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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认识到迦太基的未来在于恢复和发展海上贸易，这种贸易为城市提供了资金，而且还要维持一支海权海军，一支用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的警护舰队。西庇阿给迦太基留下了10艘三列桨座战船并非偶然；在这个时代，三列桨座战船已经变成了强有力的巡洋舰，而不是战舰。迦太基海权文化的弹性反映了海洋贸易在国家生活中的关键作用、悠久的腓尼基传统以及各海权对彼此之间的联系——不论是与过去的，还是与现在的，尤其是与雅典的——日益增长的认识。在与马其顿式的军事荣耀、重装步兵和大象经历了一场“露水姻缘”之后，迦太基又重操旧业，把精力放在了海上贸易和制造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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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经济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迅速复苏。贸易和农产品出口使这座城市富裕起来，为新一轮的大型市政工程提供了资金。这些宏大的工程象征着战后重建的成功，它们代表着迦太基，这当中就包括那个巨大的海军港口，它由一个已经复兴的国家的公民大会所建造，是财富和自豪的表现，还透露出几分桀骜不驯。圆形海港集规模、优雅和力量于一身，让雅典海权的船坞相形见绌，它随时准备着为强大的海军提供居所、服务和支持。被罗马人当众焚毁的舰队是迦太基权力的终极象征。这些船坞吸引并迷惑了所有从海上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令他们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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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马战役之后，罗马对迦太基的敌意一直不减，再加上“迦太基式的和平”和汉尼拔的死，这一切都表明，罗马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战略。罗马不惧怕任何形式的制海权战略，也不认为迦太基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不减反增的恐惧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元老院认为迦太基海权是平等化政治趋势的发源地，这种趋势威胁到了他们的阶级和特权。在扎马战役之后的10年里，罗马打垮了希腊列强，可以自由自在地了结迦太基了。而在最终消灭马其顿之后又过了10年，元老院正在寻求下一场征服和掠夺的战争。迦太基仍然是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最富有的，它在公元前152年交完了50年的战争赔款。罗马完全没有理由对它感到忧虑。“罗马人找不到开战的借口”，不过，这个富有的国家令野心勃勃的元老们垂涎三尺，可以前去洗劫它也让集结部队变得很容易。正如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所言，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间发生的第三次布匿战争“是一个占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国家对其邻国进行的无情攻击”。波利比乌斯指出，元老院急于掩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看到是他们发动了战争。[55]他们仍然在意希腊化世界的意见，担心汉尼拔的民粹主义联盟会复活。然而，罗马人的决定不仅仅是受帝国扩张和个人贪婪的驱动：这种事关存亡的冲突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灭另一种文化。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罗马如此惧怕迦太基的海权政治，以至于它决定，要么就让这座城市在贵族的统治之下成为专门从事农业的闭塞地区，要么就把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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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迦太基人有军事复仇主义的倾向。迦太基并没有违反条约，没有建立军队，也没有重建海军。实际上，温顺的迦太基人已经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国家跌出大国行列和其海洋帝国已经终结的事实，他们准备做出更多的牺牲来维护和平。而罗马有意扩大其帝国以牟利，并创造单一的文化。哈里斯的结论是：“罗马人几乎每年都期待并打算进行一场针对敌人或其他什么人的战争，有时候有‘正当的’理由，有时候有其他的理由。”[56]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分歧会比罗马的大陆式做法和驱动着海权世界观的商业关切之间的分歧更深刻。迦太基证明贸易是获取财富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采纳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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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被野心勃勃的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包围，又受到与罗马签订的条约限制，无法大规模动员海军或陆军部队，他们只能强调那个在巨大的商业港口背后隐约可见的船坞，这是他们的身份象征，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基础。然而，尽管它们具有象征性的力量，但这些船坞并未对罗马海军的控制权构成挑战。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建立了一支舰队，就连罗马人也只说他们听到了迦太基人在大量囤积木材的传言。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使用的战船都是临时制造的，驾驶它们的都是些海战的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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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5年，在民族主义言论的推动下，人民派控制了迦太基，他们厌倦了罗马人的干涉，准备在支付完长达50年的战争赔款后马上采取行动。他们驱逐了支持罗马的政治对手，并煽动利比亚农民反抗马西尼萨的高压统治。他的集权政策遭到部落首领和农民的反对，这使得迦太基能够通过提供更好的条件来削弱他的权威。但由于地区霸主罗马派出代表团进行仲裁，他们的策略没能得手。监察官加图（Cato）也在代表之列，他是一位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老兵。加图显然被他看到的景象吓到了，回到罗马之后，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呼吁，“必须毁灭迦太基”，尽管西庇阿家族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能与罗马相匹敌的外部强国来充当约束力量，罗马民众将会拒绝贵族的权威。[57]尽管加图向元老院挥舞新鲜的迦太基无花果一事非常有名，但他不可能对迦太基的农业感到惊慌。他读过马戈（Mago）那部著名的农业百科全书，像其他许多罗马精英一样，他充分利用了其中的智慧。同样的，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贸易平衡也并不重要。更有可能的是，加图看到了宏伟的新海军港口，其优雅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充分说明了民主派的财富和野心，他还听到了对罗马日益增长的敌意。激进的民粹主义者吉斯戈（Gisco）被迦太基公民大会选为苏菲特，他公开煽动对罗马的仇恨。加图发现迦太基民情激愤，对罗马的敌意越来越深。迦太基的贵族和地主助长了他的恐惧。在说服自己相信迦太基决心要报仇之后，加图揣着无花果，向他的元老院同僚们展示这座城市离罗马有多近。在吉斯戈的领导下，公民大会投票赞成重建海军和陆军，并资助一名叛乱的王子募集军队以征服努米底亚。罗马人的结论是：“在靠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非洲最北端，正在形成一个恶毒的革命中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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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晚期的希腊化世界里，此时政府和社会的稳定性危机随处可见，使人们不由得担心迦太基和希腊的平等化民粹主义运动会影响罗马的政治体制。平等化的政治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Ⅲ）断定，维护贵族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是把他的王国移交给罗马。马其顿在公元前152年起义反抗罗马，叙利亚和埃及的社会陷入了混乱，而公元前198年，迦太基奴隶在意大利的塞提亚（Setia）所策划的叛乱只是下层阶级那似乎永无休止的暴力抗议和起义中最壮观的一次而已，在汉尼拔战争和马其顿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刺激下，它们的凶猛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增大了，这股潮流似乎正要越过罗马贵族构筑的堤坝，让他们遭遇灭顶之灾。[59]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罗马贵族粉碎了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多极国家体系，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混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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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社会秩序的设想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里都在走向崩溃。在希腊，亚该亚同盟（the Achaean Confederation）——它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97年）以来一直是罗马的保守派盟友——突然改变了路线，成为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心，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并支持反罗马的观点。“他们主要依靠科林斯，这里再次成了一个伟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拥有庞大的工人阶级人口，他们的思想极其先进。”[60]在公元前150年，罗马人觉得需要给他们对迦太基发动战争的冷酷决定找个借口。然而4年之后，当他们发动亚该亚战争时，就连借口都懒得找了。他们故意激怒亚该亚人，挑起战争，目的是摧毁希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有能力建立泛希腊同盟之前就已经民主得令人担忧了。除非多极国家制度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引起担忧的合理原因，否则就不能说罗马是出于防卫性的恐惧而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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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迦太基非常适合作为恢复秩序之进程的起点。它很大，很富有，明显很愤怒，离罗马太近，而且还由一个广受欢迎的公民大会领导着。新的海军军械库象征着潜在的军事威胁，与努米底亚的边境纠纷可以作为借口，它的财富令执政官和军队垂涎三尺。迦太基人曾经在两场战争中接受了有限的失败，罗马人因此认为他们会屈服于威胁。罗马以盟友向它求援这种陈腐的借口来提出自己的要求。以前是马墨尔丁匪徒和萨贡托，这次是努米底亚。公元前150年，马西尼萨在罗马和流亡的迦太基寡头支持下，对迦太基领土发动了袭击，最终迫使迦太基采取行动。流亡寡头的出现强化了这一论点：罗马真正恐惧的是来自另一种文化/政治体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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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迦太基复兴的回应，罗马妖魔化了迦太基的民粹主义政治、宗教、海洋文化和商业手段。在希腊化的叙拉古引发的一系列侮辱的基础上，罗马的领袖们煽动了相当排外的元老院，向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宣战了。此战的目标是——正如加图所说——“毁灭”迦太基这个名字、有形的城市、人民以及最重要的，它所代表的文化。这将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它是大陆霸主对海权挑战的最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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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人开始动员时，迦太基人马上罢免了吉斯戈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甚至处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希望通过把权力交还给贵族和解除武装来避免灾难。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罗马的怜悯之上，交出了300多名来自精英家庭的儿童当作人质，就连武器和战舰也交了出去。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迦太基妥协的意愿终究有限度。公元前150年，当罗马要求毁掉这座城市，将所有人口搬迁到离海岸8英里以上的内陆去时，这些要求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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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罗马人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打击迦太基的商业。[61]这种解读忽略了柏拉图对“堕落之海”的忧虑以及他的建议——为了防止平等化的政治，应该把城市夷为平地，并把它的居民搬迁到离“堕落之海”8英里以上的地方去，让他们过农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62]迦太基贵族领袖的意见与罗马贵族的完全一致。迦太基人民认清了现实，用更坚决的人取代了这些领袖，战斗到了毁灭前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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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并不期待迦太基人会同意摧毁他们的城市并向内陆迁移。他们知道，虽然迦太基不再是一个海权了，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海洋国家，海上贸易经济对它起着主导性作用。罗马想要消灭海权文化，这是一种政策行为，反映出它对包容性政治和海上贸易的深切恐惧。公元前146年，科林斯的毁灭证明了“迦太基的毁灭，其原因并不是那种只有极具威胁性的邻国才能制造出来的狂躁的敌意”[63]。迦太基和科林斯都没有对罗马构成战略上的威胁。这两座城市都是非常成功的海洋经济中心，都有公民大会，它们提供了与寡头制的罗马那以战争、军队和侵略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它们通过和平贸易或资助反霸权联盟和同盟，以财富来交换战略权重——这是海权典型的有限战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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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罗马向迦太基发出最后通牒的执政官塞索里努斯（Censorinus）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这并不奇怪。他认为海滨城市是不可信赖的：贸易给了他们漂泊不定的灵魂和反复无常的习俗。[64]柏拉图理想中的社会植根于大地，由农民的劳动和贵族的统治来主导：它预示着一个坚实、可敬、稳定——但却沉闷的未来。为此，罗马要求迦太基扼杀它的经济和文化，否则就会被彻底消灭。[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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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迦太基人无法“返回陆地”，他们从海上来，一直是海洋民族。迦太基从一开始就是座海洋城市，是由被柏拉图认定为堕落之媒介的那些人建立的。罗马害怕迦太基民众的榜样力量以及海员和工匠的政治力量，他们认为这些人支持“最极端的民主形式”。忧心忡忡的罗马元老们寻求建立一个等级化的、顺从的、稳定的社会，把地中海世界里的海洋城市和它们那具有威胁性的海洋/民粹主义文化清除掉。迦太基和科林斯都不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倒是雅典的例子加剧了罗马人的忧虑。雅典人对波斯、斯巴达和马其顿的抵抗是由更具包容性、更激进的政治推动的，这种政治与海权、海军实力和桨座上的训练联系在一起。海军军械库提供了这些思想及其最终象征形式的实物证据。难怪罗马人会对一个巨大的海军港口和迦太基人民激进的反罗马政治结合在一起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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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最后一次布匿战争是一场文化间的毁灭性冲突，是陆地对抗海洋，拥有地产的贵族寡头对抗平民主义的公民大会，军事帝国对抗商人。罗马人要求将迦太基连根拔起，迁往内陆，此举激怒了民众：城里的意大利居民被屠杀，民主派重新掌权，城市再次武装了自己。与前几次冲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将是一场至死方休的战争，因为冲突的起因不是领土、贸易或权力，而是身份和文化。人们抱着宿命论式的决心来捍卫城市：许多迦太基领导人都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与前两次冲突不同，在这场战争里没有伟大的战斗或战役，只有一场持续了3年的围城战，而其结果从一开始就是清清楚楚的。海军采取的唯一一次行动是从圆形海港出发的迦太基人所进行的一场短暂的、犹豫不决的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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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果毋庸置疑：罗马的军事力量足以同时摧毁迦太基和科林斯。在用饥饿和攻城机械的轰击使守城者疲惫不堪之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 Aemilianus，小西庇阿）通过象征着迦太基力量的军港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攻入了城市。没有人幸免于难。内城抵抗了6天：里面有5万人被卖为奴隶。死亡或奴役概括了罗马这场胜利的本质。罗马逃兵和意大利雇佣兵宁愿死在燃烧的神庙里，也不愿面对罗马的制裁。整座城市都被破坏、捣毁和焚烧，以确保民粹主义政治和海权永远不会再次崛起。传说罗马人还将这块土地犁过之后再撒上盐，这是一个经典象征，代表着荒凉。不过这样的措施毫无必要，而且会耗费大量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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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他从前的学生西庇阿在这座城市被烧毁时失声痛哭，西庇阿反思了这番行为的后果，其用词凸显了希腊文化遗产和堪称其家族特征的政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这两个人都知道，摧毁已经投降的迦太基是对古典规范的一种侮辱，简直是亵渎神明。在面对摧毁自己城市的要求时，迦太基的使节们也说了同样的话。[66]西庇阿从《伊利亚特》（Iliad）中引用了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对“城市、人民和帝国那不可避免的灭亡”进行反思的一段话，并承认他预见到了罗马的灭亡：罗马不会毁于海权，也不会毁于民粹主义政治，但绝对权力造成的腐败会使它衰弱，它会被从迦太基渡海前来的蛮族部落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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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命运反映出了罗马在文化上的焦虑。虽然罗马人接纳了希腊文明这座宝库，但却拒绝给予迦太基人同样的地位，在一种狂暴的、关乎存亡的愤怒中毁灭了他们的城市、艺术作品和语言。迦太基这座完全希腊化的城市，被妖魔化为东方的、腐败的、颓废的。在这场毁灭中，罗马人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却对迦太基的艺术和文化作品不屑一顾。他们没有把大图书馆搬回罗马，幸存下来的书籍都被移交给了非洲的国王们，他们抢走的雕像被记录为“希腊的”而非迦太基的。迦太基人长期以来一直喜欢收藏雕像：汉尼拔的著名收藏品中就有出自利西波斯（Lysippus）之手的精美青铜赫拉克勒斯像。[67]所有没归还给其西西里旧主的雕像很快就不再与迦太基这个名字有联系了。尽管在科林斯被劫走的希腊艺术品的遭遇比这要好一些，但这两种文化的意义都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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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大量窃取艺术品并大规模破坏文化符号，这样的行为在后来的拿破仑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那里也可以看到，其目的是削弱被打败的敌人的地位和自尊，同时，把这些珍宝放在新统治者的首都里，可以使自己对统治权的主张更有说服力。虽然许多被掠走的物品具有内在的艺术价值，但把它们运回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丰富罗马文化，而是为了摧毁迦太基、希腊或其他罗马控制地区的文化。正如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 eld）所言，掠夺是“帝国镇压的工具”；雕像除了其内在的货币价值外，还具有文化和宗教的力量。马其顿皇家图书馆是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68年）中获得的战利品，它对马其顿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夺取它的是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lius Paulus）。以这种方式，罗马摧毁了由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塑造的国家的知识残余。[68]罗马对与它争执的对手没有兴趣，它是一个大陆军事强国，一心一意要建立普世君主国。相比之下，海权们则仍然保持好奇心，它们不仅对新思想采取开放态度，而且还渴望保存其他地方过去的记录，不论是关于海洋的，还是关于大陆的。雅典在地理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是希罗多德的“世界史”的主要读者，对希腊以外的世界十分着迷，这些特点在迦太基人那里得到了呼应。迦太基地理学已经只剩下了一些粗略的、二手的残余，但它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人的好奇心是如此永不满足，以至于希腊人都为之着迷，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幸存下来的材料。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好奇心的推动下，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也以非常相似的视角来看待本国以外的世界——不论是与它们同时代的，还是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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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罗马创造了一种单一的文化，一种为元老阶级所有的、略微希腊化的世界观，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军事力量、土地和财富。后来的罗马作家哀叹公共道德的衰落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将之归因于“东方式享受”的入侵。实际上，没有谁能把享受强加于人，而罗马人就像他们之前的斯巴达人一样，很快就被外来的生活方式迷住了。他们对文化的贡献空前的野蛮，这震惊了整个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实现和平：它只是用战争来确保完全征服敌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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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科林斯后，“元老院下令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以警告革命者”，他们所说的“革命者”指的是民主派。[69]同样是这种恐惧促使他们毁灭了迦太基。为了清除公民中的民粹主义，罗马在一年之内彻底摧毁了两座伟大的城市、一种先进的文明和海权文化。这些展示权力的手段十分可怕，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恐吓对手，使其屈服。罗马通过既存国家——它们被迦太基的毁灭所震慑，陷入了瘫痪——的内部崩塌在东方赢得了一个帝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之称为“缺乏抵抗”。[70]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AntiochusⅢ）和本都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所拥有的军队不过是把为数众多的人、马和大象集结在一起而已，只能拿来炫耀，不能拿来打仗。当他们与罗马军团面对面时，就被自身那无谓的数量压垮了。他们的海军也好不到哪里去。罗马的普世君主国是在政治真空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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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把迦太基、科林斯和海权的挑战从地表抹去了。这一挑战从来就不是特别强大：只有海权的文化内涵让罗马感到恐惧。在这个过程中，地中海世界里陆地和海洋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创造了一个普世君主国，让大量的现金、财富和奴隶拥入罗马。财富和奴隶的突然增加对共和国造成了致命的破坏，最终毁掉了罗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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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太基被摧毁后的40年里，由于不需要再跟强国交战，罗马海军的实力大为减弱，使得海盗活动激增。[71]罗马缺乏海洋意识，忽视了警护这个海权的核心任务，致命地削弱了罗得斯——最后一个认为有必要保护海上贸易的海洋国家。当庞培（Pompey）奉命去解决海盗问题时，他采用了一种相当具有罗马风格的方法，他派遣部队登陆，把海盗赶往符合柏拉图标准的内陆，让他们去从事道德上比较高尚的农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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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人摧毁了海权，但他们喜欢阅读并且重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他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两部著作能够跨越时代留存下来。这对海权的知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部历史就是一个恢复、再利用和重新想象的过程。在古代世界里产生的领悟和理解将跨越千年流传下去并引发新的讨论，而在这一千年中，都不会形成新的海权。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是古代世界的知识遗产激起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的戏剧性发展，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学问是如何通过海洋从君士坦丁堡传到威尼斯，再从那里传遍欧洲的。威尼斯所印制的版本使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文本在16世纪初传到了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寒冷、阴暗的国家与修昔底德那位于爱琴海的故乡大不相同，但他的著作所造成的影响帮助它们塑造了最后一个伟大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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