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39676

1700139677 这个过程是由上至下的。伯里克利利用提洛同盟的资金重建了被薛西斯军队摧毁的雅典卫城，维持了民主制度，并将雅典重新打造成一座宏伟的海权都城。随着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这项工作开始了，它增加了和平时期的国家雇用，确保了熟练工人可以依靠国家工资而不是贵族的仁慈维持生活。雅典精英阶层认为，帝国统治对这座城市产生了“腐蚀”作用，加强了人民对雅典和雅典对阿提卡的控制。民主和海权已经在依赖国家收入维持生活的公民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政党”，民主制度和帝国因此得到了它的支持。[55]这个控制着港口的强大公民团体始终拒绝恢复寡头统治的意向。

1700139678

1700139679 民主政体用一座30英尺[56]高的巨大雅典娜（Athena）雕像来庆祝胜利，这座雕像后来被称为“柏洛马考士”（Promachos，在前线战斗者），建造它的钱来自马拉松战役中获得的波斯战利品。女战神雅典娜在这座城市转向海权之前很久就已经被选为它的守护神了。这座雕像大约建于公元前456年，目的是纪念雅典人的两大成就：马拉松战役和《卡里阿斯和约》——希波战争的第一幕和最后一幕。这座丰碑位于卫城中一处非常显眼的地方，就在卫城山门（Propylea）和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之间，从外部与收纳在希腊世界中最伟大的建筑里的，用黄金和象牙做成的巨大雅典娜雕像形成一对。守护城市的战士与智慧女神全副武装，戴着头盔，盾牌倚在身旁，手持长矛。让女神穿上和重装步兵一样的装备表明，雅典人仍然在用较古老的重装步兵战斗标准来衡量荣誉：他们庆祝的是马拉松，而不是萨拉米斯。[57]雅典娜像在公元前4世纪见证了民主国家的复兴，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并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威尼斯海权的胜利——中遭到破坏。

1700139680

1700139681 胜利的雅典娜是对任何敢于挑战雅典帝国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来自陆地，还是海洋——的警告。她还可以充当航标，引导来访的船进城。地理学家保塞尼亚斯（Pausanias）写道：“那些驶往雅典的人只要能看到这尊雅典娜像的矛尖和盔顶，就马上要到苏尼翁（Sounion）了。”[58]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雅典又在苏尼翁海角建造了另一个伟大的航标，一座波塞冬（Poseidon）神庙，以之作为对海权的庄严庆祝，它还配有船坞，可以充当军港。[59]这些昂贵的纪念碑反映了提洛同盟在演变为一个帝国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比雷埃夫斯的转口港就是这一体系的核心。[60]它们立刻成了水手的力量象征和工具。在一次重大设计变更中，雅典人调整了帕台农神庙建筑群的山门，以强调其海权身份。经过调整之后，每个离开帕台农神庙的人都会看到海权帝国主义的发源地萨拉米斯的全景。

1700139682

1700139683 有了新的公共纪念碑和航标，以及在比雷埃夫斯和其他雅典港口的重要三列桨座战船船坞之后，无可争议的国家领导人伯里克利动身进行一次和平时期的巡航，在攸克星（Euxine，即黑海）。周围“访问外国港口”。这次航行显示了伟大海洋帝国的力量和威严，制止了冲突，支持了民主运动，保障了贸易安全。在舰队的背后，是一个致力于主宰海洋和海上贸易的政体。经济帝国主义的猖獗导致了《麦加拉法令》（Megarian Decree）的颁布：麦加拉因为没有加入雅典帝国而受到惩罚，它的船只不能进入“同盟”的港口。这一法令的目的是绕过与斯巴达签订的《三十年和约》中的条款，通过经济制裁而不是战争手段来重新控制这个关键的战略要地。许多人认为该法令是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对斯巴达权力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早在公元前435年，科林斯与克基拉（Corcyra）发生争执之前，福密俄（Phormio）领导的雅典舰队在安布拉基亚湾（Gulf of Ambracia）所采取的行动已经挑战了科林斯的权威。[61]

1700139684

1700139685 民主的雅典渴望战斗。雅典人打败了波斯大王，超越了昔日的地区霸主斯巴达，并花了20年时间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个帝国，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帝都，这座城市刻意要超越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成为希腊世界的奇观。到了公元前5世纪40年代，雅典的伟大建筑、符号和力量的表现实现了无与伦比的集中。这座城市寻求成为希腊文化领袖的决心与它在建立帝国时表现出的决心相同；文化上的卓越能反映出“雅典权力和财富的增长”，并给其他希腊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62]这与“谦逊”的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修昔底德认为这样的张扬很庸俗，但从那时起，它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随着战争的临近，雅典并没有试着去回避冲突，只是把建造工作从庙宇转移到城墙和海军设施上。人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战争完成了把同盟转化为帝国的过程。[63]

1700139686

1700139687 在讨论战争前景时，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意识到雅典人准备利用跨海登陆来对抗他的军队可能对阿提卡造成损害，而城市和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能够使雅典人成为海军民族。地米斯托克利把港口看得比城市还重，他号召人民在发生战争时放弃城市，聚集到港口去。这个主张实在太激进，他也许是故意这样做的：为了避免做出如此戏剧性的选择，雅典人在公元前458年至公元前457年建造了“长墙”，使雅典即使地处大陆之上，也能拥有岛国的地利。[64]城墙使雅典能够抵御斯巴达的入侵，当雅典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取得胜利后不久，地米斯托克利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

1700139688

1700139689 拥有已完成的长墙，俯首听命的帝国和独一无二、能征善战的专业海军，伯里克利满怀信心地面对与伯罗奔尼撒人进行第二次战争的前景。民主的、海洋的、肆意扩张的雅典具备了充分的金钱、海军力量和经验来运作地米斯托克利铸就的这台“机器”。伯罗奔尼撒人无法在海上与雅典争雄，因为只有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之后还在继续进行昂贵的海军训练。[65]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不要成为土地的奴隶，而要用海军打击来对抗敌人的陆上攻击，并依靠他们在海外的财产来维持生计。这种不对称的战略使得海权“有了极大的重要性”。[66]伯里克利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如果雅典人是岛民，他们会更难被打败，这个思路点明了他们为什么要建造“长墙”。制海权战略还认可了“把城外的一切都交给敌人去摧毁”的做法。为了强调这不是一个新颖的战略，伯里克利刻意引用了萨拉米斯战役时的口号“上船去”：他对“城市”的看法就跟公元前480年时地米斯托克利的看法一样。这种联系是有意为之的：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海权帝国主义的知识先驱，而将之付诸实施的是伯里克利，米卡列和塞斯托斯的胜利者克山提波斯之子。正如一位名不见经传，只被称为“老寡头”、《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之作者的雅典评论家所强调的那样，对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损失的人来说，踏出这样激进的一步是很容易的：这凸显了城市内部的分裂。在他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告诉各城邦，这种由观念而非结构定义的城市愿景才是成功的关键。他颂扬了雅典的观念，赞美了人民的性格，强调了城市的愿景高于现实。雅典人在哪里，雅典就在哪里。当他鼓励雅典人去关注遥远且不确定的事物，而不是城市和雅典土地的安全时，他想象中的“无限帝国”就是一个海权。伯里克利提醒雅典人，作为海洋的统治者，海权的拥有者，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视波斯大王的权威如粪土。他们掌握的海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盟友，比土地和房屋更有价值，他把这些东西斥为“纯粹的摆设”。修昔底德复述了伯里克利的口头禅，即如果雅典满足于维持海军、保护城市，不再扩张帝国，那它就能打败斯巴达。他这样做是为了提出批评，把雅典最终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民粹主义领袖和普通的雅典人，他们放纵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偏离了这一政策。然而，那种标志通往西西里之路、鼓励人们放弃阿提卡和他们代代相传的土地去开辟新领地的意识形态，的确是伯里克利意图的延伸，它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

1700139690

1700139691 伯里克利采取了一种有限的海洋控制战略，试图夺取克里特岛上重要的海军基地，切断伯罗奔尼撒人与埃及的贸易，并攻击沿海城镇，破坏那里的贸易。他的做法延续了雅典几十年来对其“盟友”所采取的强制性经济和军事战略，[67]同时依靠这座高壁深垒的城市的防御力来阻止斯巴达人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伯里克利承认，这场战争代价高昂，而且旷日持久，但如果雅典能够抵御住扩张帝国的诱惑，它毫无疑问会获得胜利。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历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支持。然而，他低估了失去麦加拉的控制权所造成的影响，低估了找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结盟来牵制斯巴达军队的必要性，低估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和”。把阿提卡的人口全部带到城市里来，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伤寒暴发，伯里克利本人和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此丧生。

1700139692

1700139693 尽管伯里克利的战略没有奏效，但在斯法克蒂里亚实施的两栖作战计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使雅典在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因对这次谈判贡献很大的雅典将军而得名）中获得了有利条件。斯法克蒂里亚之战还使人们重新开始估算帝国的贡赋，包括计划把帝国扩张到西西里和东方去。正如修昔底德所言，和平只是激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给雅典民众带来了太多的能量和欲望，使他们无法安定下来，实现稳定的和平。”[68]

1700139694

1700139695 当战争重新开始时，雅典将军亚西比德（Alcibiades）像地米斯托克利和克里昂（Cleon）一样，认识到了制海权战略需要陆地上的盟友。他与阿哥斯结为同盟，希望能让斯巴达无暇处理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事情，而雅典或许可以借机占领麦加拉，封锁战略要地科林斯地峡。他的方法差点取得了成功，但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人在曼提尼亚（Mantinea）取得的胜利破坏了同盟，并推翻了阿哥斯的民主政府。

1700139696

1700139697 曼提尼亚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引发任何严肃的战略反思，反而让雅典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叙拉古上，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人们羡慕和想要占领的对象。[69]在伯里克利所缔造的这座伟大城市的结构里，嵌入了傲慢的因子，受其鼓舞，雅典人心中燃起了过大的野心，这种野心将在西西里岛上招来灾难。然而，在叙拉古遭遇的灾难也揭示了雅典国家的潜在力量。雅典民主国家在一个制海权被其海军基地掌握着的战区中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迫使斯巴达人与它和谈。但出于对实力的自负，雅典的潜在力量被高估了。激进的民众动员了实力空前的海军力量，却没能理解他们的优势是多么的脆弱，他们以拙劣的理由处决了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战役中获胜的指挥官[70]，加剧了自己的错误。这种傲慢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公元前405年，雅典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战役中被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打败。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急于把雅典舰队从它们的海岸边赶走，并阻止民主制度的发展，它们用寡头政治取代了雅典的民主制，将其舰队削减至只有12艘船，并拆毁了长墙。虽然这些条款被证明是暂时的，但失去了海洋帝国及其提供的资源意味着雅典不再是一个大国。正如玛莎·泰勒（Martha Taylor）所言：“修昔底德根本没有用演说证明伯里克利的智慧，他似乎强调了伯里克利的预言有很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斯巴达人学会了在海上作战，他们占领了阿提卡，并在波斯的支持下赢得了战争。”[71]

1700139698

1700139699 伊哥斯波塔米战役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海军主导的政治实体，使得“三十僭主”夺取了政权，并试图颠覆民主进程。他们开始改变或移除民主的符号；在普尼克斯山（Pynx）上举行公民大会时要面朝内陆而不是大海，僭主们还筹划着摧毁船坞。他们对海军和比雷埃夫斯——最激进的民主派的发源地——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72]这不仅是一种感情，也不仅是陆地文化对海洋文化的厌恶。这是对支撑海军和帝国的民主平等的深仇大恨。比雷埃夫斯人民领导了民主的反革命。

1700139700

1700139701 帝国的贡赋使雅典能够“维持足够大的舰队，以确保控制海洋”。[73]雅典采用了海权身份，并创建了一个资源丰富的海洋帝国来维持这种身份，从而成了一个大国。海权靠的是海洋控制和法庭，巡洋舰和法学家。它在和平时期所提供的保安服务，对付的是海盗和其他低层次的挑战，给帝国的税收和法律提供了合理性。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第一个海权，雅典错把海权当成了真实的力量是可以原谅的。由于一个重要的大陆盟友都没有，雅典只能通过拖垮对手的经济来打败与它实力相当的陆上强国，当敌人鄙视金钱、以进行近距离的步兵战斗为荣时，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最能干的雅典政治家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并据此制定了他们的外交政策。其他人则甘冒一切风险，其中包括让帝国一直维持着要靠在堂吉诃德式的海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才能保持的海洋控制。[74]

1700139702

1700139703 西西里远征军在叙拉古的溃灭使敌人有能力在海上挑战雅典人，而且，无论雅典人赢得多少次海战的胜利，他们都缺乏陆军力量，无法将海上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和平。战争的成果始终是有限的。沉没的船只和溺死的雇佣桨手永远打不败斯巴达。相比之下，一次海战的失败就足以让雅典的海权帝国崩溃。如果可以选择，希腊的城市和岛屿会更喜欢自由，而不是雅典统治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事实证明，对所有海权来说，地方上的寡头政治都是难缠的对手。那些主要利益都在土地和地方上的领袖们推动了海洋帝国的解体，从雅典到大英帝国莫不如此，这是文化的基本冲突。

1700139704

1700139705 在此要对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联系进行重申。所有海权都是由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即寡头共和制来创造和维持的。[75]相对的政治包容对建立海权国家至关重要，它要走在采纳海权身份之前。与此相反，政治包容与作为战略的制海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必要的意志和财富，任何国家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以创造海军力量。波斯的海军力量比雅典强得多，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没有把波斯帝国描述为一个海权。构建一个海权需要有政治、社会和财政上的变革，其中包括建立包容性的政治，最终才能形成一种鲜明的文化身份。在雅典，从寡头政治到民主制——新身份的核心——的转变先于文化转变。三列桨座战船使希腊诸城市面临艰难抉择。大多数城邦，其中许多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声誉，都无法为这种新的海军实力标准提供资金，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愿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只有民主的雅典能够维持新的海军，并通过第二次政治革命成为一个海权帝国。当雅典大举扩张时，大多数希腊国家的海军力量正摇摇欲坠。可以用希腊世界中的罗得斯作为例子证明这种分析。罗得斯上的贵族，就像后来继承他们的威尼斯人一样，与广大民众一起密切地参与海军活动。[76]罗得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上，并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分享权力和利益，从而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虽然罗得斯太小，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但事实证明，民主的罗得斯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了自己的力量。

1700139706

1700139707 创造一个海权需要对国家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在国家武库中建造和维持国有战舰以及在国有港口运营所需的资金。这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雇用大量的海军人员，这一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虽然“冲击被薛西斯入侵引发的大型动乱所吸收，但这不应该使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规模视而不见”。[77]雅典的民主制度迫使富人支付舰队的运营费用，从而带来了漫长而痛苦的政治斗争和一部极富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支付这些费用是舰长（trierarch）的职责，担任这一职务的指挥官要负担三列桨座战船的运营和维护费用。这一义务是由精英阶层履行的，这个富人阶层还要为戏剧、市政项目和其他宗教仪式聚会出资。他们接受这些负担是为了免遭公众羞辱，并保护他们的阶级不受雅典政治制度演变中固有的平等化倾向的影响。一旦确定了要动员的船只数量，就会每年指定一批人捐助它们的费用，那些能够证明其他人比自己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可以得到豁免。[78]

1700139708

1700139709 尽管精英阶层接受了舰长职务，通过把勇气和慷慨结合在一起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长期冲突的高昂代价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还是促使人们改变了观念，从把这种负担视为一种个人任务转变为将之看作是由整个阶级分担的国家任务。这使贵族英勇的神话得以流传下去，对雅典精英来说，这一声望是非常珍贵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舰长的捐资被标准化了，这将一个会导致高昂费用的独特角色转变为一种更接近常规税收的东西，从而分散了负担。在推翻寡头政治之后，获胜的民主派允许合捐，以此作为对一个受到侵害的阶级的让步。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潜在的舰长人选数量扩大到1200人至1500人。[79]利用这一制度，雅典成了一个海权，一个民主、有增税能力、好战的国家，足以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只用了80年就重建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变化引起了相当严重的内部斗争。

1700139710

1700139711 对计税基础进行有效的长期管理是维持海权的关键。不断增加的费用，加上新型的、更大的战舰，“五列”和“六列”——每支桨由两个人来划，取代了三列桨座战船那种一个桨手划一支桨的方式——要求雅典人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扩大阶级基础，加大在国家资金不足时通过公众自愿捐款来募集资金的范围。国家需要钱来购买人力和补给品——他们有大量的船只。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调整了这一制度，使人们可以在他们的个人财富、更公平的计税基础、扩大了参与范围的改革基础上缴纳舰长基金。这些变化调整了民众与富有精英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国家出资所占的比率有了重大的——虽然有所波动——变化，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60%至70%降到了公元前4世纪40年代的20%。舰长们要求得到褒奖。[80]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这项义务。

1700139712

1700139713 失败之后是反思。由雅典精英撰写的“对海权的首次持续性分析”试图在爱国主义与紧迫的政治议程之间找到平衡。伯里克利夸夸其谈地宣扬着对海权的信仰，但这一套可说服不了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已经注意到了后来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强调的一些能够反映战争真实本质的现实——不和、机会和人性的弱点，正是这些因素使雅典无法取得最终的成功。帝国的贡赋制度是脆弱的，附庸国的忠诚不过是权力的映射，不靠暴力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它反倒使斯巴达成了自由的捍卫者。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利的主张与长期现实进行了对比。支撑着海权的文化、政治和战略思想制造了敌人，因此，它们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地米斯托克利积极倡导民主，威胁到了斯巴达体系，同时，雅典取代了科林斯，成为在海上贸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伯里克利的成功只是反衬出了当小人物掌权后会随之而来的灾难。最终，事实证明，比起船只和对海洋的控制来，斯巴达的力量和波斯的黄金更历久不衰。海权没能通过最终的测试，是因为雅典没有认识到它的战略局限性。在遭遇失败时，雅典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却没表现出多少政治洞察力。

1700139714

1700139715 修昔底德不赞成雅典的海权帝国主义。[81]虽然他赞扬了伯里克利的领导能力，但他对雅典帝国的终结并无遗憾，因为他反对使它得以建立的大众民主，也反对它所支持的文化假设。伯里克利被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和地米斯托克利建立的政体囚禁住了，这是一个期望成功的民众大会，因为权力和荣耀而变得傲慢起来，缺乏洞见来认识自己的根本弱点，宁愿处决失败的将军和反抗的附庸。[82]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对民主、帝国主义和海权的持续批判。此外，事实证明，这些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协同形式——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令人沮丧：跟它们一刀两断。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曾经公然反抗并击败过一个强大无匹的普世君主国的雅典从一个英雄城邦变成了一个海上的暴君，一个当代的米诺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向被蒙蔽的雅典人讲真话时质疑了这一过程，并解释了迫在眉睫的灾难。雅典的海权是暴政，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帝国的终极困境——正是其戏剧性的核心[83]。尽管一些读者认同这一论点，但更多的读者只满足于那些更简单的、关于制海权战略优点的信息，这些信息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失去了精妙之处。

1700139716

1700139717 修昔底德对海权之广泛影响的强调被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刻意误读了，他们把雅典的海权看作一种战略选择。德国学者的大陆式假设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事实，即雅典的海权远不只是一种战略。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德意志帝国著名的“舰队教授”（Flottenprofessoren）之一——在解释米提亚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时，就好像他们是当代柏林的政治家，正要求在占据优势的军队里再增加一支强大的海军似的，同时，他又谴责雅典的民主是“永久的无政府状态”。[84]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民主要走在海权前头。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迈尔认为战争是历史的必然，他憎恨民主，强调伟人的作用、自由意志和机会胜过更为程序化的分析工具。[85]把公元前480年以后的雅典当作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前身是非常不诚实的。他一定知道，他非常厌恶的英国正是现代的雅典。

1700139718

1700139719 在马拉松战役和攸里梅敦河战役之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雅典被重建为一个海权帝国，建立了维持一支规模和质量超过所有其他希腊舰队的三列桨座战船海军所必需的政治和财政结构，在爱奥尼亚击败了波斯大王并挑战了他在埃及的帝国统治。雅典试图去做的不过就是打败威廉二世时期的国际政治（Weltpolitik）所渴望建立的那种普世君主国。[86]除此之外，民主——雅典海权的政治基础——会把权力授予没有土地和财富的城市人口，这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深恶痛绝的。虽然把雅典重建为一个海权，并维持着一支昂贵的专业海军是出于对波斯普世君主国的恐惧，但修昔底德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希腊国家发展的良好基础。[87]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把权力给了那些没有土地或财产的人，并鼓励领袖用未来繁荣的愿景欺骗民众。由于必须在这种政治结构里工作，伯里克利别无选择，只能创造一种可以把所有公民都包括进去的身份，这种身份建立在由海洋和帝国活动所保障的繁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可能造成社会冲突和永久停滞的平衡经济再分配的内部措施之上。斯巴达人对造就了雅典海权帝国的民主、不和谐以及大胆的文化感到震惊。制海权战略只不过是海权国家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所以获胜的斯巴达把寡头政府强加给了雅典，摧毁了它的舰队，破坏了“长墙”。

1700139720

1700139721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海权国家的建立和伯里克利的海权战略进行了持续的批判。雅典人关注的原本是阿提卡的传统城市，它由城墙来界定，四周都是陆地，而伯里克利把他们的目光引向大海，让他们做大海的主人。他声称制海权和帝国将补偿斯巴达军队对阿提卡造成的破坏。修昔底德不赞成这种想法，他认为雅典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原因正是拥有土地的寡头——与斯巴达的战争使他们损失惨重——与没有土地所以也没有损失的城市民众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的停滞。这种新身份的一个后果是，“雅典人觉得自己对岛屿（以及可以被雅典人想象为岛屿的沿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所有权，就连那些没有与雅典结盟的地方也不例外”。雅典对岛屿的兴趣预示着他们对米洛斯和西西里发动的战争。[88]在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精神世界里，也存在着这种对岛屿的迷恋。海权认为，那些从位置和功能上看属于岛屿或海洋的土地及领地是值得为之战斗的，还认为所有的岛屿都是它们的财产。

1700139722

1700139723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时，雅典的海权身份仍然显著。民众向大海寻求权力和利益，这迫使他的继任者继续执行他的意志。伯里克利巧妙地吸引民众来参与国政，这鼓励了后来的民粹主义领袖用带给他们财富和奢侈品的承诺来换取他们的选票。依赖贸易和进口粮食生活的城市居民与重视土地和农业的旧价值观没多少关系，在接受新愿景时也没那么犹豫。修昔底德将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归咎于海权文化。雅典人的胆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乐于旅行，并且认为愿望一旦冒出来就要马上去做。他们不尊重别人的财产，也不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从城邦到海权的转变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种“暴政”，使得对米洛斯岛进行屠杀成了在一座岛屿挑战帝国权威时合乎逻辑的反应，最后还导致了西西里岛的灾难——试图去征服一个比雅典国家还大的岛屿。在叙拉古的最后一战中，尼西阿斯看到部队士气低落，就试着用他们旧时“雅典城”的观念去鼓舞他们。修昔底德更喜欢坐落在阿提卡的那座被城墙包围的城市，还有城外的大地。柏拉图也是如此。

1700139724

1700139725 在《尼西阿斯和约》还有效的那段时间里，雅典人严重地高估了制海权的战略分量和影响范围，认为无论其大小，每个岛屿都是他们的领土。公元前416年对米洛斯的攻击就是这种傲慢的结果。它被征服只因为它是一个岛屿，而所有的岛屿都属于雅典。极端暴力的使用强调了雅典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力量。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让雅典的制海权战略显得软弱无力。当雅典人在曼提尼亚失败后，他们选择的是攻击叙拉古，而不是保卫阿提卡，放弃了旧日的土地价值体系。[89]这可能是想要仿效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Brasidas）的战略，伯拉西达以进攻能提供重要的木材和海军物资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来应对斯法克蒂里亚的灾难。依照伯里克利的计算，这个帝国/海军城镇比阿提卡更要紧，正如伯拉西达所预料的，雅典人准备为之一战。修昔底德因为没能保住这座城市而蒙羞[90]，而民粹主义领袖克里昂在试图收复这座城市的战斗中丧生。然而，雅典人多年来一直盯着西西里，甚至可能在打更远的迦太基的主意。正如修昔底德所言，他们“成了置身远处，为爱痴狂的恋人”[91]。这种痴迷对海权来说很典型，它与斯巴达人及其他大陆民族那种明显要狭隘得多的视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上一页 ]  [ :1.7001396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