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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50年代，威尼斯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由于海上力量太弱，无法抵御奥斯曼帝国的侵略，它从英国和荷兰的承包商那里雇用了武装帆船，这些船帮助它赢得了战争，但它们也是经济崩溃的先兆。威尼斯热切地注视着英吉利共和国强大的海军以及它被直接用来支持英国商业扩张的方式，这不禁让人回想起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总督时代的威尼斯。英国人可能是个单纯的民族，但他们非常强大，可以成为很好的盟友。威尼斯人意识到了1651年的英国《航海法案》[89]是由1602年的威尼斯立法发展而来的。然而，威尼斯人的立法是在试图保护日益衰落的资产不受竞争的影响，而英国人的立法则旨在推动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的行业。[90]就在威尼斯的领导层不再关注海洋之际，刚刚获得权力的英吉利共和国商业精英利用海军在利凡特的贸易中攫取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该地区的贸易曾是威尼斯商业的支柱。他们这样做是在以一个公开的、有意识的模仿行为来表明伦敦是多么细致地研究了威尼斯共和国。大卫·奥姆罗德（David Ormrod）认为，英国《航海法案》是一项“雄心勃勃得惊人”的举措，它以威尼斯模式为基础，想要建立一种“国家垄断，在这种垄断之下，英国的航运和长途贸易可以得到长足发展”。[91]要实行这项政策必须掌握海军部队，让国家、海洋和力量相互配合，以确保《航海法案》能够得到海权文化和一种将伦敦商人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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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随着贸易的衰落，威尼斯把精力都集中到了保护亚得里亚海上。国家行政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人想过实行民主。管理威尼斯的精英们放弃了商业，又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太过于高傲而不愿经商，太过于威尼斯化而不愿务农，这个由富有而强大的家族组成的紧密联系的集团垄断了国家和教会的大权，等级制度反过来又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和公民地位。更具冒险精神的贵族在海军——而不是陆军——和殖民地政府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工作是通往高级职位的跳板。脱离贸易转而购买土地和国家债券的决定将在各个海权国家里成为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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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英国古典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把威尼斯贸易的衰落归罪于它那更关心特权而非利润的贵族政权。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认为做生意有失体面，新生的富商们很快就有样学样。[92]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艾迪生认为，贸易国显然应该对新鲜事物和变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他还指责威尼斯人忽视了他们的海上力量：“他们本来有可能拥有（爱琴海）群岛的所有岛屿，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拥有欧洲最强的舰队和最好的海员。”共和国似乎只是为存在而存在。[93]然而，英国人在威尼斯找到了值得欣赏的东西，因为它是一面优雅、古老的镜子，能映射出他们自己那正在形成的海权意识。这种理解可以从他们喜爱卡纳莱托清晰明亮的艺术作品胜于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更具艺术性的作品中看出来，后者的作品满足了威尼斯人的品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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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陆地保护了人们从商业中获得的财富，但依赖贵族领导来维持蓬勃发展的海上共和国却遭受了打击。威尼斯的贵族们选择了安静的生活，他们当中有些人撰写历史，以影响政治进程并提升国家形象，这些史书与为总督府创造的伟大艺术周期相呼应。同时，威尼斯贵族拒绝来自外部的控制：正如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1606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威尼斯人不是教宗的天主教徒。他们拒绝接受任何普世的权威，特别是带有不可容忍的领土帝国主义色彩的权威。当教宗与西班牙结盟，以之作为天主教对此反应的首要一步时，威尼斯把天主教的尖兵耶稣会士赶出了这座城市。[95]对威尼斯人来说，公共崇拜的最终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教会，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一种服务文化中，该文化延续的时间比海权的鼎盛时期更长。到1700年，这些观念已经僵化了，威尼斯仍然是富丽堂皇的，华丽的镀金宫殿，优美的艺术、音乐和戏剧表达出一种与下层民众保持社会距离的自我意识，并使游客迷醉。威尼斯的精英成了它的一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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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战争和债务使威尼斯在一个大陆军事帝国不断扩张的时代变得太过弱小，无法再充当一个大国。它转而求助于外交和中立且昂贵的防御工事，因为它缺乏进行根本变革的政治动力。1718年之后，共和国还在保持中立，依靠奥地利来抵御土耳其的侵略。法国于1702年派遣军舰进入亚得里亚海，迫使威尼斯取消了这一年的“与海洋的婚礼”，这一决定“象征着威尼斯人控制外国军舰在亚得里亚海活动的企图破灭了”[96]。海军实力和威望的减弱反映了权力的削弱，它征收不到关税，奥地利开发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作为亚得里亚海与德国的另一个连接点。这个濒临灭亡的海洋国家似乎只能靠土地和工业的利润来维持生存，海权已经变成了一项面子工程，一种有助于推销共和国的剩余遗产，而不是一个战略或经济上的现实。然而，尽管海上帝国的经济价值瓦解了，但海权的想象仍然深深植根于威尼斯人的身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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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威尼斯眼界的缩小，陆地对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威尼斯帝国最后的前哨是爱奥尼亚群岛，这是一些经济意义有限的要塞和海军基地。科孚岛曾经是利凡特的门户，现在成了保卫亚得里亚海的防御堡垒。关键的是，不论是海洋之国（Stato da Mar）还是陆地，都没能和威尼斯的政治制度融为一体。虽然威尼斯保留了海权的所有盛大仪式，但海洋帝国的成本超过了它的经济回报。然而，威尼斯的领袖们对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转向陆地，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与本土各省分享权力——又不感兴趣。[97]威尼斯仍然是一个海上城邦，与意大利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独立且独特。直到最后，威尼斯的目光都是投向世界的，他们的英雄是旅行者、商人和海军上将：七百年来与东方的持续互动创造了一种有别于意大利和欧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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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评论家们装作只看到了它的腐败和衰落，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1718年之后，威尼斯通过维护和平，成功地让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国债大山减少了一半，并适应了成为二流地区强国的现实。18世纪晚期，威尼斯经历了一场规模较小，但意义重大的海军/海事复兴，商业活动有所增加，尽管投资人和船长们不再全部是威尼斯人了。威尼斯商人是最早在红海港口吉达做买卖的欧洲人，他们从1770年开始贩运咖啡，威尼斯仍是利凡特商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98]这种新的活力可能反映了贵族阶层的重新开放，这使得富有商人能够在最高层购买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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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力相对衰落并失去了海军的统治地位，但威尼斯还是幸存下来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口港和经济中心，商业的复苏足以抵消衰退的迹象。到了18世纪80年代，它与北非的贸易蓬勃发展，造船业复苏了，港口比往日繁忙得多。此外，威尼斯海军还活跃于巴巴里海岸，以维护条约和新修订的海洋法。威尼斯在一个平衡、多极的世界里是有未来的：在一个充斥着帝王和暴政的世界里，它仍然是稳定、安全的共和制政府的一个独特典范。在狂欢节的泡沫和浮华以及戏剧和音乐会的乐趣之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观念和想象，有助于其他国家塑造其基于海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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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海军把装备了70门火炮的主力舰与桨帆船结合在一起，于18世纪实现了复兴，但它不再由威尼斯人主导。许多军官和船员是雇来的，以取代放弃了海洋的贵族阶层和满足在家工作的下层阶级。在没有重大战争时，海军被用来支持商业，打击海盗和海盗国家。共和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纺织业，而且还有富余的粮食可供出口，就连从事海上或与海洋相关工作的人口比例也在上升。这表明，如果不考虑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威尼斯的人口基本上是稳步增长的，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海洋的关注。威尼斯仍然是一个能赚钱的海洋国家，虽说大国地位对它而言已经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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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安杰洛·埃莫（Angelo Emo）在1785年对突尼斯的攻击极好地向威尼斯贵族们——他们把埃莫算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展示了制海权能带来的持续性战略结果。对海盗国家的约束降低了海上贸易的风险和成本。作为恩里科·丹多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埃莫给军械库和造船计划重新注入了活力。然而，埃莫的纪念碑——它纪念威尼斯海军史上最后一件大事——却被放在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的入口前面，这真是个奇妙的编年逆转。[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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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威尼斯这个一流的港口和造船中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处于能从将要震撼欧洲的战争中获利并恢复其海权身份的理想位置上。[100]然而，仅仅5年之后，共和国就被征服了。精英们无法理解一个由激进、暴力的变革所主导的新世界的意义，再加上害怕失去自己在陆地上所拥有的广大地产，法国人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毫不反抗地屈服了。1797年5月12日，共和国废除了自己的统治，允许法国军队进占圣马尔谷广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支侵略军能踏足此地。拿破仑搬空了铸币厂，洗劫了军械库，让威尼斯的船只加入法国舰队，船上装满了枪支和物资。军械库里的威尼斯纹章被破坏了，礼舟在圣乔治岛被仪式性地焚毁，这是在有意识地仿效西庇阿摧毁迦太基舰队之举。拿破仑给李维的记录添上了新的一笔：他点燃的这堆篝火标志着威尼斯的独立、寡头政治以及最重要的海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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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权的实质早就已经从潟湖消失了，但拿破仑还是烧毁了这些符号，因为他憎恨它们所代表的一切。他系统地消除了威尼斯的名字和声望，就像罗马人对迦太基所做的那样，掳走了定义威尼斯身份的档案和艺术珍品。5个月后，他把洗劫一空的废墟丢给了奥地利，1805年时为了修建一个新海军基地，又把它们夺了回去。尽管在安特卫普和登海尔德（Den Helder）建造的舰队带有英雄般的当地名字和身份，但在威尼斯重建的舰队却忽略了这座城市的过去。[101]也许，拿破仑害怕它所传递的信息。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都在试图用大陆帝国主义的火把烧毁威尼斯的最后一个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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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填埋运河，开设公共花园，如今这里以双年艺术展的场地而闻名于世。有些东西总会让人们回想起一个非常伟大的过去，一个塑造了全球意识的过去，一个持续提出棘手问题的过去，他把这些东西破坏殆尽，就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摧毁迦太基一样，从而确保了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本土政权不会因为它们而烦恼。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地利人继续了他的工作，把来自中欧的士兵和他们的军乐队带到了这座海洋城市里，修建了一条堤道来摧毁所有那些让威尼斯与众不同的东西，使它变得更容易控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港口的威尼斯最终毁在了英国人手里。他们对拿破仑的意大利帝国进行了封锁，破坏了地区贸易，让驶往威尼斯的船都改道前往其他安全的港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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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独特的性质——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前卫星国，它有意识地选择成为一个海权——通过构建一个建城故事而得以延续，这个故事把神的干预和虚构的罗马遗产结合到一个不断演变的神话里，充当了提升城市威望和共同体凝聚力的工具。然而，这些神话也引发了反叙事。帝国霸主哈布斯堡西班牙创造了有关威尼斯的一个“黑色传说”，说它是一个滥用间谍和酷刑的专制寡头政权，一个行将灭亡的罪恶沉沦之地，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可能是在他们的被保护国热那亚的帮助下编出这个故事来的。拿破仑有效地利用了这个“黑色传说”，命令一名温顺的历史学家运用他掳获的威尼斯档案来更新西班牙的故事。这位前军事后勤专家皮埃尔·达吕（Pierre Daru）总结道：“受害者的命运全都是它罪有应得。”当达吕的书于1815年至1818年间出版时，这座城市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维也纳会议把它交给了奥地利，一个对海洋不感兴趣的国家。拿破仑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读过达吕的书，他做了些关于1797年的注解，后来被添加到了该书的第二版里，这本书减轻了那个支持拿破仑摧毁共和国的时代的罪过。通过谴责这个海权国家的观念，达吕迎合了大陆大国的需要。这本书很快就受到了质疑：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指出它使用了伪造的文件，而且它也没有被翻译成英语。[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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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奥地利的占领极大地削弱了威尼斯，使它被意大利吸收，这最终破坏了威尼斯的本质——它是一个地区不停跳动的海洋心脏，这个地区远远超出了现代国家的领土限制。在一个由罗马、都灵和米兰主宰的大陆国家里，这个以海洋为中心的大都市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座城市，一座很小的城市，支配着威尼斯的政体不再把海洋当作它的政策重心。意大利完成了拿破仑发起的毁灭行动，把威尼斯这个独特的海洋城市同化进了一个以工业和农业为主导的大陆整体中。威尼斯的商业被剥夺了，而能使最美丽的海景都显得低矮的超大型游船则让街道上挤满了慵懒的游客。与此同时，威尼斯文化史中的海洋也被抹去了，就好像潟湖上的那座城市就是整个威尼斯一般。在后帝国时代对昔日海洋帝国进行陈述时，这是一种常见的方法。由于这个过程，威尼斯被荒诞地贬低，变成了亚得里亚海钝端的泥滩上的一处装饰性景点，它那奇妙的文化瑰宝似乎是胡乱拼凑起来的。这里没有船只了——礼舟和“与海洋的婚礼”只是追忆——教会、国家和土地已经淹没了那种独特的海权身份。在现代，威尼斯的天主教属于罗马和陆地，而在往昔，它曾公然对抗权威，宣称自己是地方的、海洋的。这座城市的现代象征是简陋的贡多拉（gondola），一种水上出租车，而不是军用和商用的大桨帆船，也不是在勒班陀英勇奋战的加莱塞。军械库里应该回响着斧头和锛子的声音，加工着复制的桨帆船，以此向全世界展示，曾经支配着海洋、身为海洋商业中心的威尼斯是现代性的支点，在一个饱受战争、暴动、征服和混乱之苦的地区里，它是一座稳定和秩序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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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宏伟、仪式的壮观和古典的象征引导游客去了解共和国的目的和力量，领略这个地方的与众不同。海权国家威尼斯及整个海上帝国的伟大建筑体系面朝大海，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来访的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把国家跟力量和稳定的古老范例联系起来，并宣告帝国那易受攻击的领地是坚不可摧的。圣马尔谷广场与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组成的仪式空间歌颂着这座城市及其所依赖的商业。在今天，来往于此的游人络绎不绝，他们四处观赏却又视而不见，就算站在大海面前，他们也认识不到古代威尼斯人的意图，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把威尼斯变成亚得里亚海的门户。人们对海权的概念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18世纪时为吸引游客而开发的那些优雅而无关紧要的娱乐活动已经被当成威尼斯的定义了。阴森的军械库位于偏僻之处，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适合那些想要反思历史的意义是多么容易被掩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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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权国家威尼斯处理好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吸引力，其一是海上贸易，可以通过海洋控制来保障它，其二是向邻近的意大利本土进行陆地扩张，但它们绝不是当代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威尼斯人或局外人所设想的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威尼斯在一个混乱世界的边缘地带取得了大国地位，并运转在一个地中海世界里较大的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处理陆地问题的时期中。当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时，原生霸权性的陆上强国建立了海军来控制贸易并扩大其帝国的统治范围。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威尼斯将其陆地基地扩展到了潟湖以外，以确保木材、人力和食物的供应，这些资源是维持不断增长的海军部队所必需的。只有一支占据支配地位的海军才能确保海外商业帝国以及为商船和保护它们的桨帆船提供服务的岛屿基地链的安全。岛屿帝国支撑着雅典和迦太基的海权，而资源丰富的地区则提供了人力、金钱、食物和原材料。当富有、充满活力的海权国家开始扮演陆地强国的角色时，它们在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会对此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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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贸易帝国依赖海军基地和岛屿构成的网络，它把这座城市与利凡特的主要港口连接起来。这些港口彼此相隔的距离不能超过在划桨达到巡航速度的情况下航行两天的距离，对续航能力较差的商用桨帆船来说，这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威尼斯在海外和意大利本土的领土满足了相关的商业和战略需求。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103]尽管威尼斯把陆地和海洋帝国结合在一起，但它仍然是个海权：只有海权赋予它的不对称的战略和经济优势，才能使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弱小城邦成为一个大国。从始至终，威尼斯都是通过海洋来定义自身的。在17世纪，大海不再是威尼斯财富的主要来源，但它仍然主宰着威尼斯的身份、仪式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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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霸主建造海军是为了对抗威尼斯的财富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威尼斯则以升级舰队和军械库、提高它们的威慑力作为回应，并用古典文化的形式来呈现这些符号，以确保对手能理解它们。威尼斯建立了外交部门，以便在危险来临之前获得警告、利用财富建立联盟并获得政治支持。这些措施推迟了那些不可避免之事的到来：威尼斯无法维持大国地位，并且拒绝将陆地和海洋帝国与其政治结构融为一体。归根到底，所有海权国家都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向遥远的岛屿和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时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占有领土可能会改变或稀释它们的核心身份，大多数海权选择忽视与这些领土有关的政治问题，要么直接统治它们，要么通过分包商，把它们当作贵族采邑或公司财产来统治它们。威尼斯把这三种模式都用上了。随着大国标准的提高，威尼斯没有像雅典或迦太基那样，它选择了尽力实现相对衰落。幸运的是，奥斯曼帝国进行扩张的能量已经衰退了，而其他的地区性强国又把精力放在了别的地方。18世纪时，威尼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性行动者，尽管它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人们对地产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荷兰共和国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在衰落时的相似之处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比它们都处于大国地位时的相似之处意义更大。这两座城市始终都是富有的、商业化的和海洋的，直到18世纪90年代末，它们才和热那亚一起，作为欧洲的海洋国家，被新的原生罗马式霸权帝国——法兰西共和国破坏殆尽。1815年，维也纳会议认可了拿破仑把热那亚和威尼斯并入大陆国家的决定，但英国恢复并强化了荷兰国家，以满足其战略利益。有些英国人希望让热那亚复兴，但威尼斯却因为西班牙和法国的宣传而背上了恶名。英国人还要再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把他们从对第一个现代海权的理解中的神话与现实区分开来。[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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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一个真正的海权，一个由海上贸易帝国维持的大国，它通过大海将其领地联结起来，并用海军力量来保卫它们。帝国和海军在不朽的城市建筑支持下，支撑着国家的自尊。[105]然而，就像其他所有海权一样，威尼斯也开发了大陆领土，陆地使它与大陆霸权发生了冲突。海洋和陆地两个帝国在没有政治代表的情况下，为威尼斯的自由和权力提供了资金。海权远不止是对航线的控制：它是一种身份，塑造了国家以及国家统治殖民地和被征服领土的方式。威尼斯把帝国的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转口港周围，其海关收入为整个海权事业提供了资金。在长期的、令人痛苦的对抗压倒性的逆境、保卫岛屿帝国的过程中，在海权的经济价值跌落谷底之后很久仍然维持一支强大海军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里那惊人的复苏过程中，海权作为文化和身份的关键作用得到了强调。“威尼斯神话”可能夸大了现实，但它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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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海权的知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也是海权后继者们的典范。荷兰人和英国人都仔细地探究了威尼斯的文化和身份，以塑造它们自己的海权事业。19世纪的英国人把威尼斯当成他们的先驱国家之一，虽然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具残骸，从海中崛起，又在海中衰落，但他们还是理解了它潜在的真实面目。1851年，也就是伦敦举办万国博览会的那一年，约翰·罗斯金对威尼斯文化做了一次古怪的考察，把这座城市当成一个有益的警示，提醒英国人将有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106]罗斯金对共和国为何丧失活力的分析仍然意义重大，这不是因为它很准确，其实它并不准确，而是因为它认识到了这座城市的真实，在这座城市里，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文化都反映了独特的海权身份——这种身份是为了维持威尼斯的力量而构建出来的——而且，在这样做时，它使用了一种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比喻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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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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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对海洋和航海所做的深刻负面评价对天主教国家的影响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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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姆斯特丹运河两旁的房屋也引发了类似的研究，想要确定法律对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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