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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桨座战船是海权的武器，它是一种设计简单的舰船，利用速度和技巧来撞击和摧毁敌舰。要用好它必须有熟练的舵手和划桨手。然而拥有大港（Great Harbour）的叙拉古人已经证明，装载着更多步兵的重型战舰可以通过正面撞击来抵消航海技术的作用。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一世（Dionysius Ⅰ）专门开发了“五列”的战船来对抗迦太基的海战技术。在这种战船上，原本的三列划桨手增加至五列，上面的两排桨每根由两个人来划，使划桨手人数超过了300名，这样就无须增加熟练桨手的数目了。五列战船的设计目的是通过直接的、船头对船头的或是正面的撞击来击败三列桨座战船，从而将对熟练舵手的要求降至最低。这种战斗的第一个例子发生于公元前397年。[33]然而，五列战船的速度比三列桨座战船要慢，机动性也较差。为了保留这些重要的海上属性，迦太基人开发出了四列战船，这种战船只有两排桨，每支桨由两个人划，再用五列战船做旗舰。在米列战役中，罗马人动用了100艘五列战船和20艘三列桨座战船。他们忽略了四列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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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尽管海战频繁且代价高昂，但双方在战略上都是优柔寡断的。只要双方在当地还保有海军基地，他们就可以更换损失的船只，调集新的船员，重返战场。[34]公元前256年，双方都对这种战略僵持局面深感疲惫，于是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再次起用了阿加托克利斯的战略，在一场重要的海战中打通了通往北非的海上通道，让一支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了。如果能在陆地上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迦太基人将被迫撤离西西里、科西嘉和撒丁岛，并解散其舰队，迦太基就会像意大利南部的本土城市一样，沦为一个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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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迦太基人拒绝了雷古鲁斯的要求，他们雇用了一位名叫克山提波斯的斯巴达军人，他教会了他们如何打败罗马军团。克山提波斯意识到，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作战，会让罗马人尽情地发挥他们的优势，而迦太基的方阵、骑兵和大象则难以施展。雷古鲁斯最终战败并被俘，他的军队被歼灭，但罗马人对战争的投入基本未受影响。雷古鲁斯的作战和他挑起的利比亚农民起义严重地损害了迦太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权力从商人手中转移到地主手中。地主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非洲，他们想平息在海上和西西里发生的战争。公元前249年，迦太基人少有地在特拉帕尼（Drepanum）取得了一场海战的胜利，当时迦太基人有足够的海上空间使用他们的机动技术，他们俘获了96艘罗马战舰。与此同时，西西里岛上新来的将军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汉尼拔之父）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专业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战。但在另一次海战失败中失去了一支庞大的护航舰队之后，迦太基领导人以相对温和的条件议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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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失去了战斗的政治意愿，而元老院的野心和优越的人力资源支撑了罗马的掠夺和征服战争。迦太基为和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撤出西西里岛，支付了2000塔兰同的战争赔款，并承诺不攻击叙拉古。迦太基成了罗马的盟友，这符合它的寡头领导层的政治野心。罗马胜利的有限性则体现在迦太基的军队不受限制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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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之后，雇佣兵部队被解散，但迦太基没能结清他们的薪酬，于是他们在城市里到处游荡，最后引发了一场差点摧毁了国家的叛乱。[36]这场冲突表现出了社会平等化的威胁，罗马人对此大为惊恐，他们拒绝支持雇佣兵，以免这种传染病蔓延到意大利去。相反，罗马人支持迦太基的地主，他们是文化上的同盟，致力于将政治权力掌握在精英手中。就连叙拉古的希洛都给他昔日的敌人送去了食物和金钱。公元前238年，罗马人拒绝从叛军手中接受撒丁岛。很明显，罗马人不惧怕迦太基，他们更乐意看它陷入民众起义的混乱和动荡中。他们害怕的是赋予人民权力的激进政治，是民主（demokratia），而不是海权（thalassokr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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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克制给哈米尔卡·巴卡制造了机会，他粉碎了雇佣兵并掌握了权力。他很快就用一个新的公民大会取代了地主领导的元老院，为建立一个由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推动的巴卡国家打下了政治基础。提倡平等的包容性政治与一位成功的将军结合起来，这使罗马的立场迅速逆转。公元前237年，罗马人违反和平条约占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阻挠迦太基人夺回撒丁岛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们要求额外的赔款。战争的威胁再加上侮辱，使迦太基人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迦太基已经无力抵抗。尽管被赶下台的寡头们在罗马找到了听众，但巴卡家族的改革得到了公民大会的支持：迦太基公民拥有比同时代的罗马公民更大的政治权力。西西里和撒丁岛并没有满足罗马人的野心。在转向伊利里亚和希腊之前，他们以同样站不住脚的借口征服了利古里亚（Liguri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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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失去了维持旧的海洋控制战略所必需的岛屿基地，哈米尔卡将迦太基的力量从海洋控制转移到了在伊比利亚建立陆地帝国上。新生的帝国将为战争赔偿提供资金，重新筹措战争经费，并为未来的冲突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会受到迦太基的过度干涉。哈米尔卡深受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他以象兵和能左右战争胜负的骑兵为中心重建了迦太基军队。他的儿子汉尼拔是在伊比利亚的地方性边境战争中长大的，这位年轻人注意到，与罗马和马其顿不同，迦太基没有以本国公民充任重装步兵、推崇军功和战死沙场的文化。哈米尔卡还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崇拜各种版本的希腊神祇宙斯和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赫拉克勒斯成了这个伊比利亚国家的守护神，并与他的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神之间的这种希腊式联系在腓尼基宗教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西班牙铸造的银币上可以看到巴卡家族的统治者打扮成神祇的样子，这些银币把叙拉古的设计和布匿文字结合在了一起。[38]而在迦太基，哈米尔卡的支持者利用人们对罗马日益增长的敌意，在廉价的坎帕尼亚进口商品刺激之下，这种敌意引发了反意大利的骚乱。尽管受到了罗马的威胁，但民众的敌意在政治上仍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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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尔卡和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建立的伊比利亚帝国不断扩张，引起了罗马的关注，罗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并签订了一份区域保障条约，以限制布匿人在埃布罗河（River Ebro）以南的扩张。吉尔伯特·皮卡德（Gilbert Picard）认为，该条约实际上将迦太基领土限制在胡加河（Jucar）以南的一条线上，而不是埃布罗河。这使萨贡托城（Saguntum）受到了罗马人的保护，让他们随后的宣战变得完全合乎逻辑。罗马人曾向萨贡托的贵族派系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屠杀平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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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部的挑衅只是罗马经济和军事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政策威胁到了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伊比利亚国家的新任领袖汉尼拔把罗马世界日益动荡的局势看作是扭转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果的机会。就连在上一次冲突中与罗马结为同盟的坎帕尼亚人，也开始怀疑把自己与一个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空前且极具扩张性的国家捆绑在一起是否明智。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身上看到了机会，它们对罗马的普世主义大为惊恐。他知道迦太基不可能单枪匹马打败罗马，只有一个基础广泛的联盟才能抑制住已经过于强大的共和国，要用新的提洛同盟来约束新的波斯帝国。他将从伊比利亚发动战争，然后用他久经沙场的军队粉碎罗马的重心——它的军队，并鼓励其他国家加入这一联盟。他打算用平民政治把城市和国家拉到他这边来。罗马就像波斯一样，永远都是支持贵族派的。汉尼拔绝不是罗马所宣传的那种“好战成性”的极端主义者，而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比起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他更像是威廉三世（William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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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典世界中的最后一位斗士，这个希腊化的、毫无取胜机会的人意识到了不断前进的罗马军事国家所构成的生存威胁，这个国家只因为自己有能力这么做就故意破坏条约，掠夺其他国家的领土和财富。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汉尼拔读过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著作，但这个可能性很大。他跟大多数迦太基的精英和商业人士一样，既能说又能写希腊文，与讲希腊语的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关系也很密切。透过希腊的传统可以最充分地理解他处理战争、外交和政策的方式，那就是抵制普世君主国的兴起。在他的随身侍从中有一位希腊人，西西里人卡利克特的西勒诺斯（Silenus of Calceate），这位希腊人可以算是他的“官方历史学家”，其创作旨在影响整个希腊化世界的观点。在汉尼拔建立反霸权联盟的计划中，这种写作将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运用海权战略对付罗马，发动有限的联盟战争来遏制过于强大的霸权国家，恢复平衡。罗马担心由迦太基和主要的希腊国家组成的联盟——在民粹主义的公民大会支持下，通过对海洋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可能会耗尽它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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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古典世界一直误以为罗马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演员，它们没能理解这种集军事化的野蛮、无尽的贪婪和征服欲望于一身的文化。而汉尼拔意识到了，只要罗马存在，就没有哪个城市、国家或帝国是安全的。汉尼拔深知他的战术天赋无法让迦太基单枪匹马地打败罗马，于是他决定寻找盟友。他想利用臣服于罗马的人们对它的不满和在各大国之间建立联盟来瓦解罗马在意大利的帝国。然而，由于缺乏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有远见的政治家，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化王国逐一走向了灭亡；它们没能把舰队集结在一位指挥官手下，也没能把军队全交给一位将军。互不信任阻碍了迦太基、马其顿和塞琉古结成一个大联盟，这样的联盟本是有可能遏制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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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把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的爆发归因于罗马抢走了撒丁岛并要求额外赔偿，哈米尔卡·巴卡对罗马的愤怒，以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引起了罗马的担忧。哈米尔卡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怒：罗马人是不可信赖的、背信弃义的帝国主义者，一心想要征服世界，不能容忍其他国家的强大，尤其是建立在海洋财富和政治包容性基础上的海权。汉尼拔知道，只有阻止了罗马，迦太基才能生存下去。他正确地预料到罗马人已经决定开战，在他们行动之前，他采取了主动，抢走了他们在伊比利亚的卫星国萨贡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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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关于海权对汉尼拔战略之影响的著名论断没有抓住要点。桨帆船跟马汉所研究的风帆战舰是非常不同的战略工具。在它们细长的木质船体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划桨手，每天需要250人份的水和粮食，为了让它们不至于损坏，还需要定期拖到海滩上晾干。[40]靠桨帆船来控制海洋就必须要在当地拥有安全的基地。汉尼拔无法利用庞大且高效的迦太基舰队入侵意大利，原因就是他没有合适的基地。失去了西西里和撒丁岛使迦太基海军在第勒尼安海的活动陷入瘫痪，它的舰队只能在意大利海岸做短暂的停留。这样是无法支持大规模入侵的。[41]汉尼拔的战略围绕着在意大利南部获得的一个海军基地而展开。公元前216年，他在阿普利亚（Apulia）的坎尼（Cannae）大获全胜，但在那之后，他并没有试图推翻罗马共和国，他的实力不足以做到这样的事，他也没有围攻防守严密的罗马城。相反，他向南进军，想获得一个海军基地，这是迦太基实行有限海上战争和联盟战略的关键。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Ⅴ）认清了这个开局，签署了由汉尼拔起草的一份条约，该条约旨在将罗马贬为由加普亚人领导、迦太基人监护的意大利联盟中的一个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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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人拒绝接受失败或政治妥协。罗马是一个得到了充分动员的战争国家，尽管在坎尼损失惨重，它仍有资源继续战斗。事实证明，它的政治/经济结构比那些古老的农业国家更具弹性，那些国家接连遭受几次惨痛的失败就会降服了。罗马舰队阻止了迦太基和马其顿联手作战，因为汉尼拔无法确保意大利海军基地的安全。那不勒斯拒不降服，而当他占领他林敦（Tarentum）时，罗马人仍然控制着港口。同样的，当叙拉古加入联盟时，罗马人马上从陆路和海路封锁了这座城市。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舰队一直控制着意大利海岸，迦太基舰队则回避与之作战。对海洋的控制赋予了罗马战略主动权，切断了身处意大利的汉尼拔与伊比利亚、迦太基和马其顿的联系，将其孤立起来。亚得里亚海的海军司令部把马其顿军队拦在了希腊，让罗马享有了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处发动战斗的权力。罗马的第一次进攻在公元前206年征服了巴卡家族控制的伊比利亚半岛，第二次进攻则于公元前202年在非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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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罗马人收复他林敦，从而剥夺了汉尼拔获得海军基地的最佳机会。没有盟友，汉尼拨只好寄希望于罗马失去信心，接受和平条件，尽管他很清楚这样的结果几乎不可能出现。相反，罗马将军西庇阿把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以更多的部队和更熟练的技巧重复了雷古鲁斯的战略，同时，他提出的条件也比雷古鲁斯更温和，这使迦太基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平民派希望汉尼拔能回来拯救他们，而寡头们则希望和西庇阿达成协议。就在寡头们即将成功之际，汉尼拔赶了回来，他撕毁了协议，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然而，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迦太基附近的扎马（Zama）被击败，他别无选择，只能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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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乘胜重新考虑了他在前一年提出的条件。公元前201年签订的和约把战争赔款数额增加了一倍，而允许迦太基保留的舰队数量则减少了一半。战后的迦太基舰队将由10艘三列桨座战船组成，只能用于警护工作，不许拥有可用于舰队作战的四列或五列战船。西庇阿相信，解除武装、沦为附属国的迦太基，将在一个跟罗马一样害怕民粹主义政治的寡头政府统治下与罗马和平共处。他指望寡头们把迦太基从地中海的海权转变为罗马的农业行省。在扎马大胜之后，西庇阿并没有摧毁迦太基，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要攻破坚实的城市防御需要长时间的包围，这只会让政治对手取代他成为执政官并抢走政治和经济上的回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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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西庇阿立刻将迦太基的海权付之一炬。“西庇阿下令将船只开到海上并烧毁。据一些权威所说，共有500艘船，包含各种级别的用桨推动的船只。所有这些船只突然起火的景象给人们带来的悲痛不亚于迦太基本身在燃烧。”没有人会搞错这出戏背后隐藏的信息。当着这座城市的面烧毁舰队展现了罗马对海权取得的胜利，这是做给罗马真正害怕的人——迦太基民众看的。难怪他们泣不成声。[44]罗马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陆权取得了胜利，而海权被解除了武装，在阿加托克利斯、雷古鲁斯和西庇阿的决战战略面前不堪一击。没有了舰队，只要威慑、胁迫或恐吓迦太基就可以制服它，而无须花钱调动军团或将它们派往北非。还可以从海上封锁它，对一个粮食主要靠进口的大都市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迦太基的寡头们明白，粮食供应一旦中断，政治就会陷入混乱，这是个令历代海权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都觉得头疼的问题。[45]而陆地寡头政府则认为这是种理想的管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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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接受了西庇阿的条件，亲自干预公民大会，阻止了反对罗马的过激言论。这是政治智慧，不是亲敌行为。就像他父亲一样，汉尼拔利用失败来重建这个国家。公元前196年，他被选为苏菲特，此时罗马正忙于跟马其顿和塞琉古战斗，他通过改革税收体系和揭露精英腐败打破了寡头们的权力，重振了平民政治的基础。他的对手去了罗马，在那里，他准备“复仇”的似是而非的言论找到了现成的听众。罗马毫不担心迦太基会对它发动军事袭击，相反，他们害怕被一个有魔力的领袖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汉尼拔显然只是一个挂名的领袖，他的背后是采取行动想要争取自由或政治权力的奴仆或平民。迦太基的寡头统治被推翻威胁到了台伯河上那个贵族共和国的社会秩序。汉尼拔必须被除掉，而他早就预料到了危险，于是在公元前195年迅速脱身，前往东方的塞琉古（Seleucia）。[46]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89年，他为塞琉古与罗马作战，但没能取胜。为了确保他的民粹主义政治招牌不会再在希腊化世界的某个地方复活，罗马人下令追捕他。然而，他所代表的威胁并没有随着他在公元前183年到公元前181年间的某个时刻在马尔马拉（Marmora）海边上的利比萨（Libyssia）自杀而结束。汉尼拔是希腊化世界里最后一个抵抗罗马的领袖，扎马战役是最后一场有可能阻挡普世君主国的战役。他努力奋战，想让世界恢复平衡，想创造一个空间让他的祖国能够作为一个海权、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政体生存下去，繁荣发展。[47]只要他的名字和他的祖国还在，罗马就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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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布匿战争教会了罗马如何对付海权。从西庇阿的和约条款开始，罗马每打败一个敌人，都会系统地摧毁它的海军。只要没有竞争对手，罗马就可以廉价地统治海洋。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呼应了这种做法，它通过外交手段将海权国家的海军拉低到了美国这个大陆/军事国家打算维持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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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再次战败，迦太基仍然是地中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一个能产生巨大财富的大都市。无论从起源、位置还是文化上来说，它都不容易融入农业生产那雄浑的节奏中去。迦太基身份的核心是两个巨大的人工港口。公元前4世纪，随着城市的扩张，最初的人工港口变得拥挤不堪，在布匿战争期间，这个港口被几乎占满了城市正面海洋的大型工程取代了。在城市和海洋之间，修建在庞大的岩石地基上的城墙可以抵御风浪和敌人。[48]这些巨大的城墙向世界展示了迦太基的雄姿，并引导着商船通过海门，它们是结合了仪式、商业和军事功能的建筑，也是雄伟的军事化海关，迦太基在这里向贸易征税。[49]最终的港口系统包括一个矩形的商业港口，通往一个圆形的内港，内港有一个巨大的海军军械库，还有可容纳170艘桨帆船的船坞。这个前所未有的结构占据了港口的外围和内岛，同时也是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这一极为宏伟的建筑却是为了实现给桨帆船舰队服务这一平凡功能而建造的。在它被破坏且建造它的石料被抢去建造另一座城市之后又过了三个世纪，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圆形海港仍然令人敬畏。在《布匿战争史》（Punic Wars）中，阿庇安为迦太基海权这种独特表现所造成的持久影响做了证明[50]。他强调了这座港口设计的同质性，船坞、仓库和具有全方位视野的指挥中心结合在一起，而墙的高度和狭窄的入口则阻止了外面的人看到港口里面的情况。[51]很少有关于迦太基的描述能抵制住展示圆形海港的诱惑，它们往往会附上艺术家创作的重现图或杂草丛生的废墟照片。大卫·布莱克曼（David Blackman）和鲍里斯·兰科夫（Boris Rankw）总结了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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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国来说，具有纪念碑性质的船坞是一个重要特征——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指标。这是为了传达一个政治信息：威慑潜在的敌人并让公民们感到自豪；它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抗争的迹象……视觉效果相当可观：走海路来的访客（很多人都会这么做）会对船坞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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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小看建造这些综合体所表达出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迦太基修建庞大的船坞建筑群的行动——这被罗马视为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导致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迦太基的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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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军港“旨在让来访者对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留下深刻印象”。[52]它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最初只是些用木头建造的船棚，半个世纪之后，又用石头重建了这个港口，它设计精巧，集规模与对称于一体，传达出了权力与秩序，是迦太基人骄傲与野心的终极象征。这一迦太基权力和身份的表现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前几年才完成。在这些宏伟的建筑中没有停泊几艘军舰，但这无关紧要，它们展现了迦太基的意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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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人理解圆形海港的意义——他们读过雅典人的著作，知道船坞是种政治和文化象征——但他们并不打算做点什么来和迦太基竞争。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证明罗马也修建了船坞。在希腊化时代，除了迦太基，就只有罗得斯这个小小的、位于岛上的海洋国家修建了船坞。鲍里斯·兰科夫认为罗马一定有船坞，只是被后来的建筑覆盖了，[54]但同样有可能的是，罗马人并不介意有没有船坞，他们不像海权那样喜欢对带有文化意义的桨帆船舰队进行投资。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船坞是昂贵的投资，罗马和大多数大陆军事强国一样，没把海军当成国家的永久机构，最起码在它进入帝国时代之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罗马并不把舰队当作力量的象征，所以，它没有必要用宏伟的建筑来展示海军的力量。光靠海战打不败罗马，也不可能通过一场短期的战争打垮它。它有充足的时间来建造新船和训练新船员。罗马人喜欢在有必要的时候建造新船，而不愿把已有的船只一直维持下去。他们拥有优良的木材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罗马的船坞有文字上的证据，但那指的可能是平平无奇的短期木结构建筑，它们是留不下什么考古学证据的。从根本上说，罗马并不想重复纪念碑式的船坞所传递的信息。在罗马人看来，船坞和包容性的民粹主义政治正是迦太基那种具有威胁性的、带平等化性质的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大海四处传播。罗马人在盖乌斯·杜伊里乌斯（Gaius Duilius）于米列战役中获胜后，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符号——船头纪念柱（the rostral column）。杜伊里乌斯的纪念柱上镶着从被俘获的桨帆船上取下来的撞锤，这是在颂扬罗马战胜了海权，而不是在夸耀海军的战功。船头纪念柱成了海权的大陆敌国很喜欢用的海军主题。在巴黎、圣彼得堡和华盛顿也能看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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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对迦太基人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不接受失败的结局，也不承认罗马的统治。他们也没有恢复巴卡家族那业已失败的军事战略模式。在扎马战败之后，汉尼拔放弃了军事选择，敦促他的同胞接受和平，并围绕着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实力——这才是真正的海权——重建他们的国家。他的成功促使迦太基和罗马的寡头们——对民粹主义政治的恐惧使他们联起手来——密谋除掉他。这个提议是迦太基人先提出来的，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安抚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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