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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外交和金钱使威尼斯得以幸存。1379年，热那亚军队进入潟湖，威胁这座城市，但威尼斯人进行了反击，并比敌人坚持得更久。自此以后，金钱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战略工具。威尼斯从地方统治者的手里买下了重要的港口，并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中守住了它们。威尼斯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都是雇佣兵，而最优秀的水手则越来越需要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招募。共和国于1386年购买了科孚岛（Corfu）以取代大陆上的拉古萨（Ragusa），建立了一个坚固的阵地来保卫亚得里亚海。1388年它购买了阿哥斯和纳夫普利亚[19]（Nauplia），1396年又购买了都拉斯（Durazzo）和斯库台（Scutari）。[20]1409年，它收复了达尔马提亚海岸，靠的同样是金钱而不是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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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购买来维持帝国主义充分发挥了威尼斯的力量，但重视堡垒的全新态度揭示了一个潜在的现实：以质量和数量为基础，毫不费力就能取得海军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在海战中遭受了一系列失败，不过，威尼斯仍然垄断着东西方之间的高价值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利用伊斯兰世界内部分裂所创造的机会垄断了香料贸易。当马穆鲁克埃及与奥斯曼苏丹争夺贸易时，威尼斯可以乘机压价。共和国还是面朝东方，贵族们从事着海军和商业活动，而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则装饰着从东方运来的古代石雕，它们是被急于表现自己的爱国心和慷慨的船长们带回来的。拜占庭式的细部设计依然是威尼斯哥特式建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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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尼斯的市政建筑逐渐使三个地区被凸显出来：圣马尔谷广场发展成了权力、信仰和政治的剧院；里阿尔托（Rialto）成了商业中心；军械库（Arsenale）则支撑着威尼斯的商业，并为它而战的桨帆船的家园，让欧洲的每一个军工厂都以此为名。1204年后，就在一个世纪之前还只是城市靠海那边的一个海军工坊和仓库的军械库变为了一个军舰建造工厂，成了国家造船业的中心。在13世纪末，它被扩建为公共造船中心，拥有一个新的大型索具工厂。步兵武器和攻城机械也在这里制造和存放。1326年，为了方便建造大型帆船，造船厂被向外推进到城市北端的沼泽地带。为了建造和维护商用桨帆船以及大量生产军用桨帆船，共和国保留了一支常规的劳动力队伍，著名的“军械库工人”（Arsenalotti）随时准备应对海上的紧急情况，而其他欧洲国家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拥有国家造船厂。他们在国家里享有特权，集消防等许多重要的城市角色与仪式职责于一身。最重要的是，总督保留了在紧急情况下征召潟湖里所有造船者前往军械库工作的权利。对军械库的连续建设活动阐明了共和国与海军之间的关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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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中叶，尽管威尼斯的国力已经衰弱了，但它仍渴望成为一个帝国，模仿共和时期的罗马，在海上超越雅典，在陆上超越斯巴达。为了震慑竞争对手，威尼斯旧有的克制和谨慎被展示权力和公开的夸耀所取代，罗马凯旋门式的建筑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它是古典的荣耀象征。[22]在这座城市里，最先采用这种新语言的地方正是军械库，这绝非偶然，在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威尼斯马上开始对它进行大规模重建。军械库的新陆门是这座城市里的第一座人文主义建筑，它与陆地上的罗马凯旋门非常相似。这是为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0年后，为了让总督在外国列强代表的陪伴下进行每年一次的仪式性访问时能够看到一条“宽阔而美丽的街道”，一些遮蔽视线的房屋被强制买下并拆除。这就是威尼斯的第一条凯旋之路。[23]修建具有仪式性的水门、陆门和高耸的砖墙都是为了给外国列强留下深刻印象，起到威慑的作用。它们曾是欧洲的热门话题，常被用于向来访的精英们展示威尼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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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这个空间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械库的砖墙“第一次认真地尝试着把像模像样的罗马气质赋予不朽的威尼斯”，但它在军事上完全没有用处。它只是用来管住军械库工人并把外国情报员挡在外面。威尼斯人早就知道复原信息和保守秘密的重要性。保密和痴迷收集情报是威尼斯的典型特征，海权国家需要面对比它更强大的敌人，对它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国家，威尼斯对世界进行了建模，并将其绘成地图，从而更好地定位自己，展示力量。[24]1547年，威尼斯为国有大型游艇“礼舟”（Bucintoro）新建了一个船坞和仓库。1591年，按照米歇尔·桑米凯利（Michele Sanmicheli）的设计重建了武器库的出入口。[25]修建它们都是为了给外国访客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为军械库的仪式性力量添上了新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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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尼斯正如伊恩·芬伦（Iain Fenlon）所说，是一座“仪式之城”，那么军械库的大门（Magna Porta）就把海权放在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位置上了。威尼斯人知道，他们站在一条可以回溯到雅典和迦太基的道路上，他们阅读了古典文献，考察了古希腊的废墟——从阿伽门农的迈锡尼到荷马的提洛岛，还调查了迦太基的遗址。[26]他们把从希腊岛屿上找到的石狮子放在军械库外的一段铭文下面，这段铭文把这座城市于421年奠基的神话化为了事实。威尼斯把希腊和罗马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强调了它在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正如它对海洋的主宰（domino maris）一样。[27]这样的主张在十年之内会变得更加鲜明，因为威尼斯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战争快要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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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用的建筑外部是真实的战争，1470年后，主导着这些战争的是奥斯曼帝国无情的推进，它是一个拥有惊人的人力和物力储备的大陆霸主，驱动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以无休止的征服换来国内的稳定。这些战争是为了领土、贸易和金钱而进行的：宗教是一种有用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动机。[28]归根究底，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冲突双方是一个海权和一个大陆霸主。然而，与雅典和波斯、迦太基和罗马之间那种旧式的关乎存在的冲突不同，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都有意识地控制冲突的规模，因为双方在其他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且威尼斯人从来不曾忘记贸易的必要性。虽然威尼斯的海军霸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并不是攸关生死的威胁，但威尼斯对利凡特贸易的控制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对帝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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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海外帝国，或称海洋之国（Stato da Mar），是这座城市的延伸，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海权国家惊人地相似。这个帝国由一系列设防的港口控制，它们把桨帆船港口与海军设施结合起来，建有桨帆船船坞、工坊和能容纳大型帆船的军械库。这些城镇的四面八方都有防御工事，以抵御当地居民和潜在的外国侵略者。最关键的几个阵地是亚得里亚海的南门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端的莫东（Modon，迈索尼，Methoni）以及整个地中海东部的枢纽——克里特岛上的干地亚（Candia，伊拉克里翁，Heraklion），它位于连接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的主要航路上。在1211年到1669年之间，克里特被当作威尼斯贵族的一处领地来经营，以避免在当地驻扎雇佣兵部队所产生的费用。在克里特最要紧的北部海岸上有三座设防的城市，分别是首府干地亚与地区中心干尼亚[29]（Chania）和雷提蒙（Retimon），这反映了威尼斯人的利益所在。这三个港口都得到了开发。干地亚能容纳50艘军用桨帆船。15世纪中叶，新的防御工事被修建起来，以应对奥斯曼帝国的攻城机器和战略孤立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30]这些巨大的花费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希望这些防御工事能够阻挡威尼斯无法击退的进攻，并保护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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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尼斯人做了准备并建立了情报网络，但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意大利本土上了。利用相对的权力真空，威尼斯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强国。这些战争把资源从海洋和为共和国提供资金的贸易网络中抽走了，而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霸权。对受过古典教育的政治家来说，通过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描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潜藏在这种重心转移中的风险，但此时获得希腊著作文本的机会尚未到来。有人认为把重心转向陆地是明智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31]无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它都对威尼斯的邻国产生了重大且纯然不利的影响。一旦威尼斯开始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它的财富和权力就会威胁到半岛上的其他国家，而稳定、成功的共和制度则对世俗政府和宗教政府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虽然威尼斯是靠着雇佣兵将领指挥的雇佣兵部队来打意大利战争的，但这些战争分散了城市的注意力，使它没能察觉到它对东方贸易的控制已经遇上了非常重大的威胁。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令威尼斯大为惊骇，它不得不寻求与这位大占上风的新霸主和解，并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模式，所有海权国家的领袖都会对这种模式产生共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代表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对基督教世界的挑战达到了最高峰：他的挑战将会到达意大利本土，直抵威尼斯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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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战略就是伯里克利的战略：“保持对海洋的控制，保卫那些可以从海上加以保护的城市，情况允许的时候就多占点便宜，并通过海上袭击来报复土耳其的侵略行为。”同时代的大陆强国在信仰和对领土的野心推动下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但始终摧毁不了它。威尼斯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奥斯曼苏丹世俗或宗教上的借口，以免他调动“土耳其军队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他们。[32]这符合一个海上贸易国家的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很明智。然而，这种来之不易的智慧需要得到时常的提醒。在垂死的教宗碧岳二世[33]（Pius Ⅱ）的劝诱下，威尼斯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34]，它被意大利的盟友抛弃，在1479年遭受了严重的领土损失，为了保护贸易，它不得不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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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00年时，威尼斯的经济重心向海岸转移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它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收入来自本土城市，四分之一来自海外领土，还有四分之一来自地方的销售税。重要的是，威尼斯海外领地的运营成本与从它们那里获得的税收相当，而本土地产的成本则只占它们所产生收入的四分之一。[35]威尼斯必须考虑以陆上扩张为目标，以及如何在不把政治权力转交给土地所有者和陆地居民的情况下，建立保卫其陆地财产所需的军队。雅典和迦太基也遇到过这些问题：它们还将出现在荷兰共和国和大英帝国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精英阶层不再使用住所的海洋层进行贸易：旧建筑被改造，新建筑则摒弃了设计上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解释了为什么是由几个大家族统治着共和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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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耳其人的第二次战争使威尼斯在1499年丢失了莫东和科罗尼（Corone），它们是共和国用来盯住东方的两只眼睛，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还烧毁了威尼斯附近的村庄。尽管弗雷德里克·莱恩把这些事件视为威尼斯历史的转折点，是它“衰落”的起点，但这种判断反映的是一种对国家运作方式的旧认识，带有这位美国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典范的色彩。威尼斯依靠其海上霸权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由航线和海洋贸易组成的帝国，然而在1500年之后，这种海上霸权要靠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的默许才能继续存在，这个国家在金角（Golden Horn）上拥有自己的军械库，臣服于它的航海民族数量与薛西斯所控制的不相上下。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奥斯曼人更关心的是土地而不是贸易，这使得共和国能够保留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商业，但护卫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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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去了两只“眼睛”削弱了威尼斯对爱琴海的控制，但是被派去救援它们的舰队的可耻行为引发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威尼斯的海权文化开始衰落了吗？若干世纪以来，地中海的海战方式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到此时为止，人们主要都是依靠对人的投射火力和肉搏战来一决胜负，威尼斯人精通这些技术，但大型加农炮和大型帆船为战斗带来了新的元素。在1499年至1500年的战争里，重型加农炮第一次被用作破坏船只的武器。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用巨大的石弹轰击威尼斯的桨帆船，这标志着新战术的到来。1470年，奥斯曼的炮火阻止了威尼斯人为内格罗蓬特港（Negroponte）解围的企图。1499年，这些武器被安装在重达2000吨的帆船上。把这些笨重的庞然大物整合进桨帆船舰队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战略层面上来说，由于受到淡水装载量和船员耐力的限制，快速、灵活的桨帆船只能在紧密相连的基地之间移动。它们的火力比不上依靠风力行驶的笨重帆船，后者可以在没有海岸支持的情况下连续航行数周。在战斗中，风力船和划桨船之间的战术配合需要非凡的航海技术和严格的纪律才能执行。有个共识正在形成——帆船应该被放在编队前方，向前进中的敌人的桨帆船开火，在划桨船与之交战前瓦解敌人的编队。这要求海军将领们等待有利于执行作战计划的风向，或是把他们的帆船队拖曳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两种做法都很耗时，而且充满不确定的因素。较小的帆船更灵活，但不那么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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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在15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热那亚因法国的入侵分散了注意力，同时，尽管苏丹用舰队占领了内格罗蓬特，但其指挥官回避了海战。1499年，当苏丹调集了一支新舰队时，威尼斯也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总司令统率，这支舰队包括12艘大桨帆船（grand galley）、40艘标准军用桨帆船、4艘卡拉克帆船（carrack）、10艘大型帆船和14艘其他种类的帆船，它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岸的莫东扬帆出港。威尼斯的基地离古代的斯法克蒂里亚很近，雅典人曾在该岛让斯巴达人颜面扫地，那里有一个海湾，威尼斯人把它叫作佐奇奥（Zonchio），但在今天，它的名字是纳瓦里诺（Navarino）。[38]奥斯曼人不得不带着重炮从莫东旁边驶过，去围攻威尼斯在科林斯湾的勒班陀（Lepanto）要塞。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船只数量更多，但除了两艘满载精锐的近卫军步兵的巨型船只以外，他们的桨帆船和大多数帆船都比威尼斯的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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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马尼相信，他在重型帆船和桨帆船操控技术上的优势能让他占据上风，于是他驻扎在科罗尼和莫东附近，等待机会发起攻击。奥斯曼的海军上将达乌德帕夏（Duad Pasha）不想冒险在外海作战，他把舰队带进了佐奇奥。8月12日，达乌德率领舰队出海，他紧靠海岸航行，这样，岸上的土耳其部队可以支援他。格里马尼迎着风发动攻击，这对他用大型帆船展开攻击来说很有利。安东尼奥·洛雷丹（Antonio Loredan）用两艘威尼斯卡拉克帆船攻击了土耳其舰队里最大的一艘船。在经历过加农炮轰击和激烈的近距离交战之后，这三艘船都被大火吞噬。就在此时，威尼斯人仍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摧毁动摇的敌军舰队，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然而，他们的船只却退缩了：在俘虏了几艘奥斯曼船只后，因为桨帆船舰队乱成一团，帆船和大桨帆船停止了追击。他们被加农炮火吓住了。在一片喧嚣声中，一艘威尼斯小型帆船被击沉，几名高级军官被炮弹打死了。有传言说格里马尼是故意不去支援比他更年轻且更受人爱戴的指挥官洛雷丹的。即便如此，最初的失败还是可以弥补的，但当格里马尼下令再次进攻时，大桨帆船又一次退缩了，帆船也不愿意与敌人进行接舷战。在这场没有结果的小冲突之后，土耳其人驶进了科林斯湾，攻占了勒班陀，这是战略上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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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以其特有的坚定来迎接这场失败，贬黜了格里马尼，并把他投进监狱。格里马尼指责他的下属懦弱和不忠。帆船的指挥官阿尔维斯·马塞洛（Alvise Marcello）也参加了这场战斗，直到他的两名参谋人员被一枚巨大的石弹击毙后才后退。他的行动凸显了这些炮弹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深刻影响。马塞洛反过来指责格里马尼拙劣的战术和混乱的命令。总司令没能协调好他的部队，使他们对整个作战计划缺乏信心。格里马尼一直在遵循参议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不能反映前线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高级指挥官都被安排在舰队的后方，不能身先士卒，也无法抓住战机。洛雷丹的指挥勇猛果敢、鼓舞人心，但舰队里没有人冲出来接应他。一年之后，在佐奇奥附近发生的另一场战斗中也出现了这种缺乏纪律的情况。莫东、科罗尼和佐奇奥落入奥斯曼军队之手，苏丹让他的舰队撤回了伊斯坦布尔。在佐奇奥附近遭遇的两场失败所反映的是拙劣的战术、无能的领导和不稳定的船员征募，这些因素终结了威尼斯人对大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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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舰队撤走后，威尼斯人以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两栖作战占领了几处重要的海上基地。贝内代托·佩萨罗（Benedetto Pesaro）允许他的船员劫掠被占领的城镇，处决声名狼藉的奥斯曼领导人，还羞辱或处死没能经受得住战争考验的船长，不论这些人的关系跟他好不好。他的行动重建了军官们的纪律，提振了水手们的士气，改善了海军人员的征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威尼斯人的勇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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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重炮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但土耳其人的大规模炮击只会有一轮，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战斗中重新装弹。在佐奇奥，大型帆船之间的战斗还是演变成了用投掷火力和白刃互斗，威尼斯人在这样的战斗中占了上风。在绝望中，土耳其人只好纵火，把三艘武装商船都烧毁了。[40]这场战役的规模和意义使它成为最早出现在同时代的木刻中并销往欧洲各地的海战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41]重炮的引入恰好碰上一个野蛮的新时代。阿尔巴诺·德阿姆尔（Albano d’Armer）是威尼斯在佐奇奥损失的第二艘船的船长，苏丹巴耶塞特二世（Bayazet Ⅱ）下令把他在伊斯坦布尔锯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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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奇奥战役之后，威尼斯加强了其海洋帝国的防御工事，但当奥斯曼在1516年征服马穆鲁克埃及，建立起一个定于一尊的伊斯兰帝国后，这个战略体系开始瓦解。现在苏丹可以把他的海军资源与香料贸易结合起来。威尼斯的海外帝国就像巴卡家族领导的迦太基一样，即使掌握了海上霸权，也会被实力更胜一筹的陆上强国压倒。一些前哨阵地迅速沦陷，苏丹仅靠一场战役就夺取了塞浦路斯岛，不过，克里特的防御工事运作得很好。干地亚经受住了长时间的围攻，直到1669年才因为威尼斯缺乏海军力量和维持防御所需的资金而陷落。从1470年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内格罗蓬特到1716年成功保卫科孚岛，英勇地防守一座孤立的港口城市成了威尼斯进行战争的标准模式。在哈布斯堡，从陆上发动的一次攻势的帮助下，一支生力军乘着海战获胜之机在科孚岛上登陆，为这座堡垒解了围。威尼斯舰队一直保持着科孚岛附近海域的畅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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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奇奥大败之后10年，威尼斯在陆地上的野心也受到了同样深刻的冲击。意大利成了威尼斯政策的主导因素，1509年，它在阿尼亚德洛（Agnadello）遭遇的失败标志着其陆上野心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此战战场离米兰比离威尼斯近得多。它的对手是短命的康布雷同盟，该联盟由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教宗和其他意大利国家组成。阿尼亚德洛战役后，威尼斯的陆上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常被人忽视，那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最大的同盟是为了反对威尼斯而建立的，因为它让半个大陆的世俗和宗教君主们感到恐惧。这个同盟反映了威尼斯的大国地位。共和国收复大部分失地的速度之快——到1516年就完成了这个进程——使这一信息变得更加鲜明了。同盟瓦解了，而威尼斯依然存在。它也吸取了教训，1529年后，它坚持中立政策，“人们逐渐意识到威尼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比以前要小，并且15世纪90年代的外国入侵已经把（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交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人，对现实情况的认识取代了自信”。1529年，当教宗与卡尔五世（Charles Ⅴ）在博洛尼亚（Bologna）议和时，他们忽略了威尼斯，这是“威尼斯好战分子的必胜信念与新的现实之间的一道分水岭”。[43]从此以后，威尼斯就要靠着协调和操纵法国与西班牙的利益来求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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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无力反击，只好调整过去以适应新形势，披上了罗马文化的外衣。1516年，它任命了一位官方历史学家，10年后，又任命了一位新市政建筑师，负责建造更容易辨认的罗马式建筑正面。由于不像其他意大利城市中心那样拥有古典遗迹，威尼斯为了取得政治、仪式和艺术上的效果，对城市空间进行了改造。圣马尔谷广场和连接着它与潟湖的小广场，再加上总督府，被改造成了一个罗马式的广场，使人联想到帝国的力量和城市的威严。这个空间会给外国列强和民众（popolari）留下深刻的印象，把威尼斯变成新的罗马、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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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尼斯的罗马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但它起到了使威尼斯权力正常化的有益作用，使这个独特的共和国呈现出了清晰可见的陆地形态。古老的共和美德是一种非常适合用来控制下层社会的工具。这种对身份的重铸强调了稳定性和规避风险，它也服务于寡头政治的目的，寡头政治在与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中控制了威尼斯。统治阶级分裂了，权力落入一个由昔日的统治家族组成的精英团体手中，这标志着威尼斯的精英朝着僵化为“一个团结紧密的小群体，掌握所有有关居民生活和共和国政策的决定”踏出了最后一步。[44]与此同时，寡头们解除了对土地投资的禁令，转而拥抱罗马的历史和罗马式的公共建筑，这折射出了一个现实：威尼斯不再是一个海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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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为国内外的受众重建了过去的文本和图像。来自荷兰的油画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等新的艺术作品传达了国家的力量。“第一位伟大的海洋画家”维托雷·卡帕乔（Vittorio Carpaccio）用桨帆船和帆船来表现威尼斯的特殊性和力量：“对其他画家来说，船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45]卡帕乔非常详尽地捕捉到了同时代船只的细节。[46]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一个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意大利战争挑战了威尼斯模式的时代。业已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需要加强，而国家则急于显示其寿命和权力。在没有国王、军队和广阔领土的情况下，威尼斯人把重点放在了突出城市的宏伟、仪式性的展示和创造一个合适的、不断发展的“威尼斯神话”之上。外国的来访者都被这些作品的规模和奢华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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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卡帕乔为一间政府办公室绘制了《圣马尔谷之狮》（The Lion of St Mark），这幅画是个寓言，强调了这座城市及商业的安全。使徒的狮子上半身站在陆地上，下半身踩在海里，爪捧和平的信息，这是进行贸易所必需的，背景里有一支商船队，而公爵宫则代表着稳定、政府和法律。[47]时机很重要。卡帕乔这幅画——一个“威尼斯神话”——出现在阿尼亚德洛的惨败以及爱琴海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落到奥斯曼人手里之后不久。威尼斯渴望与东方的君主和西方的对手和平共处，力图用权力的象征和一支经过强化的海军来打动他们，这些符号同时朝向这两个方向，并且有助于维持公民的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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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年建立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迫使统治精英通过市民姿态、仪式和节日来获取下层社会的赞同。15世纪晚期兴盛起来的慈善基金会“高等学校”（Scuole Grandi）建立起了跨越旧有社会界限的社群，它们以慈善事业为支撑，并以历史的、宗教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它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地点或职业把各个社区和团体联系起来，市民和民众在这些微型共和国里发挥领导作用，使出身低下的人也能成为市民的领袖。他们的会议厅里装饰着以历史和宗教为主题的艺术品，强调了威尼斯的过去和神在它的繁荣时期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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