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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的画作被设计成能像文献一样阅读，它们强调了城市和家族的荣耀。贵族捐赠者会买下那些能为他们家族增光添彩的艺术品。这些图像充实了文本——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文本是很稀有的——并被看作是像文字一样传达着真理。大型公共建筑墙壁上的图像经常被作为历史证据来引用，因为委托制作它们的人是诚实的，并且与它们所表达的事情有着密切关系。古老的绘画被复制，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文献性质。威尼斯历史学家不仅引用图像，还有意识地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探讨中，创造了图文并茂的历史。这些作品为官方的说法构建了强有力的视觉元素，维护了国家的声誉，使它过去和现在的行动正当化。这对一个游走于两个世界边缘、相对较小的海权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人文主义把威尼斯人的视野转向西方，转向陆地，使它与罗马的历史越来越亲密，获得陆地上的前罗马城市使威尼斯人喜欢上了帝国式的宏伟建筑。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日益迫近，以及威尼斯的陆上帝国主义激起了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敌意，威尼斯知识分子匆忙重组了他们的过去：马尔坎托尼奥·萨贝利科（Marcantonio Sabellico）创作于1487年的官方历史与李维笔下的罗马史非常相似。[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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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德·巴尔巴里的《威尼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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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Barbari）在1500年以“威尼斯”为主题制作的巨幅木刻版画强调了船只的关键作用，准确地说，在一幅颂扬这座城市的名望和独特性质的图画中，船只被当作了共和国的象征。与其说这是一幅地图，还不如说这是威尼斯这个欧洲最大的海上强国对它在东西方贸易中所占主导地位的一份宣告。[49]巴尔巴里用大型的三桅商船填满了整个海滨，而对军械库的精确勾勒——连同桨帆船——则强调了海军的力量。船不再是普通的背景装饰，在这个威尼斯历史的紧要关头，它们已经成了希望的象征。在一个缺乏名望、荣耀和利益的时代，它们代表着这三样东西；正是它们维持着威尼斯依然伟大的假象，保持了社会凝聚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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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艺术来体现海权，威尼斯还采用了最新的文学方法来阐释它。位于威尼斯陆地部分的帕多瓦大学大力支持法律和实用技艺方面的学术研究。人文主义学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彼特拉克（Petrarch）以及与希腊人——他们是人文主义的关键——日益密切的接触。逃离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拜占庭领土的希腊学者来到这座城市，这里有西方最大的希腊商人社区。1468年，枢机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把他收藏的大量希腊文手稿捐赠给了共和国，以拯救希腊文化并让共和国从1453年的大灾难中吸取教训。[51]他的手稿支撑起了丰富的人文主义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是在希腊移民和希腊著作印刷品的推动下形成的，率先从事希腊著作印刷工作的是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他把这些古代文本带入了西方世界。[52]为了收藏贝萨里翁的遗赠而修建的马尔恰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一座姗姗来迟的建筑——在2016年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马努提乌斯出版的希腊古典著作，以此来纪念他的丰功伟业。[53]修昔底德的著作于1502年5月出版，比希罗多德的早4个月。在被展出的修昔底德著作的扉页上，用古老的字体写着一个醒目的英文单词——“图书馆”，就像许多其他海权思想的核心文本一样，这本书曾经属于一个英国人。在马努提乌斯的英国朋友中，有人文主义者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和托马斯·林纳特（Thomas Lynate），他们分别在牛津和剑桥任教，在这两所大学里都能找到马努提乌斯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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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作为两个世界和两个时代之间的媒介，把海权介绍给了西方。修昔底德的著作是最权威的海权文本，事实证明，它的出版恰逢其时。16世纪时，威尼斯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暴露了它的海权身份和资源基础的弱点。在地中海东部，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着亚洲贸易的所有终端，威尼斯得不到任何发展空间。居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发动昂贵的战争往往会推高进货价格。这迫使威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本土，在那里寻求粮食、战略性的原材料、劳动力，并控制通往北方的商路。惨败阿尼亚德洛之后，它一时之间失去了这个意大利帝国，这粉碎了威尼斯人那种认为自己不可战胜的观念。威尼斯不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遭受了重创，失去了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地产，它看起来已经穷途末路，变回了原来那个古老的岛屿，手里只剩下几个小小的前哨基地，仅60年前，它还是西方世界的荣耀之一，而现在，它的荣光已经成了遗迹。衰落的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威尼斯人的脑海中。1512年，皮埃特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反思：船只、国家和人类的野心。阿尼亚德洛战役之后两个月，洛雷丹总督谴责了代价高昂和灾难性的陆地扩张政策，为依赖雇佣军队而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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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我们掌控着一切，我们怀着真正的热忱处理自己的事务，不依靠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犯了什么傻，非要离开海洋转向陆地，因为航海可以说是最老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提醒和警告，告诉我们应该一心一意从事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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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雷丹所掌管的威尼斯是由海上男儿建立的，所以应当遵循他们开辟的道路。他解读了近期遭受的灾难，认为威尼斯的海权是自觉、有意地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神或地理因素造成的。虽然这样的忧虑在之后的8年里由于领土的收复而暂时得到缓解，但它们仍然很明显。即便在意大利半岛，威尼斯也算不上一个大国了，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对罗马的洗劫反映出了哈布斯堡王朝那压倒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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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艺术和建筑主导了威尼斯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1529年，也就是卡尔五世皇帝以《博洛尼亚和约》（Treaty of Bologna）证明了他支配意大利的那一年，托斯卡纳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受命监督圣马尔谷广场的改造工程，这座广场是城市的仪式中心，建于12世纪晚期，为了建造它，人们填塞了一条运河并拆毁了一座教堂。他服务于安德烈亚·格里蒂（Andrea Gritti）总督的意图，即通过建筑的重建来表达文化和商业、智慧和正义这些威尼斯的长处，以恢复它的威望。只有古典建筑才能传达这些思想，而两年前从哈布斯堡军队对罗马的劫掠中逃出来的桑索维诺正是这个领域的行家。他修建的前廊、马尔恰纳图书馆和铸币厂把圣马尔谷圣殿和广场的景色框在中间，从海上眺望时，威尼斯建筑显得更加威严了。这些象征着智慧、财富和权力的符号取代了迁往里阿尔托的肉类市场，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神殿”、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马尔恰纳图书馆凸显了总督府的智慧属性。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古代神祇雕像与总督府外面的巨大雕像相互呼应。[55]城市粮仓和铸币厂一样，仍然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新建筑将威尼斯定位为一个内部和平、稳定的岛屿，把它与一个由外国军队控制的半岛区分开来，在这个半岛上，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推翻了，罗马则被路德宗的士兵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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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廊是精英们观赏户外仪式的观景台，上面镶着代表了威尼斯帝国的权力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智慧、未雨绸缪与和谐的精致嵌板。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塞浦路斯和克里特改变了嵌板的意义。古典符号渗透到了总督府里，桑索维诺在具有仪式性的“伟人们的台阶”（Stair of the Giants）顶部安放了战神马尔斯（Mars）和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雕像，这两位神祇代表着威尼斯国家的两大支柱。总督在这里完成他们的授职仪式，而法列罗总督也是在这里被斩首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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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50年，威尼斯的建筑已经被古典和巴洛克风格的模式所主导，这反映了一种以城市的宏伟来震慑外敌的意图。然而，这一语言经过了微妙的修改，以保持独特的威尼斯信息。1556年，在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和人文主义贵族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的帮助下，古罗马建筑师威特鲁威（Vitruvius）的著作在威尼斯出版。巴尔巴罗和帕拉弟奥与陆地城市维琴察（Vicenza）及罗马教会有联系。[57]帕拉弟奥的新设计把这些理念带进了一座到此时为止一直以独特而不拘一格的建筑为特色的城市。他修建的两座伟大的教堂——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和威尼斯救主堂——慎重地扩展了圣马尔谷广场的视线，把港湾带进了城市的仪式空间。三个等距离的点构成了一座海上剧场，正如圣马尔谷广场为陆地上的仪式提供了舞台一样。此时威尼斯正在与教宗对抗，帕拉弟奥巧妙地利用了海洋环境和威尼斯主题，颠覆了巴洛克风格中的罗马元素。帕拉弟奥借助威特鲁威的著作发展出来的古代强国建筑在威尼斯很受欢迎，它曾经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帕拉弟奥出生于梅斯特雷（Mestre）附近的一个贡多拉船夫家族中，他利用海洋环境来抵抗教宗的禁罚。整个水上空间的最后两件作品——海关和安康圣母教堂——把世俗和宗教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威尼斯想要展现的景象提供了绝妙的焦点。当最后一个元素于1631年完工时，圣马尔谷湾成了“一个有着浓厚的宗教和政治意义的空间，一座威尼斯神话的剧场”。[58]威尼斯的身份与大海息息相关，从海上观赏它是最好的，置身于威尼斯的人都被吸引去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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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提供了构建身份的终极范例。威尼斯人不仅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吸收了来源众多的思想和文物，还把他们的水上城市变成了一个华丽建筑的练习场。最关键的是，威尼斯人动用了所有的艺术工具来增强他们的力量：建筑、艺术、文学和音乐都被融到神圣创造的神话里面，把这个城邦那脆弱的漂浮世界变成了某种从总体上来说更为持久的东西。威尼斯人不仅利用运河和船只来展示他们的与众不同，还塑造了他们的水上空间来突出城市独特的文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威尼斯指的不仅仅是城市本身，还4包4括4了4潟湖。在这片水域里居住着渔民、盐农和前往意大利本土谋生的人，还“有这座城市里历史最悠久的一些修道院”。威尼斯人巧妙地利用了与陆地分离的地理环境，控制来访者体验城市的方式。通往这座城市的四条水路都由政府掌管，政府利用建筑激发精英访客的想象，然后再把城市的壮丽景色展现在他们眼前，令他们目眩神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路线是从基奥贾港（Chioggia）出发，一路向南。游客们晕头转向地在毫无特色的潟湖里走了13英里之后，进入了狭窄的圣乔治运河，旁边有宏伟的教堂。运河的尽头是圣马尔谷湾，视野骤然开阔起来，“城市最主要的市政和宗教名胜以磅礴之势尽现眼前”，公爵府、小广场、大钟楼、圣马尔谷圣殿及钟楼，还有桑索维诺修建的图书馆和铸币厂。难怪许多人对此叹为观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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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上直通威尼斯的路线以米歇尔·桑米凯利修建的圣安德肋堡为标志，这是一座蕴含着稳定和力量寓意的砖石建筑杰作，与大海相连。[60]威尼斯人故意延长到达的体验，把游客留在一个较小的岛屿上过夜，让他们从远处专心欣赏城市的规模和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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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钟楼也被用作潟湖领航员的领航标志和海上船只的航行灯塔。圣马尔谷钟楼顶部有一座镀金的雕像，其他钟楼则用白色石头重建，或者以火和烟为引航信号。借助它们，航海者能够精确地计算位置和距离。[61]一位来访的英国人托马斯·科里亚特（Thomas Coryate）明确地把大钟楼看作航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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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和其他海权都把建筑当成航标、权力声明和仪式空间，其中的协同作用很明显。帕特农神庙建筑群、迦太基的圆形海港、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和大型海军弹药库，以及沿着泰晤士河通往伦敦的经过精心设计的道路——位于蒂尔伯里（Tilbury）的堡垒，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造船厂，再加上巴洛克风格、富丽堂皇的格林尼治[63]宫——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图。这5个海权国家都创造了用来表现海上力量的建筑风格，积极地将海上贸易、海军实力和世俗身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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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仪式的威尼斯造成的影响被那些强调这座城市独特的海洋性质和商业焦点的画像捕捉到了，它们把这种影响传播开来。英国大使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获得了一幅这座城市的巨幅画像，落款日期是1611年，他把这幅画捐赠给了伊顿公学。[64]它被挂在很显眼的地方，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青年、未来政治家和公民领袖提供强有力的视觉符号，向他们展示威尼斯共和国（La Serenissima）的景色，告诉他们这是一座值得拜访的城市和一个可以效仿的对象。有些人还会去欧洲进行游学旅行，收集卡纳莱托（Canaletto）的作品，了解过去和当前那些海权国家之间的协同作用，这些海权国家作为商业共和国都专注于贸易、帝国和海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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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也就是威尼斯基本上恢复了其陆地帝国的那一年，13世纪时制定的禁止投资土地的法律失效了。[65]这应当被理解为对失去了希腊的关键海上前哨的回应。新的法律结构使威尼斯贵族脱离了海外贸易，形成了拥有大量地产的陆上精英阶层。当他们将权力基础从贸易转移到土地上面来时，他们沿着布伦塔河修建了帕拉弟奥式的别墅，这条河把他们与这座海洋城市连接起来。法律上一个简单的、利己主义的改变破坏了贸易、权力和身份之间那至关重要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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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下，意大利半岛恢复了和平，这开启了一个以罗马风格来表现威尼斯城之宏伟的新时代。桨帆船——威尼斯权力与繁荣的工具和象征——被放置在一枚勋章的背景中，这枚勋章是为纪念安德烈亚·格里蒂公爵的统治而铸造的，他缔造了新的罗马展示风格。威尼斯选择了一件借来的衣服，这件衣服对威尼斯人的身份有着深远的影响。古罗马是海权国家的死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和罗马的教宗正是这个专制的大陆帝国的继承者。地中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是一个新的迦太基。这种联系对任何读过李维作品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作品为威尼斯人文主义者所熟知，但这座城市仍然选择了罗马的身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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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心转移到了陆地上，威尼斯还是在寻求新的贸易来取代失去的东方市场。15世纪末，随着新海洋世界的开辟，昔日的竞争对手热那亚转向西方，作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客户参加了西班牙人开拓美洲的计划，而作为威尼斯人商业头脑的见证，在国家的组织下，他们通过充满活力的印刷业，收集和传播了最新的知识。16世纪50年代，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曾给统治着城市的十人议会（Council of Ten）当过秘书——出版了第一部从古希腊到最近的探险旅程的游记合集。他的批判性方法论满足了从事探险者的需要。[67]这本书是一份官方文献，传播了支持着威尼斯海上事业复兴的观念和权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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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在葡萄牙人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之后，香料贸易并没有随之崩溃；里斯本的垄断者们倾向于把香料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使威尼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还有竞争力。直到17世纪早期，荷兰人占领了香料群岛，垄断了从种植园到市场的供应链，威尼斯的香料贸易才寿终正寝。不久，威尼斯人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收购香料，并转而经营其他贸易，包括从他们剩下的几个希腊岛屿向北欧出口葡萄酒和干果。然而，海洋事业回报的下降鼓励人们投资土地，这样做利润更高。到了17世纪，威尼斯的食物实际上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这“降低了共和国对来自海洋财富的依赖程度”。[68]现在，威尼斯不再需要做一个海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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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贸易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那种主要用国有商用桨帆船运载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香料、丝绸和奢侈品——去做交易的模式在16世纪30年代没落了，这降低了威尼斯那个“连锁基地、巡逻和商船队体系”的价值，还削弱了国家的作用。大型的商用桨帆船是国有资产，它们被私有的帆船取代了，这些帆船可以运输更大的货物，比如食品和原材料。越来越复杂的三桅帆具使它们能够取代桨帆船，并开辟新的航线。在这方面，威尼斯人面对全副武装的英国帆船的激烈竞争，这些帆船既能用于劫掠也能进行贸易。英国人的行动受到了商业需求、伊丽莎白时代海权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爱奥尼亚葡萄干日益浓厚的兴趣的推动。由于威尼斯不再是东西方贸易唯一的引领者，它的收入严重减少。共和国以提高关税来应对这一状况，这鼓励了走私，还有人勾结英国商人。在勒班陀大胜利（1571年）之后的10年里，地中海东部的海洋帝国开始瓦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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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期，战争、火灾和瘟疫反复侵袭威尼斯，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经济衰退这一更直接的现实，加上新的市政和宗教仪式，把所有的社会阶层与一种由宗教狂热所驱动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了一起。勒班陀战役这一戏剧性事件始于1565年奥斯曼帝国对马耳他的进攻，此事在威尼斯人中引起了分歧。一些人认为与土耳其人再战一场是无可避免的，另一些人则渴望与苏丹和平共处，以保住地中海东部的贸易。这跟荷兰以及迦太基的态度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威尼斯的强大来自它的富有，而它的富有是以贸易为基础的，所以它有必要与敌人进行贸易。威尼斯人知道战争的代价高昂，而获胜的希望很渺茫，只有遭到直接进攻才会迫使他们参战。1570年，土耳其人袭击了位于威尼斯海洋帝国东端的塞浦路斯，据他们的密友说，军械库遭遇了一场大火，削弱了威尼斯的力量。安东尼奥·布拉加丁（Antonio Bragadin）在法马古斯塔海军基地进行的英勇防御为共和国赢得了动员的时间，而他的可怕命运让所有人都看清了利害关系。守军按照商定的条件——包括允许他们安全离开塞浦路斯——投降之后，却遭到了屠杀。土耳其人在城门外折磨了布拉加丁两天，因为他让他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然后他被活活剥了皮。几周之内，目击者的证言就被印刷出来了。[70]尽管共和国并不信任罗马的教宗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但它还是和西班牙一起加入了碧岳五世[71]（Pius Ⅴ）组织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这是它保卫海外帝国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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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使用新武器进行。在佐奇奥战役之后，重型加农炮被安装到了桨帆船上，成了一种用来破坏船只的武器系统。在重型帆船在大西洋世界里成为标准之后很久，这些装上了大炮的桨帆船还是地中海战争的核心，在这里，基地、堡垒和两栖作战仍然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桨帆船可以在岸边作战，支援陆上防御或让部队登陆。威尼斯人通过查阅古代文献改进了桨帆船的设计和建造，这是威尼斯对人文主义知识的一种典型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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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60年，地中海的桨帆船都装备了由5门大炮构成的强大前射火力组，其中包括一门威力强大的主炮和两对较轻的火炮。威尼斯一直保留着专业的划桨手队伍，他们全副武装，是群随时准备进行劫掠的自由人，而奥斯曼和西班牙的船只都是由戴着镣铐的奴隶来驾驶的。16世纪50年代斯卡洛奇奥（a scaloccio）划桨法——每支桨由好几个人来划——的导入减少了对熟练划桨手的需求，一个熟练的人可以指挥四个新手，这种方法使桨帆船得以扩大并容纳更多士兵。装载火炮和更多的划桨手使桨帆船失去了战略机动性，但增强了其战术能力，也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成本。与此同时，重炮成本的下降使帆船成了更有效的战舰。大型桨帆船舰队那巨大的后勤需求已经要靠帆船来满足了，把火炮和士兵转移到新的作战平台上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此外，商用桨帆船贸易的终结也意味着威尼斯不必再培养专业的划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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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军用桨帆船很好地适应了其拥有者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威尼斯的桨帆船——用来给堡垒解围和追击海盗——速度更快，装载的部队较少，战斗时，依靠的是优秀的火枪和枪手。威尼斯的指挥官们是最有技巧、最坚定的，他们深知，等待懦夫和傻瓜的是耻辱，或是更糟的结果。西班牙的桨帆船武装得最好，载人最多，它们是为了进行两栖攻击而设计的，牺牲了速度和敏捷性。奥斯曼的桨帆船为了能对岛屿和沿海的土地采取战略行动而运载部队和火枪，它们强调灵活性和加速性能，以便避开海战，因为苏丹寻求的是领土，而不是对海洋的控制。[72]然而，就在桨帆船舰队的战术能力于1550年之后达到顶峰时，它们却因为成本和战略上的僵持局面变得无用武之地了。只有在双方都想开战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在战场上彼此冲突，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