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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的海军力量已经超过了威尼斯，这两个帝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海上臣属，就像古代波斯人一样，奥斯曼人强迫航海的臣属加入他们的战舰队，而哈布斯堡王朝则依靠热那亚等被保护国、那不勒斯等属地以及巴塞罗那等国内的航海中心来组建海军。此外，威尼斯还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困境，它没有朋友：哈布斯堡王朝威胁着威尼斯的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威胁着它的帝国和贸易。在16世纪，为了应付这些威胁，威尼斯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海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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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70年代，奥斯曼人都掌握着主动权，事实证明，他们的集权帝国在动员和部署军队方面比纷争不断的基督教世界更有效率。1571年，在征服了塞浦路斯后，赛利姆（Selim）苏丹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命令他的海军上将阿里帕夏（Ali Pasha）摧毁神圣联盟的桨帆船舰队，这支舰队是由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宗联合出兵组成的。10月7日，这两支舰队——它们拥有的战舰数量都超过了两百艘——在位于科林斯湾的前威尼斯港口勒班陀附近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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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桨帆船战斗中，双方舰队正面交锋，双方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掩盖自己的不足并抓住敌人的弱点。神圣同盟的舰队由卡尔五世的私生子、费利佩二世[73]同父异母的弟弟，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指挥，他打算用多艘超大型的旗舰级战舰，也叫兰特纳桨帆船（lantern galleys），摧毁奥斯曼人的中军，同时用其两翼的分舰队阻挡奥斯曼人的侧翼包抄。威尼斯人的航海技术最好，船吃水最浅，所以被配置在靠近海岸的一侧。基督徒一方的船只和士兵更多，而且他们的船大多都比土耳其人的更高大，奥斯曼人则打算利用其战舰高超的战术机动性绕过神圣同盟的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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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已经学会了重视火力，于是他们把多余的商用桨帆船都改装成了加莱塞战舰（galleass），这是一种大型的、全副武装的桨帆并用船，1艘加莱塞装备的加农炮数量比5艘桨帆船加起来还多。6艘加莱塞被配置在唐·胡安的战线前方，两艘一组分开部署，以瓦解前进的土耳其舰队的队形。被派往中军和左翼的4艘加莱塞及时就位，它们击沉了一些桨帆船，打乱了奥斯曼人的推进。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右翼还是渐渐地绕到了威尼斯人的侧面。一旦开始与土耳其人交战，威尼斯海军上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就熟练地旋转战线，用大炮和近距离战斗把他们往海岸上赶，巴尔巴里戈和其他许多威尼斯军官在战斗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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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帕夏对基督徒的旗舰发起了猛烈攻击，死死困住同盟的中军，好让他的两翼进行决定性的侧翼攻击。在这里，唐·胡安的重型战舰大显身手，在它们用船首炮开火之后——通常是在距离很近时——双方就开始交战了，任何试图掉头的船只都将被摧毁。当他们的船在战场上纠缠在一起时，士兵们从拥挤的甲板上互相射击并尝试登上对方的船只，而新的士兵则被从其他桨帆船上送往主要的交战平台。最后，许多身穿盔甲、使用威力强大的滑膛枪的西班牙步兵冲上了阿里帕夏的旗舰。阿里帕夏中弹被俘，被拖到唐·胡安的旗舰上，立即就被斩首。土耳其中军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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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去掩护同盟右翼的两艘加莱塞没能就位，这使奥斯曼指挥官乌卢奇·阿里（Uluj Ali）得以压制平庸的热那亚海军上将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Gian Andrea Doria）。乌卢奇不断威胁多里亚暴露在外的右翼，把基督徒的这支分舰队逼离了它原本的位置，使它和中军分离开来。打开一个合适的缺口后，他马上回头，向唐·胡安的侧翼猛扑过去，他恰好在奥斯曼中军崩溃之际抵达主战场，迎面碰上刚赶到的同盟预备队。眼见主将战死，败局已定，乌卢奇明白逃跑是唯一的选择，他率领30艘桨帆船撤退，成了唯一一支从这场灾难中逃脱的奥斯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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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的奥斯曼船只被俘虏，至少3万人——半支舰队的人——被杀或被俘，许多被抓来划桨的基督徒奴隶得到解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督徒取得的这场胜利并没有多少用处，适合作战的季节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他们还没有就进一步的政策达成一致。然而，这场战役的真正结果要到1572年才能看清楚。一支由200多艘匆忙赶造的战舰组成的奥斯曼舰队重新出现在希腊水域，但乌卢奇·阿里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战斗，留在莫东的炮火能够支援到的地方不动，同盟不敢进攻该处。奥斯曼帝国可以更换它的桨帆船，但熟练的弓箭手、水手，以及最重要的士官和领航员是无可替代的，这支新舰队只能算是在勒班陀奋战过的那支舰队的影子而已。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处决了所有熟练的水手，这使勒班陀战役当天所造成的损害持续困扰了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土耳其士兵可以成为很好的划桨奴隶，但土耳其水手太危险了，不能让他们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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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班陀战役的胜利使科孚岛和达尔马提亚岛（Dalmatia）得以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但却无法收复塞浦路斯。当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一个空洞的场面，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他造成了一个贬低勒班陀的长期传统，但他误解了16世纪威尼斯和基督教王国的精神世界。勒班陀对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产生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心理影响，以一种可以归因于神之干预的方式结束了土耳其数十年来无往不利的局面。在威尼斯，它结束了可以追溯到佐奇奥之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信任危机，当共和国重建其身份以应对衰落时，它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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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利用勒班陀来展示他们的海军实力、庆祝海军的英雄气概并让人们安心——共和国仍然知道怎样战斗。人们用罗马式的凯旋仪式来对海军上将塞巴斯提诺·维尼尔（Sebastiano Venier）和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的英勇领导表达崇敬之意，仪式中还展示了被俘获的奴隶。社会各阶层都与这场战斗有着利害关系，贵族、造船工人和划桨手通过一系列融合了世俗和宗教精神的事件来庆祝他们的海权身份。当这么多人在依靠海洋生活时，海军的荣耀会被所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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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不能光靠荣耀生活：它需要与东方进行贸易，而要跟东方贸易就要与大土耳其和解。夹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十人议会偷偷展开了和平谈判。威尼斯需要与这个伟大的大陆强国和解：从经济上来说，土耳其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参议院赞成继续战争，但年长、明智的人却另有想法。这个“船主之国”别无选择。战争极为昂贵，整支桨帆船舰队的运作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威尼斯的资源。政府认识到议和对热情高涨的民众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惊喜，就匆忙地停止了勒班陀的庆祝活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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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结束了威尼斯的辉煌时代。1572年，基督徒通过两栖作战占领了突尼斯，然后在1573年，奥斯曼人又以两栖作战把它夺了回去，这是军用桨帆船舰队最后的大规模作战，它们再也不会被动员起来了。威尼斯的桨帆船又回去执行反海盗的工作，而他们昔日的盟友西班牙在1588年想要攻入英吉利海峡，却没能成功。正如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所强调的那样，地中海的军用桨帆船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它们是为一个无须长途航行、兵力高度集中的战区创造出来的，那里散布着它们持续作战所需的设防海军基地。桨帆船及其船员每隔几天就需要安全地靠岸一次，如果它们的船体没有定期清洗和上油，船员没能好好休息、进食和饮水，战斗效率就会大为下降。此外，划船所需的技能已不再与任何经济活动有关，同时人力正变得越来越昂贵，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是如此，战略性的力量可以由更为耐用、机动性更强、续航距离更远的帆船来提供。划桨战舰仍然可以在近海和河流中发挥作用，但是，快速的大型帆船改变了一切。[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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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桨帆船的衰落与威尼斯丧失大国地位、地中海世界失去中心地位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船只、国家和远洋航行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根本，威尼斯这个城邦落伍了。原生霸权性（proto-hegemonic）的陆上帝国又一次把海权边缘化了。最后一批海权将会是比较大的国家，控制更广阔的海洋，但它们还是会被大陆霸权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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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桨帆船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用处。1574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i Ⅲ）在从波兰回国的途中访问了威尼斯。为了这个场合举行的庆典表明了威尼斯已改换门庭，脱离哈布斯堡阵营，投向了法国；它对海权文化的展示是为了给盟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为了震慑对手。亨利穿过利多岛（Lido）的临时拱门和凉廊进入这座城市。这座拱门是帕拉弟奥根据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凯旋门设计的，上面装饰着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委罗内塞（Veronese）的历史画。[77]它框定了国王对这座城市的最初一瞥，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圣马尔谷广场周围那精心设计的仪式区域上。这与1529年亨利八世利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和格林尼治（Greenwich）之间的泰晤士河给卡尔五世留下深刻印象，以及雅典卫城和迦太基大港的景观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展示力量的仪式是海权武器库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威尼斯的欢迎仪式上挤满了商船和战船，但这就是作为威尼斯标志的桨帆船的告别演出。总督乘坐镀金的礼舟前来迎接亨利三世，这艘船载着他们游览了整座城市。亨利驻跸于大运河中段的卡福斯卡里（Ca’ Foscari），在这里可以更好地欣赏威尼斯的与众不同。军械库是仪式的核心部分，在国王进午餐的时间里，工人们组装好了一艘桨帆船，这一展示给法国人留下了长久印象。一个世纪之后，当科尔贝尔（Co lbert）着手为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组建舰队时，军械库仍然被他们当成最佳实践的典范。[78]君臣二人都不承认这种把资源集中在海军身上的行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海权国家里。这次访问证明了所有努力和花费都是值得的，威尼斯获得了一位强大的盟友来对抗与苏丹结盟的费利佩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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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高昂的代价买来和平与贸易之后，共和国重建了防御工事，以阻止土耳其的进一步侵略。根据1573年与苏丹签订的条约，威尼斯舰队的规模被限制在60艘桨帆船之内，因此，它大量生产船的骨架木料，以便在有需要时建造更多船只。这项从古老的方法中发展出来的技术被演示给亨利三世看了。军械库作为工厂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得到了升级：大门处添加了带翼的胜利女神像，并以最严格的实用样式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新索具厂。地位显赫的访客在参观这些新设施时还会一并参观礼舟那精致的船坞和武器库，武器库的古典式门廊表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张显力量的场所，它们的建筑风格与桑索维诺的铸币厂相互呼应。[79]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威慑土耳其人，虽说勒班陀一战已经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进攻能力。为礼舟新修的仪式性船坞标志着桨帆船沦为了边缘角色，这是威尼斯丧失了大国地位的恰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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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战争结束了。1575年到1577年间，在威尼斯又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在帕拉弟奥修建的救主堂落成后，人们举行了新式礼拜和仪式，以庆祝瘟疫过去。1577年，勒班陀的英雄塞巴斯提诺·维尼尔成了总督，这并不是因为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而是因为他的崇高声望。通过艺术、建筑和军械库的产出体现出来的海军力量和神圣庇佑，帮助威尼斯熬过了疾病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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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结束，勒班陀又成功地恢复了它在威尼斯象征手法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西班牙和教宗已经变成敌人了。这场戏剧性的、神圣的胜利表明，威尼斯人是新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标志着威尼斯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为不断进化以维持连续性和秩序的必要的过去增加了新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总督府里的主要公共空间——威尼斯海权的崇拜中心，不久之前曾惨遭祝融——由最优秀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进行了重新装修，描绘了共和国悠久的海权历史，这段历史在勒班陀的荣耀和亨利三世的来访中达到顶峰，它们是威尼斯的重要性仍在延续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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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共和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威尼斯精英仔细调整了威尼斯神话的措辞，使其既能有效地表达威尼斯人的自信，又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同时还顾及了近来的历史教训。尽管它的基础很不牢靠，但神话在威尼斯滑向最后的衰落时仍在继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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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相对衰落是无法避免的，但威尼斯人以非凡的技巧来应对这一过程。威尼斯避免了如同雅典和迦太基那样的命运，继续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生存了两个世纪。荷兰和英国也会走上类似的道路，它们发现在共和国身上有很多值得效法的地方，尤其是它退出权力舞台的方式。在一个由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它们一心追求大陆霸权，拥有足以压倒海权国家的海军力量的资源和足以粉碎其依赖贸易的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主导的世界里，威尼斯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双方在资源、规模和影响力上的差距超过了一定的水平，这压倒了海权的不对称优势，剥夺了为海权事业提供资金的帝国，使它们降为二流或三流国家。大型霸权帝国的建立使依然故我的威尼斯走向了相对衰落：“威尼斯还保持原样，但周围的世界却发生了变化。”[81]在商业航运这个关键领域，衰退是绝对的。弗雷德里克·莱恩对美国的商船建造和商业补贴十分了解，他拿美国与威尼斯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两个共和国起初都是海权，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失去了它们在造船和船只运营方面的相对优势。这两个国家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立法：美国发展为一个大陆军事霸主，而威尼斯则输给了效率更高的荷兰和英国航运。关税壁垒无法把它们挡在市场之外。[82]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既有本地的，也有来自北海的——给威尼斯的航运带来了额外的成本。保护主义最终失败了：对威尼斯来说，控制地区贸易比维持国内航运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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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6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为了抵御原生霸权性的大陆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保护自己的海上帝国，威尼斯的经济和贸易网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7世纪中叶，克里特岛沦陷，威尼斯的东方贸易网络——它苦苦维持海上帝国的原因——变得无利可图。虽然剩下的岛屿领地几乎没有经济潜力，但威尼斯仍然一门心思地保卫它们，这加重了这个筋疲力尽的国家本就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市场被更加灵活的竞争对手抢走了，在这些竞争对手当中，英国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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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海上被压倒，丢失了地中海东部的重要基地，它只能把经济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那里的投资回报更高，也更安全。威尼斯迅速变成了另一个意大利国家，虽然它残余的海上联系还能为它提供有用的机会和回报。制造业的扩张，部分是为了填补意大利其他中心因战争和动乱造成的缺口。在威尼斯的力量不断衰弱的同时，它从转口贸易港到制造业城市的缓慢转变正在顺利地进行着。工业和资本——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增加其价值、提供贷款以获得利息——取代了海外贸易。到16世纪末，就像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威尼斯成了“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业城市”[84]。布料制造业的爆炸性增长使城市贫民得到了工作机会，而威尼斯产的高档玻璃则主宰了欧洲的科研和奢侈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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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营贸易的衰落，国家成了一个主要的雇主，贵族们可以在大使馆、教会、海军以及陆地和海洋帝国的城市管理部门里找到工作。17世纪初，威尼斯还清了国家债务：税收降低了，许多精英家族得以依靠政府生活。它的银行业依照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率先想出的方法发展，尽管对荷兰和英国海权帝国主义而言非常重要的特许制度和股份制公司在许多年内还不会被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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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威尼斯为了创造海洋经济，故意阻断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其他投资渠道。第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将通过持续的国家干预来维持，其中包含了促进贸易的措施，这包括了海事保险、护航和海军巡逻。1516年，禁止进行其他投资的命令被取消，威尼斯贵族基本上退出了海外贸易。到了17世纪，富商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了，其中包括外国人，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权力杠杆的手段。[85]国家对耗资巨大的海军活动的支持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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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落的过程中，威尼斯文化成了欧洲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座城市的不同方面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群岛的访客。早在1500年以前，英国人就已经从威尼斯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特征，当时有学问的人开始从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那里购买希腊著作。这些著作教育了掌权者，掌权者又把它们带进了英国的图书馆和政策中。地理学家、占星术士、航海家和“大英帝国”一词的发明者约翰·迪伊（John Dee）拥有三本阿尔都斯出版的修昔底德著作。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都有这本书，沃尔特·雷利爵士使用过它，托马斯·霍布斯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与此同时，在沃尔辛厄姆以及塞西尔之子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支持下，理查德·哈克卢特那本伟大的航行纪要《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出版了（1589年），这本书受到了拉穆西奥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英国人公开地、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地借用了这些知识，把海权的中心从威尼斯潟湖转移到了泰晤士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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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海权国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主导着它们的都是“高度依赖海上贸易的大型商业中心，在城市管理层面上也很相似……伦敦和威尼斯主宰着以它们为首都的国家，缺乏其他能与之比肩的城市使它们跟大多数欧洲的同级别城市都不一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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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威尼斯逐渐放弃它的海权身份时，英国人却开始想象并塑造他们的海权身份。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的政权更迭[87]使伦敦的商业精英获得了权力，即使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们的关切仍然很重要。1688年，他们从新生的君主立宪政体手里攫取了一部分权力，这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地产/商业互相合作、以金钱和影响力为基础的寡头政治集团。威尼斯人早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里就预料到了这些发展：他们看得出来，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会抄袭他们的经济观念，并打进他们的市场。英国的成功既是他们骄傲的源泉，也是促使威尼斯海权复兴的原因之一。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大使亨利·沃顿爵士提醒威尼斯参议院说，英格兰和威尼斯都是依靠海洋来获取繁荣和权力的，而且贸易和治国方略是紧密相连的，幸好他没觉察到他的听众比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更了解这些问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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