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39645 地米斯托克利的“长墙”在希波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把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连接起来，使得雅典人有能力采用制海权战略。通过将雅典转变成一个战略性的岛屿，这些城墙把城市的焦点从陆地转移到了海洋，此举保护了市内的平民，但并没有保护贵族的地产。修昔底德借助地米斯托克利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雅典人成为航海民族，他们将会用获得的所有优势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他第一个冒险告诉雅典人，他们的未来就在海上。因此，他立即开始为他们的帝国打下基础。”[37]

1700139646

1700139647 修昔底德对希波战争和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那段时期的简短讨论强调了雅典的帝国主义侵略，其中包括在埃及发生的战争，那是一场为了争夺控制权和资源而爆发的斗争。就在建立了提洛同盟，以及同盟在雅典两栖攻击力量的胁迫下转化为一个向其缴纳贡品的帝国后不久，公元前466年前后，在小亚细亚南部的攸里梅敦河，希腊人在与一支波斯舰队交锋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三列桨座战船为步兵准备了额外的甲板空间。雅典不再害怕任何海军对手，因此，它可以专注投送自己的陆军。[38]

1700139648

1700139649 雅典是在斯巴达拒绝担任爱琴海/爱奥尼亚同盟——这一同盟是在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战役获胜之后成立的——的领导者之后才接受这一荣誉的。提洛同盟用独立换来了安全，是雅典的保护使爱奥尼亚的城市和岛屿得以免遭波斯帝国的吞并。同盟对为雅典的保卫工作提供资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雅典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同盟成员。雅典的海权比斯巴达的陆军力量贵得多：人值不了几个钱，舰队可不是这样。雅典把同盟当成税收基础，将商业和土地的收入结合起来。胆敢反抗的城市会被攻占，它们的船只和城墙会被毁掉，还会失去在同盟会议上投票的权力并被迫付钱。在很多情况下，反抗是由倾向波斯统治或斯巴达霸权的寡头领袖发起的。难怪雅典喜欢让它的卫星国组建民主政府。[39]民主制成了战略武器。

1700139650

1700139651 开始时，维持提洛同盟的是与波斯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雅典人竖起了一个上面画着红色图案的盾牌来庆祝攸里梅敦河的胜利，那个图案是雅典娜“举着一艘腓尼基船上的装饰性船首”。但同盟很快就转变为一个纳贡体系。雅典用征收的钱来支付维持以及更重要的训练舰队的费用，建立了一支在战术能力上具有优势的专业海军部队。从事实来看，雅典解除了盟国的武装，把它们贬为臣属——“雅典权力的基础”是它的海军。几乎完全由岛屿和沿海城市组成的提洛同盟只能用强大的舰队来加以控制。随着拥有战舰的同盟成员数量的减少，雅典在海上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雅典拥有制海权，即使不进行陆战，它也能阻断同盟成员的进出口，而它在围城战方面的专长使它能够征服拒绝服从的城市。到公元前460年，只有希俄斯（Chios）、莱斯沃斯（Lesbos）和萨摩斯三座岛屿还在以提供船只的形式服务于雅典，其他成员都在支付现金。10年后，雅典开始在同盟城市驻扎军队，这种趋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时有所增强。[40]

1700139652

1700139653 同盟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安全、抵御外国威胁和打击海盗的基础上的。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不但有同盟军队攻下海盗盘踞的岛屿斯基罗斯（Skyros）这样的事，而且雅典也在继续进行反海盗的巡逻。安抚比镇压更便宜，所以，当同盟的金库移往雅典时，对诸岛征收的贡品减少了，收上来的钱被用在把雅典变成一个帝国的首都上。[41]与希腊本土共同体相比，雅典更为重视这些岛屿的意见，因为岛屿基地对雅典帝国的核心区域爱琴海与赫勒斯滂来说是战略要地。失去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将使爱琴海从经济的主干道变成战场，雅典想要再恢复这种控制，成本会很高。征服萨摩斯花费了1200塔兰同[42]。同盟数目巨大的货币储备被存放在雅典卫城，这使得雅典有足够的资金实施以三列桨座战船和围城战为基础的海洋控制战略。同盟的收入使雅典能够充当一个大国。[43]这种长期的资助一直是制海权战略的关键。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把同盟的纳贡数目降到了“温和”的水平，但公元前431年，它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这促使它用舰队来胁迫往日的盟友，向它们强制征收额外的金钱，并进行贸易管制。对附庸国共同体所进行的资源榨取导致了反抗。[44]

1700139654

1700139655 公元前465年，萨索斯岛（Thasos）爆发了反对雅典控制的起义，再加上以地米斯托克利为榜样的激进民主派取代了亲斯巴达的雅典贵族成为领导者，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破裂了。[45]尽管遭到了流放，流放到了小亚细亚，但地米斯托克利这位海权国家的创建者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希望能够重新掌权。他的名声成了拥护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者划分彼此界限的战场。地米斯托克利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

1700139656

1700139657 在攸里梅敦河获胜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的同事厄菲阿尔特（Ephialtes），以及伯里克利被选为雅典军队的指挥官，这为进一步民主化提供了保障。当雅典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要向斯巴达派遣援军，帮助他们镇压伊索米山（Ithone）的希洛人起义时，厄菲阿尔特当众宣称斯巴达是雅典的“天敌”。尽管贵族派的客蒙（Cimon）在随后的投票中获胜，得以率军前去援助斯巴达，但厄菲阿尔特利用客蒙不在的机会推动了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并在公元前461年放逐了他。斯巴达人担心他们的盟友会把“某些革命政策”带进冲突地区，于是就粗鲁地把客蒙和雅典军队打发回去了。斯巴达的无礼给在希波战争中结成的同盟画上了句号，加速了提洛同盟向雅典帝国的演化。[46]

1700139658

1700139659 帝国把硬实力和法律控制结合起来：雅典的法院成了上诉法院，它与民主派的关系良好，一直在逐步取得提洛同盟的上位司法权。雅典的法律坚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有效进行经济剥削的关键条件。它使盟国，也就是后来的附属国支付其会费的义务合法化，并提供了一个能证明这些义务正当且能授权它使用武力的公共论坛。最终，就像从让盟国提供军舰和士兵转为让它们支付金钱一样，雅典的法律也有效地颠覆了盟友的独立性。[47]法律与海军力量联手撑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只有依靠先前的盟国以及后来的附庸的资源才能走得下去。

1700139660

1700139661 虽然新生的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和米卡列完成了它的任务，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不一样，他们不能就这样回家。为了保护他们的城市免受波斯人的袭击，他们需要动员本土之外的大半个希腊海洋世界并调集至关重要的造船资源。绳索和帆来自埃及，木材和沥青来自马其顿。资源依赖和经济需要迫使雅典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这增强了帝国主义的诱惑。[48]

1700139662

1700139663 运营一支庞大的三列桨座战船舰队所需的巨大成本使得大部分国家对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望而却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让富有的精英阶层来分担责任，那么很少有国家能负担得起船只和海军的基础设施。在米卡列以及后来在攸里梅敦河所取得的胜利扩大了雅典海权的经济基础，创造了一个可以养得起海军的帝国。雅典击败了拥有巨大资源的波斯帝国，成了一个海权。人民可以通过节日（通常会发放大量肉食）、国家雇用、为桨手发放全薪和其他福利来分享这些新到手的财富。金钱和民主使雅典的民粹主义领导者有能力把新身份强加给国家，改变政治力量的平衡，并警告那些害怕社会平等带来后果的披甲骑兵。

1700139664

1700139665 在财富和力量的刺激之下，公元前5世纪50年代，雅典产生了想让埃及摆脱波斯统治的野心。雅典试图通过援助埃及起义者来把自己的身份从海权升为大国。同盟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下去，斯巴达也只能作壁上观。让埃及恢复独立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盟友，会分散波斯的军事力量，并确保战略物资的来源。雅典明白，只有独立的埃及能够制衡波斯的霸权。

1700139666

1700139667 仅仅一个世代的时间，雅典帝国的势力就得到了急剧扩张，这令大陆列强感到担忧。它们更关心稳定和秩序，担心雅典海军力量所承载的导致平等的民主制会造成政治混乱。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49]屡获成功燃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令他们傲慢自大。雅典人并不是只打退了波斯的一次入侵，而是打退了两次，这使得他们开始谈论起“打到波斯去”或是“征服迦太基”这类话题。形势变化令斯巴达感到紧张，这不足为奇——它的贵族盟友被免职了，厄菲阿尔特进行了改革，“长墙”巩固了雅典的安全，而一旦雅典在埃及取得成功，就会在国外引起连锁反应，促进民主传播。

1700139668

1700139669 克山提波斯之子伯里克利相信雅典能够打败斯巴达并保持对爱奥尼亚和爱琴海的控制。当他在公元前461年成为国家事实上的首脑时，财富和威望的空前增长——这与海洋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改变了雅典。他以掠夺和利润的承诺来取悦选民，从而控制了那些无情且激进的民众。他宁可两次同斯巴达开战——斯巴达完全有理由对雅典的野心感到忧虑——也不愿意违抗公民的意志。

1700139670

1700139671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45年）是对雅典民主国家、提洛同盟的凝聚力和制海权战略的一次考验。主导冲突的战略因素只有一个。雅典控制着麦加拉[50]（Megara）和至关重要的吉安尼亚山口（Geraneia），阻断了斯巴达人进入阿提卡的道路，与此同时，从麦加拉出击的雅典军舰控制了科林斯地峡的两侧。只要雅典人掌握麦加拉，斯巴达军队就无法对阿提卡造成多大的威胁。一些雅典贵族曾计划向斯巴达打开大门，以恢复昔日的政治秩序，但这种机会始终没有等到。斯巴达的陆权未能对雅典造成严重打击，而雅典的宿敌埃伊纳岛却被征服、解除武装并被迫加入同盟。公元前456年至公元前455年，雅典舰队洗劫了拉科尼亚（Laconia）海岸，摧毁了位于基赛阿姆（Gytheum）的斯巴达海军基地。然而，制海权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雅典人能否获胜，关键还是在陆地上。[51]公元前454年，在埃及的冒险失败了，虽说修昔底德夸大了失败的规模以及雅典派出的军队和船只的数量以预示西西里的灾难，但这场失败还是改变了形势。

1700139672

1700139673 最起码，在埃及的溃败给雅典的政治注入了现实主义气息；民主派召回了遭到陶片放逐法制裁的贵族客蒙，利用他作为斯巴达之友的名声来进行和平谈判。最终，雅典放弃了成为一个大陆帝国的要求，以换取斯巴达对其海洋帝国的承认，而且还承诺不再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吸收成员。最糟糕的是，麦加拉回到了斯巴达的阵营里。虽然埃及的灾难在同盟内部引发了不和，但是，波斯做出反击的打算使雅典别无选择，只能增强同盟的凝聚力，使其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451年，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附近的海上，雅典面对波斯舰队取得了精彩的双重胜利[52]，这导致了《卡里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Callias）的签订，这一和约把波斯舰队赶出了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南部。跟波斯的和约以及《雅典—斯巴达三十年和约》（the Athenian-Spartan Thirty Years’Peace）使国际关系恢复了稳定，这令雅典得以巩固帝国，也让雅典民主派得以巩固国内政权。和平使建立提洛同盟丧失了理由，但建立一个帝国能够使雅典通过利用其资源来“保持伟大”。[53]

1700139674

1700139675 雅典人通过美化城市来夸耀他们的力量。华丽的建筑和壮观的仪式使薛西斯造成的破坏变成了一种美德，既象征着人们抛弃有形的城市却仍然保持雅典人身份的意志，又象征着他们独特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城市是由人构成的，而不是用石头造的。“实际上，地米斯托克利把他们的城市从有形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即使城市被夷为平地，城邦仍会留在雅典人的心中。”雅典作为一种理想、一个概念、一座想象之城的存在，全都要归功于这种精神。历史学家们对使雅典变得伟大的观念进行了研究，而哲学家则就最好的政府形式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选择在雅典的崛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萨拉米斯成了雅典身份的试金石，这座城市是如此的胆大包天，甚至放弃了有形的东西而代之以精神的东西，并赢得了令人惊叹的胜利。“上船去”一词概括了充满活力、勇于进取的雅典精神。[54]萨拉米斯战役之后，雅典这座到那时为止都是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内陆城市被重建为一座海洋城市：“长墙”把它和比雷埃夫斯联系在一起，而新的庙宇建筑群提供了从正面观看战场的场所，三列桨座战船则成了硬币和陶器上的标准图案。统治着雅典的人们利用船坞、港口、庙宇和其他公共设施来加强这种新身份。从建筑到陶片上的涂鸦，艺术在所有层面上强化了政策选择。

1700139676

1700139677 这个过程是由上至下的。伯里克利利用提洛同盟的资金重建了被薛西斯军队摧毁的雅典卫城，维持了民主制度，并将雅典重新打造成一座宏伟的海权都城。随着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这项工作开始了，它增加了和平时期的国家雇用，确保了熟练工人可以依靠国家工资而不是贵族的仁慈维持生活。雅典精英阶层认为，帝国统治对这座城市产生了“腐蚀”作用，加强了人民对雅典和雅典对阿提卡的控制。民主和海权已经在依赖国家收入维持生活的公民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政党”，民主制度和帝国因此得到了它的支持。[55]这个控制着港口的强大公民团体始终拒绝恢复寡头统治的意向。

1700139678

1700139679 民主政体用一座30英尺[56]高的巨大雅典娜（Athena）雕像来庆祝胜利，这座雕像后来被称为“柏洛马考士”（Promachos，在前线战斗者），建造它的钱来自马拉松战役中获得的波斯战利品。女战神雅典娜在这座城市转向海权之前很久就已经被选为它的守护神了。这座雕像大约建于公元前456年，目的是纪念雅典人的两大成就：马拉松战役和《卡里阿斯和约》——希波战争的第一幕和最后一幕。这座丰碑位于卫城中一处非常显眼的地方，就在卫城山门（Propylea）和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之间，从外部与收纳在希腊世界中最伟大的建筑里的，用黄金和象牙做成的巨大雅典娜雕像形成一对。守护城市的战士与智慧女神全副武装，戴着头盔，盾牌倚在身旁，手持长矛。让女神穿上和重装步兵一样的装备表明，雅典人仍然在用较古老的重装步兵战斗标准来衡量荣誉：他们庆祝的是马拉松，而不是萨拉米斯。[57]雅典娜像在公元前4世纪见证了民主国家的复兴，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并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威尼斯海权的胜利——中遭到破坏。

1700139680

1700139681 胜利的雅典娜是对任何敢于挑战雅典帝国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来自陆地，还是海洋——的警告。她还可以充当航标，引导来访的船进城。地理学家保塞尼亚斯（Pausanias）写道：“那些驶往雅典的人只要能看到这尊雅典娜像的矛尖和盔顶，就马上要到苏尼翁（Sounion）了。”[58]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雅典又在苏尼翁海角建造了另一个伟大的航标，一座波塞冬（Poseidon）神庙，以之作为对海权的庄严庆祝，它还配有船坞，可以充当军港。[59]这些昂贵的纪念碑反映了提洛同盟在演变为一个帝国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比雷埃夫斯的转口港就是这一体系的核心。[60]它们立刻成了水手的力量象征和工具。在一次重大设计变更中，雅典人调整了帕台农神庙建筑群的山门，以强调其海权身份。经过调整之后，每个离开帕台农神庙的人都会看到海权帝国主义的发源地萨拉米斯的全景。

1700139682

1700139683 有了新的公共纪念碑和航标，以及在比雷埃夫斯和其他雅典港口的重要三列桨座战船船坞之后，无可争议的国家领导人伯里克利动身进行一次和平时期的巡航，在攸克星（Euxine，即黑海）。周围“访问外国港口”。这次航行显示了伟大海洋帝国的力量和威严，制止了冲突，支持了民主运动，保障了贸易安全。在舰队的背后，是一个致力于主宰海洋和海上贸易的政体。经济帝国主义的猖獗导致了《麦加拉法令》（Megarian Decree）的颁布：麦加拉因为没有加入雅典帝国而受到惩罚，它的船只不能进入“同盟”的港口。这一法令的目的是绕过与斯巴达签订的《三十年和约》中的条款，通过经济制裁而不是战争手段来重新控制这个关键的战略要地。许多人认为该法令是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对斯巴达权力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早在公元前435年，科林斯与克基拉（Corcyra）发生争执之前，福密俄（Phormio）领导的雅典舰队在安布拉基亚湾（Gulf of Ambracia）所采取的行动已经挑战了科林斯的权威。[61]

1700139684

1700139685 民主的雅典渴望战斗。雅典人打败了波斯大王，超越了昔日的地区霸主斯巴达，并花了20年时间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个帝国，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帝都，这座城市刻意要超越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成为希腊世界的奇观。到了公元前5世纪40年代，雅典的伟大建筑、符号和力量的表现实现了无与伦比的集中。这座城市寻求成为希腊文化领袖的决心与它在建立帝国时表现出的决心相同；文化上的卓越能反映出“雅典权力和财富的增长”，并给其他希腊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62]这与“谦逊”的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修昔底德认为这样的张扬很庸俗，但从那时起，它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随着战争的临近，雅典并没有试着去回避冲突，只是把建造工作从庙宇转移到城墙和海军设施上。人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战争完成了把同盟转化为帝国的过程。[63]

1700139686

1700139687 在讨论战争前景时，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意识到雅典人准备利用跨海登陆来对抗他的军队可能对阿提卡造成损害，而城市和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能够使雅典人成为海军民族。地米斯托克利把港口看得比城市还重，他号召人民在发生战争时放弃城市，聚集到港口去。这个主张实在太激进，他也许是故意这样做的：为了避免做出如此戏剧性的选择，雅典人在公元前458年至公元前457年建造了“长墙”，使雅典即使地处大陆之上，也能拥有岛国的地利。[64]城墙使雅典能够抵御斯巴达的入侵，当雅典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取得胜利后不久，地米斯托克利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

1700139688

1700139689 拥有已完成的长墙，俯首听命的帝国和独一无二、能征善战的专业海军，伯里克利满怀信心地面对与伯罗奔尼撒人进行第二次战争的前景。民主的、海洋的、肆意扩张的雅典具备了充分的金钱、海军力量和经验来运作地米斯托克利铸就的这台“机器”。伯罗奔尼撒人无法在海上与雅典争雄，因为只有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之后还在继续进行昂贵的海军训练。[65]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不要成为土地的奴隶，而要用海军打击来对抗敌人的陆上攻击，并依靠他们在海外的财产来维持生计。这种不对称的战略使得海权“有了极大的重要性”。[66]伯里克利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如果雅典人是岛民，他们会更难被打败，这个思路点明了他们为什么要建造“长墙”。制海权战略还认可了“把城外的一切都交给敌人去摧毁”的做法。为了强调这不是一个新颖的战略，伯里克利刻意引用了萨拉米斯战役时的口号“上船去”：他对“城市”的看法就跟公元前480年时地米斯托克利的看法一样。这种联系是有意为之的：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海权帝国主义的知识先驱，而将之付诸实施的是伯里克利，米卡列和塞斯托斯的胜利者克山提波斯之子。正如一位名不见经传，只被称为“老寡头”、《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之作者的雅典评论家所强调的那样，对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损失的人来说，踏出这样激进的一步是很容易的：这凸显了城市内部的分裂。在他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告诉各城邦，这种由观念而非结构定义的城市愿景才是成功的关键。他颂扬了雅典的观念，赞美了人民的性格，强调了城市的愿景高于现实。雅典人在哪里，雅典就在哪里。当他鼓励雅典人去关注遥远且不确定的事物，而不是城市和雅典土地的安全时，他想象中的“无限帝国”就是一个海权。伯里克利提醒雅典人，作为海洋的统治者，海权的拥有者，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视波斯大王的权威如粪土。他们掌握的海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盟友，比土地和房屋更有价值，他把这些东西斥为“纯粹的摆设”。修昔底德复述了伯里克利的口头禅，即如果雅典满足于维持海军、保护城市，不再扩张帝国，那它就能打败斯巴达。他这样做是为了提出批评，把雅典最终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民粹主义领袖和普通的雅典人，他们放纵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偏离了这一政策。然而，那种标志通往西西里之路、鼓励人们放弃阿提卡和他们代代相传的土地去开辟新领地的意识形态，的确是伯里克利意图的延伸，它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

1700139690

1700139691 伯里克利采取了一种有限的海洋控制战略，试图夺取克里特岛上重要的海军基地，切断伯罗奔尼撒人与埃及的贸易，并攻击沿海城镇，破坏那里的贸易。他的做法延续了雅典几十年来对其“盟友”所采取的强制性经济和军事战略，[67]同时依靠这座高壁深垒的城市的防御力来阻止斯巴达人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伯里克利承认，这场战争代价高昂，而且旷日持久，但如果雅典能够抵御住扩张帝国的诱惑，它毫无疑问会获得胜利。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历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支持。然而，他低估了失去麦加拉的控制权所造成的影响，低估了找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结盟来牵制斯巴达军队的必要性，低估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和”。把阿提卡的人口全部带到城市里来，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伤寒暴发，伯里克利本人和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此丧生。

1700139692

1700139693 尽管伯里克利的战略没有奏效，但在斯法克蒂里亚实施的两栖作战计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使雅典在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因对这次谈判贡献很大的雅典将军而得名）中获得了有利条件。斯法克蒂里亚之战还使人们重新开始估算帝国的贡赋，包括计划把帝国扩张到西西里和东方去。正如修昔底德所言，和平只是激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给雅典民众带来了太多的能量和欲望，使他们无法安定下来，实现稳定的和平。”[68]

1700139694

[ 上一页 ]  [ :1.70013964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