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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在雅典，“我们成了奴隶的奴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地米斯托克利用桨垫和桨把这座城市弄得堕落了的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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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也承认帝国的海洋议程具有制造分裂的性质，他很可能是在回应“老寡头”[101]。事实上，他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中对海权的处理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相对较新的论辩思路，与他在第一卷中的介绍性处理是一致的，在该处，他强调了制海权——帝国的关键——的优势超过了陆战那微不足道的成果。海权使雅典变得富裕，但也导致了公元前404年的失败。虽然帝国看上去成功而光荣，但它是一种暴政，需要做出强硬的选择，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就是一个例子。第二次雅典同盟再次引发了辩论。公元前355年，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谴责海权是专横且令人沮丧的，是暴政、不公、懒惰、目无法纪和贪得无厌的根源。很明显，把政治权力交给那些靠划桨来从国家手里挣钱谋生的地位低下的人，就只会有这种结果。[102]色诺芬怀着贵族们对划桨手汗流浃背的劳动所抱有的典型蔑视，声称雅典人可以留在家里，通过手工业牟利，而不需要追求海权。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中得出了这些观点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他在书中建议，一个旨在实现和平的城市不应该位于能看得到大海的地方：港口使人民变得心怀鬼胎、不可信任，因为海战是怯懦的，与重装步兵战斗正好相反。他瞧不起萨拉米斯的胜利。[103]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柏拉图所担心的那些危险并非杞人忧天，但他也认为沿海地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具有优势。他建议在城市和港口之间建立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一道防火墙，有效地设置一条警戒线，以防止危险的贸易和对外交往蔓延到城邦的精神中心。虽然他认为寻求成为一个统治海洋的岛屿城市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制海权仍然很重要。亚里士多德的模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在希腊化时代，海军力量的作用是支持专制的大陆国家的军事活动，而不是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和战略概念。[104]失去了帝国的雅典被马其顿的军事力量征服了。雅典的民主和雄辩无法抵御方阵和攻城机器——因为它没有足以换来盟友或雇佣一支大舰队的钱。希腊化的作家了解制海权，但希腊化世界里没有海权。举例来说，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海洋国家是罗得斯，但它实在太小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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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重复了希腊人对海权的批评：西塞罗（Cicero）把希腊的堕落和不幸归咎于大多数希腊城市靠近海岸。李维（Livy）重申了这种反迦太基的宣传。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对罗马和迦太基进行比较之后，强调了陆权的道德优越性，但他没有考察海权的概念。这位希腊流亡者为了向希腊读者解释罗马的兴起而写作，他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自己的文字以迎合新主人，这是一个无从查证的问题。[106]罗马人在诋毁迦太基的文化时使用了柏拉图的批判；他认为城市应该离海洋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公元前150年被罗马人当成了战争目标，导致了第三次布匿战争。这些事件促使阿庇安（Appian）创作了一篇在迦太基元老院谴责海权的演讲，其论据要么来自某本已经遗失了的波利比乌斯著作，要么直接来自柏拉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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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海权的敌意来自航海产生之前的一个“黄金时代”的朦胧观念，以及对英勇的步兵战斗所定义的个人荣誉的痴迷，这种痴迷受到了精英作家——包括修昔底德——的反民主偏见的驱动。海权无须依赖农业劳动或地产就能提供粮食，它养活了人民，使他们能够在海洋产业中工作。希罗多德是在全希腊都卷入了萨拉米斯的光荣并齐心协力从波斯的威胁中解救了希腊（Hellas）的时代进行写作的，他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就连这位“历史之父”也承认并批评了随后雅典帝国实行的海上暴政。这两部伟大的史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权力和身份的普遍观点，这些观点在它们最初的读者中很流行。文本证据强调了雅典作家与前辈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社会一分子来创作的，这个社会对其自身和别人如何理解它非常着迷；在帝国短暂的辉煌消逝之后很久，它还在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这些文本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种罗列着统治者名字的死板清单不同：它们生动、鲜活地反映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自其他海权国家的证据表明，这些辩论是海权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罗马人要销毁迦太基文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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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第一个选择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国家；它的前辈都是岛屿、小城市或是在大陆大国塑造的世界里挣扎的边缘国家。雅典人借鉴了腓尼基的观念和方法，但他们的方法在形式上更加军事化。作为民主政体的一分子，雅典人在建立帝国以维持其舰队之前，利用产量惊人的银矿建立了一支专门用于战争的舰队，从而确保了他们的独立。这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了一个海权大国。民主政治和海军力量的结合使海权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也让同时代的陆上强国感到惊恐。在米卡列和攸里梅敦河取得的惊人胜利加剧了斯巴达人的焦虑，修昔底德认为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制海权战略，雅典需要一个海洋帝国，以便供养一支花费巨大的专业三列桨座战船海军，这使提洛同盟从雅典领导下的一个共同安全条约堕落为一种帝国“暴政”。虽然这种做法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但对雅典的海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尝到了海权的甜头——帝国、荣耀、繁荣和地位——雅典人就无法放手了。公元前411年，由于精英阶层难以承受长期海战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他们发动了旨在恢复寡头政治的政变，但却被比雷埃夫斯那些靠海军维生的居民给打败了。海权国家成为帝国，是为了获得与同时代主要的普世君主国竞争所必需的资源，而且，尽管它们嘴里说自己是为了防卫和生存，但实际上它们同样是帝国，同样致力于征服和剥削。雅典的帝国主义使古希腊最大的帝国主义者斯巴达可以声称他们是为了全希腊的自由而战，当然，拉科尼亚（Laconia）和美塞尼亚（Messenia）除外[108]。这种自由是用波斯的黄金买来的，它没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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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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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naldo Momigliano,‘Sea-Power in Greek Thought’,inSecond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Rome
:Storia e Letteratura,1966,pp.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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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llinga,‘The Ancestry of the Trireme’（pp.7-12）支持了修昔底德的分析；布罗代尔的《古代世界的地中海》一书强调了腓尼基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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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1588年前后的英国海权神话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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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Gould,Herodotus,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89,H.3.4 and H.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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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因为定都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塞伊斯城而得名。在这一王朝统治时期埃及摆脱了亚述帝国的控制，恢复了独立，它在希腊人的帮助下从事海上贸易并建立了海军，一时之间恢复了埃及的繁荣。但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塞伊斯王朝灭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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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Foster,Thucydides,Pericles,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5 fn.9是此类观点的一个样本。福斯特认为修昔底德是雅典帝国主义和伯里克利强硬的、物质主义的帝国愿景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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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Rawlings,The Ancient Greeks at War,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5-106;R.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47,该页引用了修昔底德，T.II.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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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oster,Thucydides,Pericles,pp.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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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元前415年，为了夺取西西里岛的土地和财富，雅典军队发动了远征。战争初期，雅典取得了一些胜利，包围了西西里岛上的重要城市叙拉古，但斯巴达人和科林斯人赶来援助叙拉古。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海陆两方向雅典军队进攻，不断取胜，最后在公元前413年完全歼灭了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军队。雅典损失了大约5万人和200多艘战舰，并耗费了大量金钱，却一无所得，实力大受损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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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awlings,The Ancient Greeks at War,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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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Gabrielsen,Financing the Athenian Fleet
:Public Tax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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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llinga,Ships and Sea-Power,pp.117-119,the quote is from Herod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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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allinga,Ships and Sea-Power,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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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5.66,H.5.78。除非另有说明，我使用的都是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1858年的译本。Gould,Herodotus,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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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德拉克玛：古希腊货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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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H.5.91 and H.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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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Wallinga,Ships and Sea-Power,pp.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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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劳里厄姆：城镇名。在今希腊阿提卡州，濒临爱琴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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