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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被伯里克利的把势力延伸到大海那边去的城市愿景所迷惑,选择了与叙拉古开战,作为一种间接粉碎斯巴达的战略。对一个海权来说,这是种显而易见的战略。修昔底德显然反对舰队起航时那种庸俗的展示,以及投入这一事业中的大量人力和金钱,这表明他觉得真正的雅典城市就在阿提卡,不在大海那边。雅典需要一个盟友来对付陆地上的主要敌人,以防止必然会遭到的反击,即斯巴达军队对阿提卡的掠夺,伯里克利最有才华的继任者亚西比德觉察到了这一现实。[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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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所采用的策略把人们带离了有形的城市,设定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使雅典变得大胆、外向、充满活力和进取心。它把雅典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国家,一种归属感,而不是一种物质结构,这是一种完全靠不住的观念。修昔底德记录了叙拉古人对希腊海权所下的定论:作为渡海来到这里的科林斯人的后裔,他们觉得雅典人只不过是些受到波斯入侵威胁才跑到海上来的大陆人罢了。[93]这种深刻的观察证明了雅典海权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它并不具有地理上的必然性。选择的要素是有后果的。雅典的航海技术并不是它独有的:任何人都能掌握这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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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墙”使雅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岛屿时,它们也确保了“民主的永久统治”[94]。正如修昔底德指出的,雅典内部的贵族派反对建造长墙,他们宁愿与斯巴达谈判,也不愿让民主的控制变成永久的。破坏这些城墙是斯巴达胜利的象征——因为它们与民主紧密相连。[95]归根究底,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要依赖大众政治和一个不断增税的战争国家才能存在,对所有参与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人来说,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那些仅仅把雅典人看作是海洋战略倡导者的现代战略家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即战略只是争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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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更清楚这一点,他把雅典的失败归咎于停滞、内部斗争,而不是敌人的行动。这是故意的讽刺。他的读者都知道,公元前404年的战败,也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斯巴达军队仍然占领着他们不设防的城市。他用讽刺来迫使公民同胞正视他们对失败所应负的民主责任。伯里克利的海权专注“帝国、舰队和权力”,而不是在阿提卡的那座城市,它带来的是失败而不是胜利。修昔底德非但没有批评伯里克利的继任者未能实施他的政策,反而辩称他们遵循了同样的轨迹,但信奉海权的民众从他们手里夺走了对进程的控制权。最终,他把雅典的衰落归咎于对帝国的贪婪追求和征服,为此,人们不惜牺牲阿提卡和这座城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就是它的衰落,他在对帝国本身的追求(和征服)中看到了毁灭。”[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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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修昔底德对海权的考察解读为一种警告,而不是一种认可,它是对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的海军愿景的必要修正。他最有力的论据是萨摩斯的雅典舰队对公元前411年阿提卡寡头政变的反应。“民主”舰队被迫在有形的城市和伯里克利的海权愿景之间做出选择,它们没有选择攻击母邦,因为这将给斯巴达提供机会切断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粮食供应。它们选择保卫有形的城市,这就是修昔底德想要教给我们的永恒的一课。他没有提到海军在伊哥斯波塔米遭受的最后一次失败,也没有提到获胜的斯巴达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这些事不过是真正灾难的副产品,而真正的灾难是雅典选择了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海权身份,使它走上了与斯巴达和波斯发生冲突的道路,这个联盟是它无法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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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现象和战略力量的雅典海权所具有的惊人复原力确立了一种模式。商业繁荣、民主政治和帝国权力之间的联系曾经确立、主导和定义了雅典。作为文化的海权很快就深深地扎下根来。[97]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尽管雅典吃了败仗,但还是能恢复过来,重整旗鼓并再次回到帝国进程上来,而且它不是只做到了一次,而是做到了两次。最终,这座城市失去了伯里克利所建帝国的资源,被大陆军事强国压倒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把希腊本土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时,巧妙地夺取了雅典在爱琴海的基地和海军资源。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沿袭了这种从陆地上摧毁海权的战略,[98]两千年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en Bonaparte)也尝试过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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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的消息传来,再次点燃了雅典人胸中的政治野心,激起了又一波海军投资高潮,但希腊化世界的继承者最终粉碎了雅典的海权文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支撑着它独特又原始的意识形态也随之逝去。[99]雅典丰富的文化遗产源自三列桨座战船时代的激烈辩论,它被留存在历史、哲学、戏剧乃至现代民主观念中。后世的城市、国家和思想家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追溯雅典海权的历史。然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纳了这个概念,更多的国家——从罗马到美国——尽管挥舞着象征雅典海军荣耀的徽章,并重述了修昔底德的话语,但它们显然没能成为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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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有关海权的古典著述大多是对其政治和文化后果的批评,全都出自精英作家之手。在时间的长河中,有多少不同的声音被打压了下去,又有多少持不同意见者索性保持沉默,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最起码,从精英们批评的激烈程度来看,肯定存在着赞同海权的强有力的亲民主观点。这些精英作家假定他们的读者懂得创造和使用制海权战略的机制,还会把海权当作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对雅典人民的腐蚀来关注。由于认识到了结构变化与海权之间的联系,他们建议放弃海洋,以恢复政治稳定。萨索斯岛的斯特辛布罗特(Stesimbrotus)也许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雅典帝国主义伤害了他的家乡,但使这种主张得到发展的是“老寡头”和柏拉图。对海权的追求导致雅典人口激增,其中包括水手,还有从建筑师到妓女的所有重要辅助人员,并要求重建比雷埃夫斯港。“老寡头”对一个海权社会的崛起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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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恰恰是穷人和普通民众比出身富贵的人过得更好,因为正是这些人操纵着舰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力量。是舵手、水手长、助手、船头的瞭望员、造船工这些人,而不是她的重装步兵和出身高贵的人把力量给予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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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在雅典,“我们成了奴隶的奴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地米斯托克利用桨垫和桨把这座城市弄得堕落了的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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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也承认帝国的海洋议程具有制造分裂的性质,他很可能是在回应“老寡头”[101]。事实上,他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中对海权的处理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相对较新的论辩思路,与他在第一卷中的介绍性处理是一致的,在该处,他强调了制海权——帝国的关键——的优势超过了陆战那微不足道的成果。海权使雅典变得富裕,但也导致了公元前404年的失败。虽然帝国看上去成功而光荣,但它是一种暴政,需要做出强硬的选择,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就是一个例子。第二次雅典同盟再次引发了辩论。公元前355年,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谴责海权是专横且令人沮丧的,是暴政、不公、懒惰、目无法纪和贪得无厌的根源。很明显,把政治权力交给那些靠划桨来从国家手里挣钱谋生的地位低下的人,就只会有这种结果。[102]色诺芬怀着贵族们对划桨手汗流浃背的劳动所抱有的典型蔑视,声称雅典人可以留在家里,通过手工业牟利,而不需要追求海权。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中得出了这些观点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他在书中建议,一个旨在实现和平的城市不应该位于能看得到大海的地方:港口使人民变得心怀鬼胎、不可信任,因为海战是怯懦的,与重装步兵战斗正好相反。他瞧不起萨拉米斯的胜利。[103]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柏拉图所担心的那些危险并非杞人忧天,但他也认为沿海地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具有优势。他建议在城市和港口之间建立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一道防火墙,有效地设置一条警戒线,以防止危险的贸易和对外交往蔓延到城邦的精神中心。虽然他认为寻求成为一个统治海洋的岛屿城市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制海权仍然很重要。亚里士多德的模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在希腊化时代,海军力量的作用是支持专制的大陆国家的军事活动,而不是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和战略概念。[104]失去了帝国的雅典被马其顿的军事力量征服了。雅典的民主和雄辩无法抵御方阵和攻城机器——因为它没有足以换来盟友或雇佣一支大舰队的钱。希腊化的作家了解制海权,但希腊化世界里没有海权。举例来说,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海洋国家是罗得斯,但它实在太小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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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重复了希腊人对海权的批评:西塞罗(Cicero)把希腊的堕落和不幸归咎于大多数希腊城市靠近海岸。李维(Livy)重申了这种反迦太基的宣传。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对罗马和迦太基进行比较之后,强调了陆权的道德优越性,但他没有考察海权的概念。这位希腊流亡者为了向希腊读者解释罗马的兴起而写作,他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自己的文字以迎合新主人,这是一个无从查证的问题。[106]罗马人在诋毁迦太基的文化时使用了柏拉图的批判;他认为城市应该离海洋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公元前150年被罗马人当成了战争目标,导致了第三次布匿战争。这些事件促使阿庇安(Appian)创作了一篇在迦太基元老院谴责海权的演讲,其论据要么来自某本已经遗失了的波利比乌斯著作,要么直接来自柏拉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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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海权的敌意来自航海产生之前的一个“黄金时代”的朦胧观念,以及对英勇的步兵战斗所定义的个人荣誉的痴迷,这种痴迷受到了精英作家——包括修昔底德——的反民主偏见的驱动。海权无须依赖农业劳动或地产就能提供粮食,它养活了人民,使他们能够在海洋产业中工作。希罗多德是在全希腊都卷入了萨拉米斯的光荣并齐心协力从波斯的威胁中解救了希腊(Hellas)的时代进行写作的,他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就连这位“历史之父”也承认并批评了随后雅典帝国实行的海上暴政。这两部伟大的史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权力和身份的普遍观点,这些观点在它们最初的读者中很流行。文本证据强调了雅典作家与前辈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社会一分子来创作的,这个社会对其自身和别人如何理解它非常着迷;在帝国短暂的辉煌消逝之后很久,它还在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这些文本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种罗列着统治者名字的死板清单不同:它们生动、鲜活地反映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自其他海权国家的证据表明,这些辩论是海权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罗马人要销毁迦太基文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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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第一个选择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国家;它的前辈都是岛屿、小城市或是在大陆大国塑造的世界里挣扎的边缘国家。雅典人借鉴了腓尼基的观念和方法,但他们的方法在形式上更加军事化。作为民主政体的一分子,雅典人在建立帝国以维持其舰队之前,利用产量惊人的银矿建立了一支专门用于战争的舰队,从而确保了他们的独立。这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了一个海权大国。民主政治和海军力量的结合使海权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也让同时代的陆上强国感到惊恐。在米卡列和攸里梅敦河取得的惊人胜利加剧了斯巴达人的焦虑,修昔底德认为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制海权战略,雅典需要一个海洋帝国,以便供养一支花费巨大的专业三列桨座战船海军,这使提洛同盟从雅典领导下的一个共同安全条约堕落为一种帝国“暴政”。虽然这种做法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但对雅典的海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尝到了海权的甜头——帝国、荣耀、繁荣和地位——雅典人就无法放手了。公元前411年,由于精英阶层难以承受长期海战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他们发动了旨在恢复寡头政治的政变,但却被比雷埃夫斯那些靠海军维生的居民给打败了。海权国家成为帝国,是为了获得与同时代主要的普世君主国竞争所必需的资源,而且,尽管它们嘴里说自己是为了防卫和生存,但实际上它们同样是帝国,同样致力于征服和剥削。雅典的帝国主义使古希腊最大的帝国主义者斯巴达可以声称他们是为了全希腊的自由而战,当然,拉科尼亚(Laconia)和美塞尼亚(Messenia)除外[108]。这种自由是用波斯的黄金买来的,它没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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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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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naldo Momigliano,‘Sea-Power in Greek Thought’,inSecond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Rome
:Storia e Letteratura,1966,pp.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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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llinga,‘The Ancestry of the Trireme’(pp.7-12)支持了修昔底德的分析;布罗代尔的《古代世界的地中海》一书强调了腓尼基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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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1588年前后的英国海权神话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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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Gould,Herodotus,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89,H.3.4 and H.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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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因为定都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塞伊斯城而得名。在这一王朝统治时期埃及摆脱了亚述帝国的控制,恢复了独立,它在希腊人的帮助下从事海上贸易并建立了海军,一时之间恢复了埃及的繁荣。但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塞伊斯王朝灭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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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Foster,Thucydides,Pericles,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5 fn.9是此类观点的一个样本。福斯特认为修昔底德是雅典帝国主义和伯里克利强硬的、物质主义的帝国愿景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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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Rawlings,The Ancient Greeks at War,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5-106;R.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47,该页引用了修昔底德,T.II.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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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oster,Thucydides,Pericles,pp.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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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元前415年,为了夺取西西里岛的土地和财富,雅典军队发动了远征。战争初期,雅典取得了一些胜利,包围了西西里岛上的重要城市叙拉古,但斯巴达人和科林斯人赶来援助叙拉古。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海陆两方向雅典军队进攻,不断取胜,最后在公元前413年完全歼灭了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军队。雅典损失了大约5万人和200多艘战舰,并耗费了大量金钱,却一无所得,实力大受损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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