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39695
当战争重新开始时，雅典将军亚西比德（Alcibiades）像地米斯托克利和克里昂（Cleon）一样，认识到了制海权战略需要陆地上的盟友。他与阿哥斯结为同盟，希望能让斯巴达无暇处理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事情，而雅典或许可以借机占领麦加拉，封锁战略要地科林斯地峡。他的方法差点取得了成功，但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人在曼提尼亚（Mantinea）取得的胜利破坏了同盟，并推翻了阿哥斯的民主政府。
1700139696
1700139697
曼提尼亚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引发任何严肃的战略反思，反而让雅典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叙拉古上，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人们羡慕和想要占领的对象。[69]在伯里克利所缔造的这座伟大城市的结构里，嵌入了傲慢的因子，受其鼓舞，雅典人心中燃起了过大的野心，这种野心将在西西里岛上招来灾难。然而，在叙拉古遭遇的灾难也揭示了雅典国家的潜在力量。雅典民主国家在一个制海权被其海军基地掌握着的战区中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迫使斯巴达人与它和谈。但出于对实力的自负，雅典的潜在力量被高估了。激进的民众动员了实力空前的海军力量，却没能理解他们的优势是多么的脆弱，他们以拙劣的理由处决了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战役中获胜的指挥官[70]，加剧了自己的错误。这种傲慢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公元前405年，雅典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战役中被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打败。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急于把雅典舰队从它们的海岸边赶走，并阻止民主制度的发展，它们用寡头政治取代了雅典的民主制，将其舰队削减至只有12艘船，并拆毁了长墙。虽然这些条款被证明是暂时的，但失去了海洋帝国及其提供的资源意味着雅典不再是一个大国。正如玛莎·泰勒（Martha Taylor）所言：“修昔底德根本没有用演说证明伯里克利的智慧，他似乎强调了伯里克利的预言有很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斯巴达人学会了在海上作战，他们占领了阿提卡，并在波斯的支持下赢得了战争。”[71]
1700139698
1700139699
伊哥斯波塔米战役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海军主导的政治实体，使得“三十僭主”夺取了政权，并试图颠覆民主进程。他们开始改变或移除民主的符号；在普尼克斯山（Pynx）上举行公民大会时要面朝内陆而不是大海，僭主们还筹划着摧毁船坞。他们对海军和比雷埃夫斯——最激进的民主派的发源地——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72]这不仅是一种感情，也不仅是陆地文化对海洋文化的厌恶。这是对支撑海军和帝国的民主平等的深仇大恨。比雷埃夫斯人民领导了民主的反革命。
1700139700
1700139701
帝国的贡赋使雅典能够“维持足够大的舰队，以确保控制海洋”。[73]雅典采用了海权身份，并创建了一个资源丰富的海洋帝国来维持这种身份，从而成了一个大国。海权靠的是海洋控制和法庭，巡洋舰和法学家。它在和平时期所提供的保安服务，对付的是海盗和其他低层次的挑战，给帝国的税收和法律提供了合理性。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第一个海权，雅典错把海权当成了真实的力量是可以原谅的。由于一个重要的大陆盟友都没有，雅典只能通过拖垮对手的经济来打败与它实力相当的陆上强国，当敌人鄙视金钱、以进行近距离的步兵战斗为荣时，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最能干的雅典政治家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并据此制定了他们的外交政策。其他人则甘冒一切风险，其中包括让帝国一直维持着要靠在堂吉诃德式的海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才能保持的海洋控制。[74]
1700139702
1700139703
西西里远征军在叙拉古的溃灭使敌人有能力在海上挑战雅典人，而且，无论雅典人赢得多少次海战的胜利，他们都缺乏陆军力量，无法将海上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和平。战争的成果始终是有限的。沉没的船只和溺死的雇佣桨手永远打不败斯巴达。相比之下，一次海战的失败就足以让雅典的海权帝国崩溃。如果可以选择，希腊的城市和岛屿会更喜欢自由，而不是雅典统治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事实证明，对所有海权来说，地方上的寡头政治都是难缠的对手。那些主要利益都在土地和地方上的领袖们推动了海洋帝国的解体，从雅典到大英帝国莫不如此，这是文化的基本冲突。
1700139704
1700139705
在此要对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联系进行重申。所有海权都是由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即寡头共和制来创造和维持的。[75]相对的政治包容对建立海权国家至关重要，它要走在采纳海权身份之前。与此相反，政治包容与作为战略的制海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必要的意志和财富，任何国家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以创造海军力量。波斯的海军力量比雅典强得多，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没有把波斯帝国描述为一个海权。构建一个海权需要有政治、社会和财政上的变革，其中包括建立包容性的政治，最终才能形成一种鲜明的文化身份。在雅典，从寡头政治到民主制——新身份的核心——的转变先于文化转变。三列桨座战船使希腊诸城市面临艰难抉择。大多数城邦，其中许多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声誉，都无法为这种新的海军实力标准提供资金，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愿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只有民主的雅典能够维持新的海军，并通过第二次政治革命成为一个海权帝国。当雅典大举扩张时，大多数希腊国家的海军力量正摇摇欲坠。可以用希腊世界中的罗得斯作为例子证明这种分析。罗得斯上的贵族，就像后来继承他们的威尼斯人一样，与广大民众一起密切地参与海军活动。[76]罗得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上，并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分享权力和利益，从而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虽然罗得斯太小，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但事实证明，民主的罗得斯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了自己的力量。
1700139706
1700139707
创造一个海权需要对国家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在国家武库中建造和维持国有战舰以及在国有港口运营所需的资金。这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雇用大量的海军人员，这一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虽然“冲击被薛西斯入侵引发的大型动乱所吸收，但这不应该使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规模视而不见”。[77]雅典的民主制度迫使富人支付舰队的运营费用，从而带来了漫长而痛苦的政治斗争和一部极富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支付这些费用是舰长（trierarch）的职责，担任这一职务的指挥官要负担三列桨座战船的运营和维护费用。这一义务是由精英阶层履行的，这个富人阶层还要为戏剧、市政项目和其他宗教仪式聚会出资。他们接受这些负担是为了免遭公众羞辱，并保护他们的阶级不受雅典政治制度演变中固有的平等化倾向的影响。一旦确定了要动员的船只数量，就会每年指定一批人捐助它们的费用，那些能够证明其他人比自己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可以得到豁免。[78]
1700139708
1700139709
尽管精英阶层接受了舰长职务，通过把勇气和慷慨结合在一起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长期冲突的高昂代价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还是促使人们改变了观念，从把这种负担视为一种个人任务转变为将之看作是由整个阶级分担的国家任务。这使贵族英勇的神话得以流传下去，对雅典精英来说，这一声望是非常珍贵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舰长的捐资被标准化了，这将一个会导致高昂费用的独特角色转变为一种更接近常规税收的东西，从而分散了负担。在推翻寡头政治之后，获胜的民主派允许合捐，以此作为对一个受到侵害的阶级的让步。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潜在的舰长人选数量扩大到1200人至1500人。[79]利用这一制度，雅典成了一个海权，一个民主、有增税能力、好战的国家，足以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只用了80年就重建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变化引起了相当严重的内部斗争。
1700139710
1700139711
对计税基础进行有效的长期管理是维持海权的关键。不断增加的费用，加上新型的、更大的战舰，“五列”和“六列”——每支桨由两个人来划，取代了三列桨座战船那种一个桨手划一支桨的方式——要求雅典人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扩大阶级基础，加大在国家资金不足时通过公众自愿捐款来募集资金的范围。国家需要钱来购买人力和补给品——他们有大量的船只。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调整了这一制度，使人们可以在他们的个人财富、更公平的计税基础、扩大了参与范围的改革基础上缴纳舰长基金。这些变化调整了民众与富有精英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国家出资所占的比率有了重大的——虽然有所波动——变化，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60%至70%降到了公元前4世纪40年代的20%。舰长们要求得到褒奖。[80]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这项义务。
1700139712
1700139713
失败之后是反思。由雅典精英撰写的“对海权的首次持续性分析”试图在爱国主义与紧迫的政治议程之间找到平衡。伯里克利夸夸其谈地宣扬着对海权的信仰，但这一套可说服不了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已经注意到了后来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强调的一些能够反映战争真实本质的现实——不和、机会和人性的弱点，正是这些因素使雅典无法取得最终的成功。帝国的贡赋制度是脆弱的，附庸国的忠诚不过是权力的映射，不靠暴力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它反倒使斯巴达成了自由的捍卫者。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利的主张与长期现实进行了对比。支撑着海权的文化、政治和战略思想制造了敌人，因此，它们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地米斯托克利积极倡导民主，威胁到了斯巴达体系，同时，雅典取代了科林斯，成为在海上贸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伯里克利的成功只是反衬出了当小人物掌权后会随之而来的灾难。最终，事实证明，比起船只和对海洋的控制来，斯巴达的力量和波斯的黄金更历久不衰。海权没能通过最终的测试，是因为雅典没有认识到它的战略局限性。在遭遇失败时，雅典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却没表现出多少政治洞察力。
1700139714
1700139715
修昔底德不赞成雅典的海权帝国主义。[81]虽然他赞扬了伯里克利的领导能力，但他对雅典帝国的终结并无遗憾，因为他反对使它得以建立的大众民主，也反对它所支持的文化假设。伯里克利被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和地米斯托克利建立的政体囚禁住了，这是一个期望成功的民众大会，因为权力和荣耀而变得傲慢起来，缺乏洞见来认识自己的根本弱点，宁愿处决失败的将军和反抗的附庸。[82]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对民主、帝国主义和海权的持续批判。此外，事实证明，这些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协同形式——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令人沮丧：跟它们一刀两断。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曾经公然反抗并击败过一个强大无匹的普世君主国的雅典从一个英雄城邦变成了一个海上的暴君，一个当代的米诺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向被蒙蔽的雅典人讲真话时质疑了这一过程，并解释了迫在眉睫的灾难。雅典的海权是暴政，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帝国的终极困境——正是其戏剧性的核心[83]。尽管一些读者认同这一论点，但更多的读者只满足于那些更简单的、关于制海权战略优点的信息，这些信息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失去了精妙之处。
1700139716
1700139717
修昔底德对海权之广泛影响的强调被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刻意误读了，他们把雅典的海权看作一种战略选择。德国学者的大陆式假设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事实，即雅典的海权远不只是一种战略。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德意志帝国著名的“舰队教授”（Flottenprofessoren）之一——在解释米提亚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时，就好像他们是当代柏林的政治家，正要求在占据优势的军队里再增加一支强大的海军似的，同时，他又谴责雅典的民主是“永久的无政府状态”。[84]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民主要走在海权前头。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迈尔认为战争是历史的必然，他憎恨民主，强调伟人的作用、自由意志和机会胜过更为程序化的分析工具。[85]把公元前480年以后的雅典当作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前身是非常不诚实的。他一定知道，他非常厌恶的英国正是现代的雅典。
1700139718
1700139719
在马拉松战役和攸里梅敦河战役之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雅典被重建为一个海权帝国，建立了维持一支规模和质量超过所有其他希腊舰队的三列桨座战船海军所必需的政治和财政结构，在爱奥尼亚击败了波斯大王并挑战了他在埃及的帝国统治。雅典试图去做的不过就是打败威廉二世时期的国际政治（Weltpolitik）所渴望建立的那种普世君主国。[86]除此之外，民主——雅典海权的政治基础——会把权力授予没有土地和财富的城市人口，这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深恶痛绝的。虽然把雅典重建为一个海权，并维持着一支昂贵的专业海军是出于对波斯普世君主国的恐惧，但修昔底德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希腊国家发展的良好基础。[87]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把权力给了那些没有土地或财产的人，并鼓励领袖用未来繁荣的愿景欺骗民众。由于必须在这种政治结构里工作，伯里克利别无选择，只能创造一种可以把所有公民都包括进去的身份，这种身份建立在由海洋和帝国活动所保障的繁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可能造成社会冲突和永久停滞的平衡经济再分配的内部措施之上。斯巴达人对造就了雅典海权帝国的民主、不和谐以及大胆的文化感到震惊。制海权战略只不过是海权国家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所以获胜的斯巴达把寡头政府强加给了雅典，摧毁了它的舰队，破坏了“长墙”。
1700139720
1700139721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海权国家的建立和伯里克利的海权战略进行了持续的批判。雅典人关注的原本是阿提卡的传统城市，它由城墙来界定，四周都是陆地，而伯里克利把他们的目光引向大海，让他们做大海的主人。他声称制海权和帝国将补偿斯巴达军队对阿提卡造成的破坏。修昔底德不赞成这种想法，他认为雅典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原因正是拥有土地的寡头——与斯巴达的战争使他们损失惨重——与没有土地所以也没有损失的城市民众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的停滞。这种新身份的一个后果是，“雅典人觉得自己对岛屿（以及可以被雅典人想象为岛屿的沿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所有权，就连那些没有与雅典结盟的地方也不例外”。雅典对岛屿的兴趣预示着他们对米洛斯和西西里发动的战争。[88]在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精神世界里，也存在着这种对岛屿的迷恋。海权认为，那些从位置和功能上看属于岛屿或海洋的土地及领地是值得为之战斗的，还认为所有的岛屿都是它们的财产。
1700139722
1700139723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时，雅典的海权身份仍然显著。民众向大海寻求权力和利益，这迫使他的继任者继续执行他的意志。伯里克利巧妙地吸引民众来参与国政，这鼓励了后来的民粹主义领袖用带给他们财富和奢侈品的承诺来换取他们的选票。依赖贸易和进口粮食生活的城市居民与重视土地和农业的旧价值观没多少关系，在接受新愿景时也没那么犹豫。修昔底德将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归咎于海权文化。雅典人的胆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乐于旅行，并且认为愿望一旦冒出来就要马上去做。他们不尊重别人的财产，也不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从城邦到海权的转变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种“暴政”，使得对米洛斯岛进行屠杀成了在一座岛屿挑战帝国权威时合乎逻辑的反应，最后还导致了西西里岛的灾难——试图去征服一个比雅典国家还大的岛屿。在叙拉古的最后一战中，尼西阿斯看到部队士气低落，就试着用他们旧时“雅典城”的观念去鼓舞他们。修昔底德更喜欢坐落在阿提卡的那座被城墙包围的城市，还有城外的大地。柏拉图也是如此。
1700139724
1700139725
在《尼西阿斯和约》还有效的那段时间里，雅典人严重地高估了制海权的战略分量和影响范围，认为无论其大小，每个岛屿都是他们的领土。公元前416年对米洛斯的攻击就是这种傲慢的结果。它被征服只因为它是一个岛屿，而所有的岛屿都属于雅典。极端暴力的使用强调了雅典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力量。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让雅典的制海权战略显得软弱无力。当雅典人在曼提尼亚失败后，他们选择的是攻击叙拉古，而不是保卫阿提卡，放弃了旧日的土地价值体系。[89]这可能是想要仿效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Brasidas）的战略，伯拉西达以进攻能提供重要的木材和海军物资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来应对斯法克蒂里亚的灾难。依照伯里克利的计算，这个帝国/海军城镇比阿提卡更要紧，正如伯拉西达所预料的，雅典人准备为之一战。修昔底德因为没能保住这座城市而蒙羞[90]，而民粹主义领袖克里昂在试图收复这座城市的战斗中丧生。然而，雅典人多年来一直盯着西西里，甚至可能在打更远的迦太基的主意。正如修昔底德所言，他们“成了置身远处，为爱痴狂的恋人”[91]。这种痴迷对海权来说很典型，它与斯巴达人及其他大陆民族那种明显要狭隘得多的视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700139726
1700139727
雅典人被伯里克利的把势力延伸到大海那边去的城市愿景所迷惑，选择了与叙拉古开战，作为一种间接粉碎斯巴达的战略。对一个海权来说，这是种显而易见的战略。修昔底德显然反对舰队起航时那种庸俗的展示，以及投入这一事业中的大量人力和金钱，这表明他觉得真正的雅典城市就在阿提卡，不在大海那边。雅典需要一个盟友来对付陆地上的主要敌人，以防止必然会遭到的反击，即斯巴达军队对阿提卡的掠夺，伯里克利最有才华的继任者亚西比德觉察到了这一现实。[92]
1700139728
1700139729
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所采用的策略把人们带离了有形的城市，设定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使雅典变得大胆、外向、充满活力和进取心。它把雅典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国家，一种归属感，而不是一种物质结构，这是一种完全靠不住的观念。修昔底德记录了叙拉古人对希腊海权所下的定论：作为渡海来到这里的科林斯人的后裔，他们觉得雅典人只不过是些受到波斯入侵威胁才跑到海上来的大陆人罢了。[93]这种深刻的观察证明了雅典海权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它并不具有地理上的必然性。选择的要素是有后果的。雅典的航海技术并不是它独有的：任何人都能掌握这门技术。
1700139730
1700139731
当“长墙”使雅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岛屿时，它们也确保了“民主的永久统治”[94]。正如修昔底德指出的，雅典内部的贵族派反对建造长墙，他们宁愿与斯巴达谈判，也不愿让民主的控制变成永久的。破坏这些城墙是斯巴达胜利的象征——因为它们与民主紧密相连。[95]归根究底，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要依赖大众政治和一个不断增税的战争国家才能存在，对所有参与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人来说，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那些仅仅把雅典人看作是海洋战略倡导者的现代战略家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即战略只是争论的一个方面。
1700139732
1700139733
修昔底德更清楚这一点，他把雅典的失败归咎于停滞、内部斗争，而不是敌人的行动。这是故意的讽刺。他的读者都知道，公元前404年的战败，也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斯巴达军队仍然占领着他们不设防的城市。他用讽刺来迫使公民同胞正视他们对失败所应负的民主责任。伯里克利的海权专注“帝国、舰队和权力”，而不是在阿提卡的那座城市，它带来的是失败而不是胜利。修昔底德非但没有批评伯里克利的继任者未能实施他的政策，反而辩称他们遵循了同样的轨迹，但信奉海权的民众从他们手里夺走了对进程的控制权。最终，他把雅典的衰落归咎于对帝国的贪婪追求和征服，为此，人们不惜牺牲阿提卡和这座城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就是它的衰落，他在对帝国本身的追求（和征服）中看到了毁灭。”[96]
1700139734
1700139735
必须把修昔底德对海权的考察解读为一种警告，而不是一种认可，它是对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的海军愿景的必要修正。他最有力的论据是萨摩斯的雅典舰队对公元前411年阿提卡寡头政变的反应。“民主”舰队被迫在有形的城市和伯里克利的海权愿景之间做出选择，它们没有选择攻击母邦，因为这将给斯巴达提供机会切断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粮食供应。它们选择保卫有形的城市，这就是修昔底德想要教给我们的永恒的一课。他没有提到海军在伊哥斯波塔米遭受的最后一次失败，也没有提到获胜的斯巴达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这些事不过是真正灾难的副产品，而真正的灾难是雅典选择了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海权身份，使它走上了与斯巴达和波斯发生冲突的道路，这个联盟是它无法战胜的。
1700139736
1700139737
作为文化现象和战略力量的雅典海权所具有的惊人复原力确立了一种模式。商业繁荣、民主政治和帝国权力之间的联系曾经确立、主导和定义了雅典。作为文化的海权很快就深深地扎下根来。[97]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尽管雅典吃了败仗，但还是能恢复过来，重整旗鼓并再次回到帝国进程上来，而且它不是只做到了一次，而是做到了两次。最终，这座城市失去了伯里克利所建帝国的资源，被大陆军事强国压倒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把希腊本土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时，巧妙地夺取了雅典在爱琴海的基地和海军资源。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沿袭了这种从陆地上摧毁海权的战略，[98]两千年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en Bonaparte）也尝试过使用它。
1700139738
1700139739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的消息传来，再次点燃了雅典人胸中的政治野心，激起了又一波海军投资高潮，但希腊化世界的继承者最终粉碎了雅典的海权文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支撑着它独特又原始的意识形态也随之逝去。[99]雅典丰富的文化遗产源自三列桨座战船时代的激烈辩论，它被留存在历史、哲学、戏剧乃至现代民主观念中。后世的城市、国家和思想家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追溯雅典海权的历史。然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纳了这个概念，更多的国家——从罗马到美国——尽管挥舞着象征雅典海军荣耀的徽章，并重述了修昔底德的话语，但它们显然没能成为海权。
1700139740
1700139741
现存的有关海权的古典著述大多是对其政治和文化后果的批评，全都出自精英作家之手。在时间的长河中，有多少不同的声音被打压了下去，又有多少持不同意见者索性保持沉默，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最起码，从精英们批评的激烈程度来看，肯定存在着赞同海权的强有力的亲民主观点。这些精英作家假定他们的读者懂得创造和使用制海权战略的机制，还会把海权当作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对雅典人民的腐蚀来关注。由于认识到了结构变化与海权之间的联系，他们建议放弃海洋，以恢复政治稳定。萨索斯岛的斯特辛布罗特（Stesimbrotus）也许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雅典帝国主义伤害了他的家乡，但使这种主张得到发展的是“老寡头”和柏拉图。对海权的追求导致雅典人口激增，其中包括水手，还有从建筑师到妓女的所有重要辅助人员，并要求重建比雷埃夫斯港。“老寡头”对一个海权社会的崛起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评论：
1700139742
1700139743
在雅典，恰恰是穷人和普通民众比出身富贵的人过得更好，因为正是这些人操纵着舰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力量。是舵手、水手长、助手、船头的瞭望员、造船工这些人，而不是她的重装步兵和出身高贵的人把力量给予了城市。
1700139744
[
上一页 ]
[ :1.7001396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