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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68 位处岛上使推罗成了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城市，凭借阿拉伯半岛和西班牙之间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它的财富惊人的丰厚。孤立的位置、身份和海权之间明显的协同作用被记录在以色列人的著作中，他们对邻居的繁荣大感惊奇。这座人口密集、高楼耸立的城市用航标和一位合适的新神麦勒卡特（Melquart）——他是循环复苏的丰产之神，也是海洋和海外冒险之神——取代了防御性的城墙。他的神庙成了为之提供资助的海上商人的导航灯塔。这座神庙有两根用黄金和翡翠做的柱子，地中海人关于它们的传言在加的斯的麦勒卡特神庙里都能听到，而在塔特索斯的神庙里则有它们的青铜复制品。[47]这两根柱子就像“赫拉克勒斯之柱”一样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赫拉克勒斯正是希腊版本的麦勒卡特。使用宗教建筑来实现这些平淡无奇的贸易功能强调了海洋在腓尼基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发展反映了这一地区虽然处于外部大国的控制之下，但仍保有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推罗得以吞并西顿，并与以色列进行粮食贸易，以便把劳动力集中在经济作物上。虽然这种“海上帝国”的模式会在军事大国重返该地区时被摧毁，但它是“一种战略出现的预兆，之后，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城市将会胸怀更大的抱负来采取这种战略”[48]。推罗的政策选择与后来那些海权的政策选择之间的相似之处反映了经久不变的经济和战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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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70 腓尼基海权的工具是双列桨座战船（bireme），这是一种空间紧凑，但坚固的船，非常适合装载货物或与其他划桨船作战。相比之下，腓尼基军队除了防御城市之外并没有多大用处。它们的大部分军队是由盟国的军队和雇佣军组成，而本国人则组成了一支小小的“神圣部队”，负责执行仪式和维护国内治安。在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大军和攻城器械时，这些城市毫无办法。腓尼基人自命不凡，但他们这个弱点实在致命。这表明了迦太基在试图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偏离腓尼基模式有多远。迦太基的毁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海权只有作为联盟的一员时才有可能击败大陆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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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7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公元前8世纪中叶有一个比较寒冷、湿润的时期，这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人口激增，有可能让爱琴海地区的人口翻一番。随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促使人们转向海外市场，对那些依赖进口粮食的人来说，海上航线和殖民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希腊雇佣军的需求可能也相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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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74 公元前8世纪，当亚述人控制了利凡特海岸时，推罗即使位于岛上也无济于事。这座城市巧妙地遵照条件顺服于帝国。为了向亚述缴纳作为贡品的银，推罗人把他们的贸易圈扩展到了地中海对面，推动货物、人口和思想跨越遥远的距离向外传播。贸易并不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在远至英格兰的范围内，北欧的产品和金属矿石被用来交换地中海货物。[49]这些贸易中有许多是围绕撒丁岛展开的，在战略性的制海权产生的过程中，这座岛是一个焦点。腓尼基人经常利用外交关系来积极地寻求新市场。贸易和不断扩张的城市把铁器时代的地中海连为一体，为罗马的统治创造了先决条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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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76 腓尼基海洋国家在地区处于相对平衡的时期繁荣起来，通过让两个或更多的大国相互竞争来保持独立。然而，当普世的军事—官僚国家亚述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征服利凡特时，好日子就到头了。推罗虽然得以幸存，但其他的腓尼基城市都被征服了。另一个大国埃及在一个世纪之后被征服，消除了地区平衡的最后残余。亚述人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的墙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在那里，利凡特的城市和船只与其他被奴役的人民挤在一起，出现在征服者的艺术作品之中。在亚述的统治下，贸易衰退了，被征服的土地由外国官员统治，人民被迫迁徙，对贡品的索取与日俱增，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强化和重组”，创造了一种“指令性经济”，这是大陆帝国的正常模式。[51]在多极的国家体系中，商人可以设法减轻税收或破坏税收对他们的影响。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所观察到的，“一位国王消灭了他的商人，就会削弱他与其他国王竞争的能力”。多极国家体系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能让更多的财富留在个人手中，而个人往往会利用这些财富来进行创新。[52]普世君主们没有这样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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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78 亚述需要的金属越来越多，并推动了地方经济专门从事布料、染料、象牙和其他奢侈品的生产，以服务于帝国的目的。推罗在公元前730年进贡了4500千克黄金，这或许就是长途贸易剧增和公元前701年推罗人发动起义的原因。许多推罗人跟随他们的国王流亡到了塞浦路斯。一同起义的其他城市则被重建为亚述的领地：西顿被重新命名，变成了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用来控制推罗，此时，推罗在内陆地区的领土已经被剥夺了。[53]然而，亚述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坚实的陆地（terra firma）上。辛那赫里布国王（King Senna cherib）在尼尼微（Nineveh）的宫墙上设置的浮雕显示，推罗的舰队在公元前702年从他的军队手里逃脱了，而他并没有追击它们的力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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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80 推罗人的起义为希腊商人创造了一个经济机会，他们的城市仍然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国无法企及之处。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模仿结合了钦佩和怀疑。腓尼基人的饮食和酒文化还有字母语言对希腊的影响意味着密切的接触和自觉的借用。从伊比利亚到阿提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腓尼基人的文化和身份被广泛地模仿了。确实，海权的历史就是部无穷无尽的、知识上的模仿史。海权国家通过殖民来进行扩张，从而增加了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分量。为了控制贸易路线而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河口，是随着人们获得当地身份而放弃国王统治制度的首批地点之一。在这些地方，由于害怕来自外国商人的竞争，中间阶层很快就对“他者”进行诋毁和定型。腓尼基人擅长欺诈和贪得无厌的名声就是希腊人编造出来的。[55]这些观念在不断扩张的商业城镇中迅速传播，这些城镇是公元前7、前6世纪所形成的新兴文明的中心。海上贸易通过迫使各国确立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法律维持这些价值观来让各国文明化。随着社会变得稳定以及民众得以分享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从混乱变得有序，从战士和海盗演变为公民军队和常设海军，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精英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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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82 亚述帝国灭亡之后，短命的新巴比伦王国获得了利凡特的统治权。新巴比伦王国吞灭了它的前辈，破坏了腓尼基城市，在公元前587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并掳走了那里的人民，还围困推罗13年，最后在公元前572年占领了它。推罗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囚禁中死去。西顿屈服于这场风暴，因而得以幸存，成了利凡特沿海的主要城市——在征服者的浪潮退去之后很久，它仍然保持这个地位。新巴比伦王国的专制主义、残酷的资源榨取以及对包括基于海洋的共和制寡头政治在内的其他文化模式的毁灭，都是普世君主国的典型特征。腓尼基在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和不加思索的残暴之下失去了它历史悠久的海上支配权，他们为了追求中央集权而摧毁了海上贸易。西普里安·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指出：“对某些高度大陆化、以冲积平原为中心的帝国而言，来自海洋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威胁超过了其经济吸引力和利益。”[56]然而，巴比伦无法压制海上活动，它继续运作，造福其他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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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84 在地中海经济急剧扩张之际，为创造海洋经济做了大量工作的腓尼基人却再也无法从中获利了。腓尼基人的生意越来越多地落到“自由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手里，与老对手腓尼基人相比，他们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当波斯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时，西顿仍然是腓尼基最主要的贸易城市和海军总部。波斯让沿海的贸易城市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纳贡和服务于它：对叛乱的惩罚是死亡、破坏和更高的税收。相比之下，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通过鼓励商业和适度征收贡品而兴盛起来。[57]克罗索斯（Croesus）的智慧强调了海洋国家和大陆军事帝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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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86 在一个多极时代里，凭借联盟、金钱和外交手段，推罗和后来的迦太基免于遭受更强大的国家的沉重打击，以准独立的经济海洋行为体的身份繁荣起来。就算出现了军事超级大国也不是一场灾难，只要存在至少两个这样的国家，其势力相互牵制，就能给海上强国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但它们无法与建立了霸权的超级大国竞争。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摧毁推罗，罗马把迦太基夷为平地时，他们存心要消灭的，正是“海权”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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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88 美索不达米亚的普世君主国消灭了只有在势力均衡时才能存在的腓尼基海洋国家，并促进了真正的海权的产生。随着优势的天平向更大的港口和贸易共同体倾斜——这些港口和贸易共同体可以为商业提供保护，并为海上基础设施、码头和港口的建设提供资金，以促进贸易——它们出现在快速扩张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成了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这些城市还建造了大型的寺庙，它们可以充当导航灯塔。寺庙跟灯塔使用的是相同的工具、技术和材料，这表明经济和文化所关注的问题之间有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这两者的资金来源都是税收，或是富裕公民祈祷时的供奉。迦太基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它靠贸易收入迅速发展起来，意大利中部和爱琴海的城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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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90 这些变化与海洋城市政治结构的转变有关，这一转变始于迦太基，时间为公元前650年左右。这个过程使商人获得了特权，同时增强了中间阶层在希腊海洋世界里的政治作用。现在海洋城市的统治者——国王、僭主或寡头，做什么都必须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同时期的大陆军事强国不同，迦太基由一个元老院和两名每年通过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称苏菲特（suffetes）——统治，他们都来自精英阶层。[58]执政官“从土地、船只和贸易的结合中获得权力，通过与祭司的关系得到认可”。为了巩固新生国家，祭司们尊奉了一位新神：巴力·哈蒙（Baal Hammon），用他取代了实行王制的推罗所崇拜的神麦勒卡特。[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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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92 公元前566年，雅典设立了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a），这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宗教节日，把昂贵的仪式与大规模分发肉食结合在了一起，肉食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是种奢侈品。这可能是对腓尼基的发展所做的一种有意识的仿效，也可能是海洋国家的政治、字母文字、商业和银行业的协同作用在希腊引发了与腓尼基相似的现象。正如柏拉图所观察到的，严格来说，这些观念是通过海上贸易传播的。为了资助和保护海上贸易，海洋国家实行了寡头政治甚至是民主制。当雅典的寡头把较低阶层带进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里，以约束其他寡头时，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公民生活概念，这种概念强调辩论、权力分享和进步。梭伦（Solon）把精英责任变成了公民义务，尽管这个促进社会平等的过程进展得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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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94 为了获得经过扩大的全体公民的同意，新式的政治领袖会向他们展示政府的慷慨大方和恢宏气度——开展与来自本地区以外的观念和方法有关的文化活动。萨摩斯岛（Samos）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建造了一座图书馆，组建了一支配有船坞的战舰舰队，以加强他的合法性。[60]后世的希腊作家断定他把萨摩斯变成了海权。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以埃及模式为基础，建造了巨大的寺庙和纪念性雕像，以显示他们的力量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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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96 这些发展反映了海上贸易的迅速扩大，运输成本的下降创造了一个泛地中海市场，将贸易集中到越来越大的地区中心。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爱琴海成了一个主要的贸易产生地，成了“新利凡特，一个独立的、活跃的海上贸易中心的集合体，在东方那庞大、集中的消费者世界和分散在罗盘其他方向上的不断扩展的资源和市场马赛克之间起着接口作用”[61]。亚述人在征服利凡特以后，迦太基开始向一个独立国家演变，尽管它与利凡特还有文化上的联系。巴比伦对利凡特的征服完成了这个过程，它彻底地破坏了腓尼基人的交易体系。迦太基从腓尼基商人和水手的大量外流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为了控制伊比利亚的贸易，它封锁了西部海洋。这些野心体现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各种条约中，它通过专业的海军部队和由国家控制的港口来实现这些野心。在选择独立的同时，迦太基也选择成为一个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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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398 腓尼基的毁灭还给希腊水手创造了机会来利用其遭到打击的前辈的知识和方法。可以在雅典文学中找寻这一过程的踪迹，在这些作品中，大海开始占据中心地位，一些作家开始质疑汗流浃背的桨手和贸易在公民生活中所处的不起眼地位。萨拉米斯战役之后，雅典人选择以西顿战舰作为胜利仪式上的祭品，这是对腓尼基人高超的航海技能以及他们在创造海权文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献上的敬意。最终，希腊共同体为使他们得以繁荣昌盛的独立而战——这就是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他们为之战斗的观念和使用的许多工具——从三列桨座战船到字母文字——都带着更古老的文明印记。雅典海权深深地扎根在一个更古老的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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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00 公元前的贸易网络变得越来越高效，城邦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清楚。旧日把商业和肆意的暴力糅合在一起的贸易混战被“分割更明确的势力范围”所取代；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划定了各自的专属海域，分别守护着它们。随着贸易的扩展和船只的增大，权力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早期的希腊商业领袖科林斯（Corinth）和埃伊纳（Aegina）让位给了雅典，雅典有更好的港口，其位置正好适合连通东方的贸易网络，而且它还拥有极为重要的白银矿藏。为了方便操作，贸易会在货物上岸时，也就是在港口和市场里被收税，这使大型贸易城市变得异常富有，特别是那些作为转口港的贸易城市。雅典创造了外邦人这种身份，以容纳涌入的富有商人，同时又承认本邦身份的重要性。大多数城市更喜欢独立的港口，以便把市民跟贸易中心的不稳定性和文化多样性隔离开来。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as）都与城墙相隔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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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02 公元前5世纪中叶，为了争夺贸易路线和经济区的专属控制权，专门用于战斗的舰艇——三列桨座战船和昂贵的常备海军出现了。在三列桨座战船时代，海军力量的成本迫使海洋国家去开发新的资源。到此时为止，私人拥有的多用途五十桨帆船（penteconter）——有两排桨，使用了多达50名桨手的船只——对贸易和战争来说已经足够了。但跟三列桨座战船相比，它们就不足道了，三列桨座战船是专门用来作战的舰艇，可以用它装备撞锤发动强有力的撞击，其上层甲板还能装载重装步兵，用来进行接舷战或两栖作战。三列桨座战船有三列坐成阶梯状、相互联系的桨手，船桨有170只，其配置以战斗为目的，能够通过撞击和使敌船丧失行动能力来解决对手。可以用一支三列桨座战船舰队来控制海洋，这依赖的是航海技术而不是士兵。赫尔曼·沃林加（Herman Wallinga）把这一技术突破归功于西顿和迦太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40年，此时距它们在第勒尼安海被腓西亚希腊人打败还没有多久。这种昂贵的新设计迫使各国建立自己的舰队，而不再依靠私人拥有的船只，并使海军力量集中到“几个特别富裕的城市”手里。[62]为了保护它们的投资，这些城市里建起了大型的船坞建筑群，可以把三列桨座战船拖到岸上晾干并进行改装。海权带来的经济利益证明国防支出的那些令人咋舌的增长是物有所值的：商人被吸引到了那些在保卫、税收和政治参与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城市里。边远地区作为供应中心、市场和殖民地，逐渐融入了新的地中海世界。到公元前500年，地中海已经有效地融为了一体，有着共享的贸易，以及共同的交换手段——还有日益标准化的战争方法。商业在主导着推动这种协同作用的文化交流。充满活力的城市和国家为了繁荣而时刻盯着大海；它们需要海军力量来获得必要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成了海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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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04 随着海战规模不断扩大，海洋国家、小型港口城市或岛屿的战略潜能被海权，也就是有意识地选择海洋的更大、人口更多的国家压倒了。虽然雅典可能是从腓尼基和它附近的埃伊纳（Aegina）那里获得海洋国家知识模式的，但它拥有白银、繁荣的出口和对黑海地区粮食供应的控制，正是这些使它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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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06 另一个古代海权迦太基“坚定地面向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背后的大陆，还认为与其所处位置的海洋逻辑相比，它在北非的存在只是次要的东西”[63]。它对当地共同体几乎没有多少影响，直到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它的母邦推罗和西顿被奴役，迦太基变成一个独立的贸易中心时，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迫使这座城市向陆地扩展。迦太基在一个更良好的环境中发展了腓尼基的海权模式。刚开始时，它从撒丁岛和西西里获取木材和食物，用先进的腓尼基农业方法开发当地资源。当地人被同化了。更为关键的是，迦太基控制着获取利润丰厚的西班牙金属的贸易路线，它会为了保护它们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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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08 迦太基与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相隔甚远，不需要拥有强大的陆军，而在作为其根源的腓尼基文化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它应对大陆军队那野蛮的重装步兵。由于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就能保证陆地安全，迦太基成了地中海最大的城市，在巴比伦征服腓尼基和埃及之后，海洋的经济中心向西转移到了这里。到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邦，在海上非常强大，它靠着用奴隶划桨的桨帆船从遥远的港口索取贡品（他们也加强了对内陆领土的征收），但它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陆地军国主义——基本上是靠雇佣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外国侵略的一种回应，首先打过来的就是全副武装的、执行探查任务的希腊人”。[64]迦太基的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实现了货币化，这主要是为了招募雇佣兵来对付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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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10 随着地中海成为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争夺资源的斗争不断加剧，实力最强的国家都在寻求成为帝国，它们对海军的运用使得暴力水平逐步升级。[65]虽然许多国家拥有数目可观的海军，但它们大多不是海权。公元前5世纪，雅典凭借它丰富的银矿资源、激增的人口和使其公民成为在社会上广受尊重的重装步兵的尚武文化建立了一个帝国。在公元前508年至前507年的民主改革之后，这些资产就被精英领导者所用，他们还利用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参与的增长反映在公民生活的其他领域——艺术、戏剧和商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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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12 作为第一个超级大国，波斯使希腊半岛面临着与亚述统治时期的腓尼基城市相似的处境，“虽说它周围的海洋空间更广阔，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波斯统治的人口比整个地中海海域的人口还多，而且它还控制着地中海海岸的将近四分之一，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Anatolia）、利凡特和埃及都是它的领土。服务于它的附庸舰队——它们拥有一流的三列桨座战船——使希腊和迦太基舰队相形见绌，它似乎是决心要超越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领土界限。利凡特和爱奥尼亚（Ionian）的卫星国把雅典的陶器和阿哥斯的紫色布料卖到了遥远的苏萨（Susa），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作为回报，它们要为波斯提供海军力量。这些城市都是承包海军业务的附庸国。波斯不是一个海权，对海洋没有概念，也没有比“投送陆军部队”更进一步的海洋战略眼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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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14 极为关注贸易的雅典支持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起义反抗波斯的统治，这激怒了大流士国王（Darius the Great）。公元前494年，一支庞大的波斯/腓尼基舰队在拉德之战中击溃了起义军，使希腊本土暴露在危险之中。仅仅14年之后，希腊就凭借决心、战术洞察力和尚武精神在萨拉米斯重创了波斯舰队，扭转了普世君主国的潮流，并宣告海权作为一种文化和战略的基本要素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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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9416 作为对独特环境的独特社会—政治回应，海权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在地中海东部。海洋城市的形成是为了满足内陆大国——埃及、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需求。海船把木材和金属运送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最大的海洋城市，位于岛上的推罗，依靠海洋来保障安全和获取财富。到公元前1000年，为了获取稀缺金属，这些网络向西扩展，抵达了西西里、撒丁岛和大西洋沿岸。这些贸易使控制海洋变得有价值，并促进了贸易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文化交流。贸易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以免遭到敌对国家或海盗的掠夺，这成了海洋国家的核心任务，也是它们与陆地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商人改变了地中海的面貌，他们从沿海或靠近海岸的城市着手去做，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人工的港口设施和市场。为了获取保障海上安全的资金，人们建立了海洋帝国，以控制贸易并对它们征税。[67]海洋成为受控制的空间并通过立法确定国家对海洋的专属控制，这把掠夺者变成了海盗，处理这种威胁使海洋国家获得了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只有把国家重建为一个有权征税、包容性越来越强的政治组织，才能取得维持专业常备海军所需的资金。用来对付海盗的保安部队也可以用来阻止敌对国家利用重要航线。实现这一转变的工具是三列桨座战船，它是能够代表古代海权的标志性主题。相比之下，专制的大陆帝国通常不重视海盗引发的经济问题，它们的海军是用来镇压海权国家并投送其陆军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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