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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A.D.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Britain,Venice and the Meaning of Seapower’,in M.Taylor,ed.,The Victorian Empire and Britain’s Maritime World,1837-1901:The Sea and Global Hist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p.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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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Fenlon,The Ceremonial City,pp.13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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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pp.1,8-10;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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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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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五章“我们为了巨大的利益开拓海洋”[1]：荷兰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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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AT GREAT PROFIT ARE WE OPENING THE SEA”:THE DUTCH SEAPOW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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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神庙：阿姆斯特丹海军弹药库和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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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广泛地从事海上经济活动，如渔业、捕鲸业和运输业，它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有一支成功的海军做后盾，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海权，但这种身份只是个短暂的反常现象。共和国仅仅作为一个海权运作了20年，它从未将这种身份铭刻在心。海权的思想在这种身份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着，它是一场争论的组成部分，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共和国被拿破仑废除为止。当荷兰的海权国家在混乱中崩溃时，它让英国继承了海权的衣钵，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渴望获得这一身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从第一个北欧海权荷兰所创造的思想和方法中获益匪浅。英国对荷兰思想、方法和商品的戏剧性吸收，加上银行家和熟练工匠的大量流动，反映出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当作有意识的模仿能够更好地理解它。这一过程伴随着三场基本上由海战组成的战争，两个国家为了成为海权而彼此竞争，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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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国家有着悠久的海事传统，几条主要河流以及布鲁日港、根特港还有后来的安特卫普港在这一传统中占据首要地位。这是一个由地方议程主导的地区，但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勃艮第公爵的继承人卡尔五世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2]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广泛抗议活动中，自我本位的地方抵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布斯堡的统治导致了荷兰革命。荷兰省不像它的佛兰德邻居那样，拒绝供养军舰来保护其鲱鱼渔业，而宁愿付钱购买安全通行证。阿姆斯特丹、豪达（Gouda）、哈勒姆（Haarlem）和莱顿（Leiden）抵制卡尔征税的企图，直到帝国摄政下令禁止捕鱼时才收敛。[3]16世纪50年代，帝国试图在荷兰省进一步提高税收，此举在引发荷兰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1572年占领了布里尔港的加尔文宗私掠船队将从海上再度发起革命。阿姆斯特丹一直反对征收航海税，它在1578年加入了起义军，成为众多做出了自觉选择的城镇之一。这种选择反映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商业中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1585年从安特卫普逃来的加尔文宗难民的政治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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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勃艮第省份在革命之前的税收收入显示，后来成为荷兰共和国的北部7省一直是边缘经济体。荷兰省的税收还不到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一半，阿姆斯特丹在尼德兰的出口贸易中只占4%的份额，而安特卫普占了80%以上。革命前，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国际贸易是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供国内消费。荷兰革命改变了这种平衡，阿姆斯特丹从安特卫普的难民手里继承了强大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把这座城市与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连接起来了。新共和国的食品依赖进口，其中包括鱼、谷物和盐，造船和工业所需的重要原材料木材和铁也要靠进口。1585年至1610年间，它与亚洲、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北极地区的商业往来加强了旧有的贸易，它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海权。然而，共和国还有另外一番面目，它地处内陆，从事农业，对暴露在外的大陆边界忧心忡忡，认为不应追随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脚步。[4]这些差异在一个深受地方议程影响的地区非常重要，在这里，各省和城市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特权，革命的几个省份对海洋的关注使它们的排他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国家依赖强大的经济行动者的支持，这些行动者与国家的准君主亲王王室以及土地贵族共享权力。这种包容性的关系把这个新国家与专制的西班牙和法国区别开来：它让资本家分享了权力，资本家利用这些权力，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最终配置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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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和国必须建立在陆地上：取胜的政治意愿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集中他们的资源，接受一个军事领导人，并为一支专业的军队和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提供资金，以便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哈布斯堡西班牙交战，并在人力和经济的消耗战中拖垮它。虽然海军所采取的行动在革命中发挥了有益的支持作用，但它无法保护或保证新国家的领土完整，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只要依靠海军就能确保其领土完整了。1588年，英国击败了无敌舰队，此战对荷兰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他们还要再等60年才能结束独立战争。在1600年到1609年间，陆战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先权和随之而来的费用使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私营企业来提供海军，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陆地战争，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建立一支常备海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它由执政（Stadholder）兼总司令——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 Orange-Nassau）的一位亲王来统治，他是一位介于威尼斯总督和国王之间的战士领袖，亲王也担任了海军上将的职务，但从未亲临海上指挥作战，他把舰队的管理权交给了其他人。执政领导着陆军而不是舰队来保障荷兰的独立。1609年后，连续几任执政都在寻求把这一职位转为世袭的，他们依靠陆军来确保自己的地位。亲王们的抱负遭到了原生城邦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反对，它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海权共和国，用它强大的海军来保障一种和平的商业政策。阿姆斯特丹的海权议程远没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家身份，它一直都只是使共和国陷入分裂的激烈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选择。这些针锋相对的国家概念之间的斗争塑造了17世纪时的荷兰政治，权力从陆上转移到海上，从亲王手里转移到共和国手里，与此同时，海上贸易和帝国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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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主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船舶和贸易主导了经济：超过40%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在海事部门工作。[6]两个世纪以来，共和国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用巡洋舰保护其航运的，它通过税收直接与贸易挂钩。然而，它一直没做到为这支舰队提供充足的资金：减税或逃税损害了税收收入，同时“荷兰社会的分裂特征不断阻碍着全国性的行动”。[7]由7个省组成的荷兰从来没有把海权当成国家的核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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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之前，共和国并不打算获得战略性的制海权，即控制海洋的能力，它没有建立一支战斗舰队来控制海洋，也没有扮演海权的角色，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野心、获取这样的手段，是为了应对英国控制英吉利海峡所带来的挑战，而且是在由阿姆斯特丹主导的共和寡头政权暂时停止执政职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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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到1672年间，摆脱了执政的控制，这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充当了一个真正的海权，在欧洲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大国，以相对包容的政治和海军力量为其特征。战斗舰队的成本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三个沿海省份有意识地选择了海权身份，但四个内陆省份却没有，因此，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海权大国运作的那些年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核心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原生霸权性经济强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于1672年，那是灾难性的一年。法国的入侵让执政和他的陆军恢复了权力，这表明虽然有些迟，但共和国承认了它所面对的战略现实。作为一个领土有限、人力不足的大陆国家，共和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地问题上，尤其是它那漫长的陆地边界，这需要昂贵的固定防御工事和常备陆军，而不是战斗舰队。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为了确保国家的生存，共和国牺牲了海权的舰队，节省出来的经费被用在堡垒、陆军和结盟上。荷兰为了安全放弃了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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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成立的乌得勒支同盟是由7个省为抵抗西班牙而组成的防御性联盟，它奠定了建立共和国的基础。它保护了各省的权利，并把权力委托给一个全国性的议会（States General），即拥有大约25名成员的国务会议，7个省在议会中有着大致相同的代表人数。这种结构反映了革命所支持的旧时结构和权力分离，在一个独特的政治体系中保留了各地的例外主义，把这些省份联系起来的是大家一同抵制西班牙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意愿。从理论上讲，这一制度迫使城市、省份和国家进行谈判和妥协，以促成合理的决策，但荷兰的经济和政治杠杆——主要由它提供给欠发达省份的贷款来担保——使它在整个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制度限制了中央政府的作用，它可以协调，但不能控制各省。与同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同的是，它具有灵活性，可以通过整合不同的利益，特别是维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贸易和税收的复杂平衡来创造稳定。[8]议会在荷兰省和共和国的首都海牙召开，一周中，每天都在对战争、外交政策和联省的税收进行管理[9]。积极的行动需要取得一致同意才能进行。海牙也是执政的驻地。共和国把处于地方寡头集团监督下的代议制与民选国家元首的全面领导结合起来。它还把荷兰省对共和国的控制以及阿姆斯特丹对荷兰省的控制奉为圭臬。在荷兰省政府的19张选票中，各城市占了18张，剩下1张为贵族阶级所有。这种制度促进了磋商和谈判，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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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这个“资产阶级财政军事国家”在1588年实现了有效的独立，创造了第一个现代经济。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和荷兰的海军挫败，使得共和国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减少佛兰德斯私掠船造成的威胁上，它以积极的巡逻、护航和发展保险市场来实现这个目标。封锁斯海尔德河口（Scheldt Estuary）破坏了安特卫普和南部诸省的经济，还阻止了西班牙从海上运送军队。荷兰的私掠船业蓬勃发展，利用了投资机会和可用资本。航海的相对安全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海上贸易上，资金短缺的共和国决定把海外的海军行动委托给股份公司，这些公司将会逐渐发展成近似于国家的商业帝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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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荷兰国家的一个明显表现，荷兰海军反映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一个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在这个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经济和契约方式解决战略和组织问题的社会里，海军是在革命前的护航和渔业巡逻以及1572年的“海上乞丐”私掠船队基础上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它通过控制关键的沿海和内陆水域、输送两栖作战部队、支援围城战、封锁佛兰德斯地区的河流和妨碍西班牙贸易等方式解决战略问题，同时也在执行为商船和渔船队护航的核心任务，商业部门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11]护航费和许可证金的问题在1572年就解决了。对船舶、人员、资金和物资无休止的需求使荷兰海军成为现代早期欧洲最复杂的组织之一，这种经验渗透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在那里，大型贸易公司运营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船队。这些任务需要大量的巡洋舰，其中有许多都是从当地商人那里雇来的，而亚洲和地中海的贸易则需要能够进行战斗的大型船只。许多从出租船只中获利的船东都参加了地方上的海军部委员会（Admiralty committee）。这支由武装商船、私掠船和特许公司组成的“老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海军的残余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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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控制在议会手里，由海军上将（当执政担任此职时）和5个独立的海军分部（admiralty college）负责日常管理。分部制度作为对商业精英之利益分歧的回应，经过20年的发展，于1597年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得到了认可。它一直持续到1795年，因为它使地方上的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当地的税收。[13]有3个分部设在荷兰省，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在鹿特丹，还有一个分部是北荷兰地区共用的，驻地在霍伦（Hoorn）和恩克赫伊曾（Enkhuizen）之间轮换；其他两个分部位于米德尔堡（Middleburg）和多库姆（Dokkum），后者在1645年后迁至哈灵根（Harlingen），它们服务于西兰省和弗里斯兰省，它们的大部分工作是经济上的。掌管海军部董事会（Admiralty Board）的商业精英还参与了大型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和荷兰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管理。因此，“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来支持自己的商业利益，对商业公司来说是利害攸关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享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使此类暴力的权利”[14]。管理护航费和许可证金的征收给了地方商业精英重要的政治权力，并确保了国家会保护他们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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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海军部的商人们用海军护卫他们的商船。在共和国跌回二流国家行列之后很久，它仍然坚持保有用于巡航的海军，这反映出了海事活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平时期的商业保护活动是用地方上缴纳的护航费、发放私掠及与敌人进行贸易的许可证时收取的费用以及向内陆省份征收的进口税来资助的。这些资金从来就不够用，导致4个内陆省份要求荷兰和西兰[15]（Zeeland）来填补资金缺口。在战时，议会会征收额外的税收，并在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市场上举债，用这些钱来向地方上的海军部董事会提供补贴，董事会则会对各省议会进行游说以获得更多资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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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区海军部体系经常被嘲讽为效率低下，但它利用为所有海权共有的贸易和战争之间的联系，在17世纪维持了海军的成功。这些海军部委员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没有原因的：管理它们的人与航运和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北欧最集中的海事资源，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确保了决策的正确性。转口经济最为注重航运安全，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使用的护航仍然是首要办法。[17]护航的重要性高于舰队战、巡航和封锁佛兰德斯港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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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海军的“集体性和制度性”来看，它是一支防御型的海上民兵，“与陆军相比，威胁性较低，但民族性更强”。成功的海军上将会成为民族英雄，出版他们的个人传记和传记合集，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19]然而，水手和海军军官普遍支持奥兰治亲王的派系，而不是“海权派”国家权利党（States Rights Party）。很少有贵族出身的军官。米基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的国家权力政治倾向，以及他与约翰·德·威特的友谊损害了他与奥兰治派的海军上将科内利斯·特龙普（Cornelis Tromp）的职业关系，并在1672年威胁到了舰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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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以前，大多数荷兰军舰都是雇来的小型商船，由少量中型战舰、巡洋舰而非主力舰来加强。海战通常是在没有战术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上就是以接舷战为主的一系列混战，与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ts）为了达到良好的作战效果而强加于陆军的凝聚力和控制力相比，航海技术和精力更受海军青睐。荷兰人将会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方式，17世纪50年代，英国人把荷兰陆军的方法带到了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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