神圣部队”，负责执行仪式和维护国内治安。在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大军和攻城器械时，这些城市毫无办法。腓尼基人自命不凡，但他们这个弱点实在致命。这表明了迦太基在试图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偏离腓尼基模式有多远。迦太基的毁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海权只有作为联盟的一员时才有可能击败大陆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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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公元前8世纪中叶有一个比较寒冷、湿润的时期，这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人口激增，有可能让爱琴海地区的人口翻一番。随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促使人们转向海外市场，对那些依赖进口粮食的人来说，海上航线和殖民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希腊雇佣军的需求可能也相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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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当亚述人控制了利凡特海岸时，推罗即使位于岛上也无济于事。这座城市巧妙地遵照条件顺服于帝国。为了向亚述缴纳作为贡品的银，推罗人把他们的贸易圈扩展到了地中海对面，推动货物、人口和思想跨越遥远的距离向外传播。贸易并不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在远至英格兰的范围内，北欧的产品和金属矿石被用来交换地中海货物。[49]这些贸易中有许多是围绕撒丁岛展开的，在战略性的制海权产生的过程中，这座岛是一个焦点。腓尼基人经常利用外交关系来积极地寻求新市场。贸易和不断扩张的城市把铁器时代的地中海连为一体，为罗马的统治创造了先决条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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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海洋国家在地区处于相对平衡的时期繁荣起来，通过让两个或更多的大国相互竞争来保持独立。然而，当普世的军事—官僚国家亚述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征服利凡特时，好日子就到头了。推罗虽然得以幸存，但其他的腓尼基城市都被征服了。另一个大国埃及在一个世纪之后被征服，消除了地区平衡的最后残余。亚述人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的墙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在那里，利凡特的城市和船只与其他被奴役的人民挤在一起，出现在征服者的艺术作品之中。在亚述的统治下，贸易衰退了，被征服的土地由外国官员统治，人民被迫迁徙，对贡品的索取与日俱增，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强化和重组”，创造了一种“指令性经济”，这是大陆帝国的正常模式。[51]在多极的国家体系中，商人可以设法减轻税收或破坏税收对他们的影响。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所观察到的，“一位国王消灭了他的商人，就会削弱他与其他国王竞争的能力”。多极国家体系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能让更多的财富留在个人手中，而个人往往会利用这些财富来进行创新。[52]普世君主们没有这样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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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需要的金属越来越多，并推动了地方经济专门从事布料、染料、象牙和其他奢侈品的生产，以服务于帝国的目的。推罗在公元前730年进贡了4500千克黄金，这或许就是长途贸易剧增和公元前701年推罗人发动起义的原因。许多推罗人跟随他们的国王流亡到了塞浦路斯。一同起义的其他城市则被重建为亚述的领地：西顿被重新命名，变成了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用来控制推罗，此时，推罗在内陆地区的领土已经被剥夺了。[53]然而，亚述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坚实的陆地（terra firma）上。辛那赫里布国王（King Senna cherib）在尼尼微（Nineveh）的宫墙上设置的浮雕显示，推罗的舰队在公元前702年从他的军队手里逃脱了，而他并没有追击它们的力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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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罗人的起义为希腊商人创造了一个经济机会，他们的城市仍然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国无法企及之处。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模仿结合了钦佩和怀疑。腓尼基人的饮食和酒文化还有字母语言对希腊的影响意味着密切的接触和自觉的借用。从伊比利亚到阿提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腓尼基人的文化和身份被广泛地模仿了。确实，海权的历史就是部无穷无尽的、知识上的模仿史。海权国家通过殖民来进行扩张，从而增加了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分量。为了控制贸易路线而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河口，是随着人们获得当地身份而放弃国王统治制度的首批地点之一。在这些地方，由于害怕来自外国商人的竞争，中间阶层很快就对“他者”进行诋毁和定型。腓尼基人擅长欺诈和贪得无厌的名声就是希腊人编造出来的。[55]这些观念在不断扩张的商业城镇中迅速传播，这些城镇是公元前7、前6世纪所形成的新兴文明的中心。海上贸易通过迫使各国确立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法律维持这些价值观来让各国文明化。随着社会变得稳定以及民众得以分享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从混乱变得有序，从战士和海盗演变为公民军队和常设海军，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精英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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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帝国灭亡之后，短命的新巴比伦王国获得了利凡特的统治权。新巴比伦王国吞灭了它的前辈，破坏了腓尼基城市，在公元前587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并掳走了那里的人民，还围困推罗13年，最后在公元前572年占领了它。推罗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囚禁中死去。西顿屈服于这场风暴，因而得以幸存，成了利凡特沿海的主要城市——在征服者的浪潮退去之后很久，它仍然保持这个地位。新巴比伦王国的专制主义、残酷的资源榨取以及对包括基于海洋的共和制寡头政治在内的其他文化模式的毁灭，都是普世君主国的典型特征。腓尼基在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和不加思索的残暴之下失去了它历史悠久的海上支配权，他们为了追求中央集权而摧毁了海上贸易。西普里安·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指出：“对某些高度大陆化、以冲积平原为中心的帝国而言，来自海洋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威胁超过了其经济吸引力和利益。”[56]然而，巴比伦无法压制海上活动，它继续运作，造福其他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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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经济急剧扩张之际，为创造海洋经济做了大量工作的腓尼基人却再也无法从中获利了。腓尼基人的生意越来越多地落到“自由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手里，与老对手腓尼基人相比，他们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当波斯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时，西顿仍然是腓尼基最主要的贸易城市和海军总部。波斯让沿海的贸易城市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纳贡和服务于它：对叛乱的惩罚是死亡、破坏和更高的税收。相比之下，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通过鼓励商业和适度征收贡品而兴盛起来。[57]克罗索斯（Croesus）的智慧强调了海洋国家和大陆军事帝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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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极时代里，凭借联盟、金钱和外交手段，推罗和后来的迦太基免于遭受更强大的国家的沉重打击，以准独立的经济海洋行为体的身份繁荣起来。就算出现了军事超级大国也不是一场灾难，只要存在至少两个这样的国家，其势力相互牵制，就能给海上强国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但它们无法与建立了霸权的超级大国竞争。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摧毁推罗，罗马把迦太基夷为平地时，他们存心要消灭的，正是“海权”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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